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岳生 从历史的弯道走来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上，大概不会有这样传奇的公路：立下赫赫战功，被美国士兵铭记，令日本人切齿，后来却一度“像是从地球上消失了”。

几十年后，当它重现在世人面前，人们才发现它的设计者邹岳生半生坎坷的命运，几乎与之遥相呼应。

2015年，邹岳生“破格”荣获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勋章，而此时的他已经辞世五十多年。

一个人、一条路、一段历史的消失与重返，三者交织，让这段往事充满神秘色彩。

一幅老照片破译之后

“二十四道拐”全长约4公里，位于贵州省晴隆县。抗日战争期间，这条在倾角约60度的山坡上以S型蜿蜒的公路，成为国际援华物资输送前线的咽喉要道。1944年，“二十四道拐”在援华美军和中国工程师及当地民众的配合下，改造、加固，成为“史迪威公路”惟一的形象标识而彪炳史册。

邹岳生正是这条公路的设计师。

2009年，邹岳生的嫡侄邹人倜第一次站在美军当年拍下“二十四道拐”珍贵照片的地点，也是抗战学者戈叔亚几十年后爬上的令他激动不已的制高点―晴隆山巅。眼前的“二十四道拐”气势磅礴，逶迤曲折，让年逾古稀的邹人倜震撼不已。

“大伯父生前很少回忆这段历史，但每次重走‘二十四道拐’，我都能感受到他当初的巧思和修筑的艰难。”邹人倜说。

1945年3月26日，美国通信兵第164照相连随军记者约翰・阿尔贝特从重庆去昆明途经晴隆，被“二十四道拐”的奇观吸引。两位当地住民引领着他，到对面的山顶上拍下了一幅纪实照片―在并不遥远的壁立山体上，盘旋而上的公路从山脚到山顶共有12个“S”形弯道，像蛟龙腾空，与云霄共舞，数十辆运送军用物资的卡车，沿着接二连三的弯道缓慢蛇行。该照片首次刊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的封面上，标注为“中国境内史迪威路之二十四道拐”。

照片突出山体的厚重与汽车的渺小、路面的迂回，以及峭岩的壁立，让人能体察到马达的与荒谷的静谧，感受到战争的沉重和道路的曲折！

但由于照片落款语焉不详，给后人带来了辨识的难度。

抗战胜利后很长时间，“二十四道拐”都被人误以为是在滇缅公路的云南某处。1997年，为了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云南研究二战史的专家学者和电视台记者拿着美军当年拍下的老照片寻找“二十四道拐”，走遍滇缅公路的沟沟壑壑，遍寻云南，甚至缅甸，始终找不到它的踪迹。

“二十四道拐”就像是从地球上消失了！

2001年底，云南学者戈叔亚通过互联网获悉，一本介绍当年滇缅作战写真集的编辑、日本作家森山康平说，“二十四道拐”可能在贵州。戈叔亚迅速赶到安顺，地毯式搜索“二十四道拐”的蛛丝马迹。安顺市公路管理局的一位同志告诉他：“好像在黔西南州的晴隆县。”几经辗转，戈叔亚终于从一位跑长途客车的老师傅那里得知，“从晴隆出去往昆明方向一公里处……”

2002年3月1日，戈叔亚风尘仆仆赶到晴隆。他没想到，连街上开三轮车的小伙都知道“二十四道拐”。他迫不及待地雇了一辆三轮车，终于找到了朝思暮想的“二十四道拐”。为了在同样的角度拍摄和老照片完全一样的照片，他爬到对面的山巅，定格了又一幅历史性的照片！

“消失”五十七年的“二十四道拐”，被戈叔亚花了八年时间终于重新找到。《羊城晚报》首家披露《世界闻名的二十四道拐原来在贵州》，消息很快传遍国内外。

让戈叔亚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破译的这张老照片，不仅修正了一个五十七年的谬误，也揭开了一段隐藏多年的家史。

一个家族的苦苦寻觅

2005年秋，在西安工作的邹人倜到北京出差，在王府井书店，他无意中看到由邓茜与陈亚林合著的《历史的弯道》一书，其中提到“二十四道拐”的设计者“周岳生”，他立即意识到，这一定就是自己失踪多年的大伯父邹岳生。

邹人倜当即与堂兄邹人杰（1921-2011年，邹岳生之子，原上海同济大学教授）联系，经过一家人多方查找档案和资料核实，晴隆县政府最终确认“周岳生”确系邹岳生之误，并予以更正。

邹人倜是邹岳生六弟邹峤生之子，今年已经78岁。他一直记得，伯父邹岳生一生从事公路、铁路建设，曾经主持或参与修筑了十余条公路，被誉为“公路巨子”，“”时不堪受辱，失踪离世。当时正值青年的邹人倜还沉浸在“”的热浪中。

邹人倜永远忘不掉伯父离家出走的那一幕：“1966年9月10日，大伯父离开咸阳火车站，我的二哥人侠送他时，两人抱头痛哭。可我当时在日记里写着，‘我们要跟着文化革命的旗手’。那时我已经28岁了，但似乎不如现在18岁青年的智商，所以我一直怀着十分内疚的心情。大伯父在对人世间绝望且走投无路的时候，我当时正在振臂高呼造反有理。”

几十年后，当邹人倜探寻伯父的人生轨迹，得知伯父对中国抗战做出重要贡献时，便萌生了了解伯父、走近伯父的想法。他一次次到伯父设计修建的抗战公路探访伯父的足迹。贵州省黔西南州的小县城晴隆，是他多次重返的目的地之一。

“二十四道拐”始建于1935年秋，邹岳生被国民政府行营公路处任命为黔滇公路主任工程师兼总段长。黔滇公路最典型的路段当属安南（1941年后改名晴隆县）鸦关的茶马古道段，山坡60度，直线距离350米，高差260米。要在这里修筑一条公路，谈何容易！但邹岳生毕竟是北洋大学高材生，已在江浙地区积累十年的公路建设经验。经他三次精密测量，多个方案比较，最终修成一条长达4公里，拐了24个弯的公路。由昆明方向来的车，在这条7米宽的路上左一拐右一弯，蜿蜒曲折盘旋而上，煞是壮观！

邹岳生的儿子邹人杰青年时曾两度穿越“二十四道拐”，他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第一次是1942年冬，我从浙江大学龙泉分校赴昆明寻父。战火纷飞，道路险阻，几经辗转好不容易到达贵阳，又好不容易搭上一辆返回昆明的大卡车……过了晴隆县城……眼前突然出现一道奇异的景观：路面来回盘旋，左拐右弯，宛如苍龙夭矫，蜿蜒而下。”

“伯父一生最痛心疾首的，莫过于亲眼见证即将建成的滇缅铁路在一片爆破声中化为烟尘。”据邹人倜介绍，滇缅铁路功亏一篑后，为保障国际通道畅通无阻，国民政府当局决定另修中印公路，邹岳生所在滇缅铁路西段工程处奉命入缅抢修中印公路，工程队已在缅甸密支那、孟拱安营扎寨，而此时远征军在缅甸遭遇惨败，十万大军除一部分撤至印度，大部分经野人山逃回国内后仅剩四五万人。而在密支那的中国筑路工程人员失去护持后，也经野人山逃回云南，邹岳生险些命丧野人山！

缅甸归来，滇缅铁路工程局编制撤销。1942年7月，邹岳生被调至军事工程委员会，先后任委员、副总工程师，负责修筑羊街军用机场，以后又陆续修筑云南罗平机场、桂林、柳州、南宁及江西新城机场。修筑新城机场时，陈纳德将军提出要求，要确保能为B-29型轰炸机提供起降保障。

那时没有重型设备，跑道路基只能用直径1.8米的石碾辗压，连水泥这么重要的建筑材料也常常不能保证。当时国民政府一共计划修建72座机场，其中包括47座军用机场，邹岳生就负责修筑了其中的6座军用机场。

从1942年起，陈纳德将军领导的空军多次从这些机场起飞执行对日军的轰炸任务，这些基础工程的建设，帮助美军在对日作战中夺取制空权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邹人倜看来，邹岳生主持或参与修筑的这一系列基础工程，对保障抗战援助物资供应，以及打击日本空军力量，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元老于右任曾给邹岳生写过一副对联：“高松来好月，大略展雄才”，以赞扬他为抗战做的贡献。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一直承担由西南向前线运输物资的“二十四道拐”逐渐归于沉寂，从此深藏大山不为人知。

解放战争后期，邹岳生谢绝了一些上司、好友让他前往台湾甚至美国的劝告和邀请，坚守岗位，把他所掌控的浙赣铁路南春段完好地移交给军管会，还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南昌赣江浮桥的建造任务，受到部队首长表扬。

新中国成立后，邹岳生被调任上海铁路局正工程师，继而调至铁道部，担任湘黔铁路测量总队总队长和集白线第二测量总队总队长之职。“镇反”时，他的历史交待获得通过，铁道部军代表在大会上宣布了宽大免究的处分。

可是，正当邹岳生准备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国公路、铁路建设时，“三反运动”的到来，给他的命运蒙上了一层阴影。虽然受到了不公待遇，但在“”之前，邹岳生在子侄的悉心照料下还能到处走走，与兄弟、儿孙、子侄以及老同事见见面，叙叙往事。空闲中，还在侄儿人侠居住的咸阳国棉二厂附近村子里，用铁锹和煤渣修了一条一公里多的像模像样的乡村公路，村里人见到他，都竖起大姆指向他致敬。

邹岳生甚至还在学习俄语，研读俄文版铁路桥梁专业书籍，他还有一个梦：亲自设计一座铁路桥梁。

然而，在随之而来的“”风暴中，邹岳生因历史问题，被无端地剥夺了公民权和居住权，他彻底崩溃了，一个人悄悄背着简单的行囊，孤零零地登上东去的火车，从此杳无音讯，至今不知鹤飞何方。

一座永恒的纪念碑

“二十四道拐”竣工通车六十六年后的2002年，戈叔亚找到了“二十四道拐”，他满含泪水，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来。凝固在老照片上的历史从此“复活”，轰动世界。

“我把这张照片给了很多外国朋友看，那些美国朋友第一句就是，戈，你告诉我，这个二十四道拐在云南滇缅公路的什么地方？我就说这不在滇缅公路上，是在贵州。我告诉了很多日本兵，日本兵马上就傻掉了，因为日军当时到缅甸和云南作战，就是为了切断这条路，他们也一直认为这条路在云南，不理解怎么会在贵州？”戈叔亚回忆说。

2013年，晴隆县政府在当年约翰・阿尔贝特拍摄照片的地方，修建了“二十四道拐”观景台。每次站在这里，邹人倜都会想象：长长的美军十轮大卡车队，沿着这条呈“S”状转弯的陡峭山区公路，从幽深谷底翻越险峻，缓慢爬行运送着物资，那该是多么壮观的景象！

看了由邓茜和陈亚林合写的《历史的弯道》，为了正本清源，邹人倜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大伯父的名字准确无误地写进这段历史。他先后多次去国家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档案馆、重庆档案馆、贵州档案馆、四川档案馆和江西档案馆以及上海、南京、西安、贵阳图书馆查阅资料，共获得百余页档案资料。基本上弄清了伯父一生的生活轨迹。

邹岳生的名字在消失了几十年后，重新回到了历史的记载中。

2015年12月3日，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邹人倜在北京领到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破格”颁发给抗战公路“二十四道拐”设计师邹岳生一枚编号为2015002707号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章。“这枚勋章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无限的安慰。伯父在天之灵也能安息了。”邹人倜说。

此后，邹人倜又开始为“二十四道拐”申遗而奔走，在他看来，“晴隆‘二十四道拐’是最能代表中美两国人民和军队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一个典范。整个的史迪威公路两千多公里，就找了‘二十四道拐’作为它的形象标志，而且‘二十四道拐’在全世界都有名。”

今年是“二十四道拐”通车八十周年，也是邹岳生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晴隆县计划塑一尊邹岳生铜像，立在“二十四道拐”的入口处，供过往人们赡仰。对这位杰出的土木工程师来说，这将是一座永恒的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