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戏剧创作中“妇道"的审美价值取向

纵观中外戏剧，没有一部佳作排弃情爱这一主题。没有女人就没有戏，没有妇道，就没有人对这出戏论道。

《礼记》、《女戒》和《新妇谱》曾经非常普及，是传统社会里有点文化基础的女子的必读之书。中国的儒家文化具有生存哲学的性质，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传统女性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都具有它的历史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其影响通常也具有正负双重性。而中国传统戏曲情节的最大特点也是审美评价与道德评价的统一，劝善惩恶的情节构架和道德人格的理想化成为一种无形的模式。不论是秦香莲的故事还是《打渔杀家》的故事都是在善恶和美丑统一的范围内展开人物的心灵活动和外部动作的。自从五十年代以来，尽管经过“戏改”，国粹京剧和各地方戏曲都没能在根本上超越这个模式。

“妇道一词出现在《礼记》，其中的(曲礼)和(内则)两篇许多有关女子行为规范的原则，是形成后世“妇道”的蓝本。

《礼记》中孝敬父母是整个生活的核心部分。“子媳孝者敬老，父母姑舅之命，勿逆勿怠”(《内则》)。对于儿子娶哪家的姑娘做妻子，由父母决定：媳妇能不能保持她的地位，也由公婆决定。君不见，南宋陆游那首凄惨的《钗头风》以及后来根据他的词创作的戏曲的背景，就出于这样的悲剧情节。

自刘向的《列女传》之后，有一部著名的女性读物《女戒》，它的作者是大名鼎鼎的《汉书》作者班固的妹妹班昭。班昭身为女官，参闻朝政，文学天赋很高，丈夫曹世叔早逝，班昭守寡，续完了兄长班固未及完成的《汉书》中的八表和《天文志》，邓太后当朝，班昭参闻政事，担任汉和帝皇后嫔妃的教师，并且教授过马融这样的著名学者。

班昭的《女戒》教给女性什么呢?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社会学家认为，

《女戒》是“系统地把压抑妇女的思想编纂起来，使它成为铁锁一般的牢固，套上妇女们的脖子”(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书店，1984)。

有着自己的压抑和隐痛的班昭，她《女戒》中的“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及“和叔妹”，两千多年来给女性同胞带来多大的压迫和禁锢?从目前留下的有限资料中，我们仍然可以隐约察觉到这位女文学家的压抑和隐痛，但她为什么要如此作贱自己的同类?这也许就是人的两面性。不知她在冥冥之中作何感想，是否已知忏悔?戏剧大师陈仁鉴的力作莆仙戏《团圆之后》五十年代在全国就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团圆之后》说的是主人公施佾生沉浸在金榜题名、洞房花烛的得意时刻，他的母亲便因二十年私情被新过门的媳妇撞见而含羞自尽，拉开了悲剧的序幕。就因为守寡的母亲在二十年前不守“妇道”，追求自己的爱情，两个自由恋爱的青年男女，迫于封建礼教的压力，偷偷生下了施佾生。妇道与孝道捆绑在了一起，就制造了人间的悲剧。施佾生不能不说他是忠臣、孝子。他不能不忠，他牢记封建的礼仪；他不能不孝，寡母养育之情恩重如山。施佾生不能回避现实，因为“夫权”在作怪，封建道德作蛊，为了保住自己状元的地位，逼妻子承担逼死婆婆“忤逆”之罪，以保全母亲名节、施家门风和自己的性命……她们都是不守“妇道”，触犯了《女戒》，成了“不贤”之妇。陈仁鉴牢牢地抓住这些情节，越是有机地组合，越是有戏，越是动人衷肠、感人肺腑。

女人是什么?女人是与“卑弱”划等号的。女人一生下来，就要时时让她明白，千万不可与男人攀比。为此，班昭引据古人的做法，说是生了女儿，三日之后，要让她睡在床底下，为的是自小就提醒她，要比男人低一等。就因为低一等，

《红色娘子军》才吹出了“妇女翻身求解放”的响亮音符。

清代曾流行过一本陆圻所著的《新妇谱》，陆圻在明末清初时诗文素负盛名，为西泠十子之冠。明亡后，绝意功名，行医卖药于江浙间，颇著其效。《新妇谱》是作者嫁女儿时，专门写给女儿读的，目的是希望女儿过了门，能和和睦睦地过一辈子。有些地方与其说是训女，不如说是解剖男子的心理，“夫者，天也，一生须守一敬字。”要女子一味地顺从，甚至忍辱负重，才是“妇道”。这与班昭诫女的宗旨相似，也称得上深谋远虑、明哲保身的处世之道。

在己故戏剧大师陈仁鉴的笔下，也有不守“妇道”的女子，就是粉碎“”后红遍大江南北的戏曲《春草闯堂》中的春草。春草这样的丫头，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本来是居于被侮辱与被损害地位的人物。她为了伸张正义、挽救一个无辜的好人――打死同僚儿子的凶手薛玫庭。她先是出于对义士薛玫庭的关心，冒冒失失地闯进胡知府办案的公堂，与坐镇在堂上监审的尚书夫人唇枪舌战，据理力争，打乱了审案程序。当她看到胡知府认势不认理，要对薛玫庭动大刑时，忽然急中生智，冒认薛玫庭为相府姑爷。这一冒失的举动，一方面出奇不意地镇住了对手尚书夫人和知府胡进，使得薛玫庭暂时得救；另一方面又带来了新的危机。回去如何向小姐交待?破绽一旦败露，薛公子性命又如何保全?……春草经过一段时间的冥思苦想，创造了改信、送婿、认婿等令人可信，又令人忍俊不禁的人间喜剧，证实了“卑贱者最聪明”的哲理，对“女子无才便是德”也是莫大的讽刺。

王仁杰的梨园戏《董生与李氏》，说的是彭员外临终前嘱托友人董生监视妻子李氏。彭员外死后，董生相当忠实地执行着朋友的嘱托，但这位从传统道德观念看来是相当纯洁的文人，在异性的青春和生命力面前感到某种诱惑的困扰，让道德理性与他自己人的生命的礼教在互相交锋的反复进程中，主人公发现了自己的生命冲动和他所执行的任务之间的矛盾。不守“妇道”的李氏，服从了自己的生命力量，让那礼教教条在堂皇外表下显得分外荒谬和腐朽，这种腐朽性还因为彭员外的自私和凶残显得更恶劣。李氏挣脱了封建枷锁，追求新的生活，为董生的“监守自盗”，创造了“机会”，赢得了纯洁的爱隋。

“为妇道就应该四德三从”，这是古代剧《咬》的一句唱腔，主人公卞希人从小受到寡母的溺爱，就因为“三从四德”这一“妇道”，使寡妇“夫死从子”，怂恿儿子为非作歹，以致卞希人从小偷小摸演变成为江洋大盗，到了刑场才想到临死前吃老娘一口奶。母亲被儿子咬下，痛楚万般之际才感悟到是母亲的“爱”，才使儿子成为刀下之鬼魂。卞希人恨母亲，母亲又去恨谁呢?不就是班昭的“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所导致的牺牲品吗?

“风在上，龙在下”也许就是慈禧太后对“妇道”的叛逆，但她只解放了自己，没能，也不想去解放普天下的妇女。尽管她放纵了自己，但始终却不愿意放纵他人。她对自己可以“自由化”，对别人还是“马列”。她对女人的“马列”也还是传世不衰的“妇道”。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首先是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发生很大变化，其次是现代小说和影视对人的心灵的探索在许多领域中早已不但突破了传统的僵化的道德原则，而且就现代道德角度来看，对人物审美的探索在很大程度上扩展到了道德的规范和情感的自由相互错位的领域中，而不是完全局限在二者完全同一的范围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八十年代初期路遥的《人生》被改编成电影以后引起的轰动。主人公高加林到了城市工作之后抛弃了农

村里曾经有恩于他的巧珍。但是高加林并没有被当作陈世美而是作为一种新人来处理，而巧珍，也不是秦香莲的再版，也没有秦香莲那般的悲惨遭遇，广大观众也接受了这样的处理。

就在这一点上，表现了当代文艺的审美价值观念的发展，传统的戏曲文学也以新的审美价值观念重新审视。在人的心灵的理解和探索方面，吸收了多方面的学术成果，包括二十世纪的性心理学和文化学，检验传统的道德准则，推动着新的道德和审美心理规范的重建。

福建的戏曲文学在这一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在传统戏曲中，人首先是道德和义务的体现者。而在当代一些有作为的剧作家的笔下，人不但是社会义务和道德的载体，人的许多自然的生命冲动，常常是作为恶的某种根源的，而这种恶又是很容易在艺术上用行为丑来加以表现的，无条件的克制、扼杀、乃至麻醉，根绝这种生命的冲动又常常作为美的精神而被赞美，然而在《董生与李氏》中，这种传统的模式被动摇被冲破了。《董生和李氏》是近年在中国剧坛颇有影响的剧作家王仁杰的大作，还有他的《皂隶与女贼》也是不可多得的佳品。女贼也是“妇道”的反叛者，她在被皂隶押解的路上，夜宿破庙，孤男寡女的情感纠葛；在路边小店曾受过女贼“偷”富济贫恩惠的店家夫妇为报恩麻翻了皂隶，让她重归绿林。然而，在皂隶无法交差，公堂受审之时，女贼却领“罪”来了。女贼是好贼，是不守“妇道”的好女子。你说她的美德美在哪儿?美就美在她挣脱了封建传统道德的枷锁，反叛社会，追求世间美好的东西。

中国古老的阴阳学说中，十分重视“以柔克刚”的力量。对于以人际关系为第一成功因素的社会来说，女性拥有的，经过数千年传教的特有素质――柔弱，又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班昭时代的女性性别自我提示是女性处于依附地位的一种生存方式，那么，现代的性别提示又是为了什么呢?

虽然《礼记》《女戒》和《新妇谱》在现今的书市上，已没了它们的热心读者，但“妇道”的阴瑰没有因没了读者而销声匿迹。千百年来的传统道德观念，不是扫帚一到，灰尘就会自动消失。在当今社会，包“二奶”养“二妈”屡见不鲜，而这些包养者却要自家的妻子儿媳守“妇道”，最好还是“男女不杂坐”、“叔嫂不通问”、“诸母不漱裳”，继续维护着冠冕堂皇的“道德秩序”。君不见，就眼下铺天盖地的广告和商业推销也在不断提示男女性别的差异。提示的结果至少有一方面是负面的，这就是在相对平等的条件下，女性又主动放弃了自己好不容易挣得的机会和权利。摒弃“妇道”吧，这不只是让文艺界去死命折腾，去演绎那些让女人们哭、让痴情者笑的故事，等她们哭完、笑完又麻木了。关键是女人们要为自己生命的璀灿去抗争，去收获应该获得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