“猞猁狲”考辨

时间:2022-08-29 08:14:31

关于“猞猁狲”一词,不同语文辞书的处理不尽一致。《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辞海》(1999年版)均未列“猞猁狲”词条,前者在训释“猞猁”时也未提及“猞猁狲”,后者在“猞猁”的释义中说明“别称‘猞猁狲”’。《辞源》(修订本,1988年版)、《汉语大词典》(1992年版)则把“猞猁狲”列为主条目,前者未设“猞猁”词,后者将“猞猁”设为参见条目,用“(猞猁狲)又称猞猁”将两条目联系起来。在此问题上,侧重于反映词汇共时使用状况的辞书优先解释“猞猁”,而力图廓清词汇历时沿流的辞书则更关注“猞猁狲”,但后一类辞书中也没有阐明三音节单纯词“猞猁狲”的语源理据。

刘正琰、高名凯先生等编著的《汉语外来语词典》对“猞猁狲”进行了溯源:“一种类似山猫的动物,又作‘猞猁、失利孙、失利、实鲁苏、宿列荪、沙鲁思’。源:蒙silEigtisa(n),silgtisti(n)”。那么,这种动物名称的音译形式大约何时进入汉语?是否还有其他音译形式?书写形式如何逐渐统一?笔者打算作进一步的考证和论述。周士琦先生在《土豹是什么动物》一文中认为:“猞猁及其别名猞猁狲、失利孙、失利等等,均始于清代,它是清代时蒙古语的音译。”这一看法并不确切,我们在明代文献中发现了一些《汉语外来词词典》中未提及的“猞猁狲”的其他音译形式:

1 舍列孙

(1)游击李向日送舍列孙皮十张。(《按辽疏稿》卷四)

(2)海西、建州贡马、貂鼠皮、舍列孙皮、海青、兔鹘、黄鹰、阿胶、殊角,凡八种。(《名山藏》卷一百九《王享记》五)

(3)贡物:马、貂鼠皮、舍列孙皮、海青、兔鹘、黄鹰、阿胶、殊角。(《大明会典》卷一百七《礼部》六十五)

“舍列孙皮”即猞猁皮,明代用以指产自女真族聚居地区的一种动物特产,“舍列孙”很可能根据当时女真人对“猞猁”的称呼音译得来。清代文献中仍可见“舍列孙”(《玉芝堂谈荟》卷二十六),还有与之同音的异形词“舍列狲”:

(4)其贡物有珊瑚、琥珀、金刚钻、花瓷器、锁服、撒哈刺帐、羚羊角、西狗皮、舍列狲皮、铁角皮之属。(《明史》列传第二百二十)

2 失剌孙

(5)女真国谓土豹为失剌孙、,谓鹿为好刺。(《诸史夷语解义》卷下)

(6)失刺孙,即土豹。(《(嘉靖)辽东志》卷九《外志》)

(7)沈氏笔谈云,秦人谓豹为程。至今延州犹然,东胡谓之失刺孙。(《本草纲目》卷五十一上)

(8)失刺孙,豹也,东胡。(《露书》卷九)

这几处明代文献中的“失刺孙”其实也指猞猁。明代常称“土豹”,《本草纲目》和《露书》把它等同于豹,显然混淆了猞猁和分布更为广泛的金钱豹。《诸史夷语解义》明确记载了“失刺孙”为明代后期女真人所用词语的汉字转写。《本草纲目》和《露书》里提到的“东胡”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包括鲜卑、契丹等民族的东胡族系,“乃昔统满洲女真之总名”(《时务通考》卷十九),同样印证了“失刺孙”和女真族词汇的关系。

3 舍里(利)孙

(9)土豹皮,河州出,土人谓之舍里孙皮,可制裘。(《广舆记》卷九)

(10)舍利孙兽:深心期解斗,竟以亡其身。请续《相鼠》诗,相兽犹有仁。(《阳草堂诗集》卷十七)

《广舆记》为明陆应畅所撰,约成书于嘉靖年间,(9)句数次被清代文献如《程赋统会》、《事物异名录》等引用,这段话反映出当时西北一些少数民族和东北女真族对“猞猁”的叫法基本相同。清代文献中多次出现的“舍利孙”在明代后期已被郑郧用作诗题,可见当时这种动物已具有相当的被知晓度。作者在小类名“舍利孙”后加上大类名“兽”。形成类似“麒麟兽”这样的叠架结构。“舍利孙”“猞猁孙”和“猞猁狲”实际上是一个词位的三个词形变体,属于异形词。普通话为区分口语中的“舍利”和“猞猁”,故对“猞”取阴平调。

4 其他

(11)扯里狲御服以为袍(《天工开物》卷上)

(12)乃以白镪五百两、力狲四十皮令义子叫焚襄驰献。(《两朝平攘录》卷三)

“扯”字很少作为音译字被使用,“扯里狲”罕用。“力狲四十皮”即四十张猞猁皮,“力狲”疑为脱漏词语首字。

由此可见,“猞猁狲”的书写形式虽初见于清代文献,但它的许多异形词(广义),包括同一词位的语音变体(舍列孙、失刺孙、舍里孙等)与同一词位的词形变体(舍利孙)在16世纪明中后期文献中已被多次使用。这一现象的社会、语言动因为:明中后期以来,随着猞猁毛皮由北向南的大量传输,指称这种动物的名词在汉语中获得了更高的交际值,而原有的汉词自造词“土豹”中的语素“土”与猞猁毛皮的珍贵特征在语义上似易产生抵牾,这为音译形式的使用提供了较大空间。

“猞猁狲”的产生以及在各种音译形式中“后来居上”,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舍利”在中古时期曾用来指善于幻化之兽(与佛教词语“舍利”同形异义),如“舍利rr,化为仙车”(张衡《西京赋》),“舍利兽从西方来,戏于庭极,乃毕,人殿前化比目鱼,跳跃漱水,作雾障日”(蔡质《汉仪》),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上已出现题为“猞猁”即舍利兽的画像,尽管此“猞猁”非“猞猁狲”,但“舍利孙”“猞猁狲”在词形和语义上无疑具有较强的历史传承性质。二是“猞猁狲”符合罗常培先生所说的“新谐声字”传统,即“就着原来的译音再应用传统的‘飞禽安鸟,水族着鱼’的办法硬把它们写作谐声字”,该传统体现汉语言语社团望字会意的心理,不仅作用于汉语吸收外国语词的文字形式,如“茉莉”“铝”等,也作用于汉语吸收本国其他民族语词的文字形式,“猞猁狲”即为一例。

最后。笔者想对“猞猁狲”的蒙语来源问题做点补充;从典籍记载来看,在“猞猁狲”蒙语词被借入汉语的过程中,明代女真人起到了关键的传播作用,而“猞猁狲”及其变体与满语“猞猁”――silun的语音距离较大。在已有同义名词的情况下,女真人仍常常使用蒙语词称说猞猁,反映了他们受蒙古文化影响之深,也在微观上证明了蒙古语在明代女真族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满文用蒙古语字母创制则是这种地位的宏观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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