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农业人口对辽塞外的迁移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8-0000-01

人口与经济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分析辽代迁入塞外的人口对辽本土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一个历史问题。同时对于中国目前复杂的人口问题而言，它也是个现实问题，或许能够给当代的发展一点启示。

一、人口与经济的关系

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不能简单地单向地来看。实际上，人口与经济两者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也即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方面，人口多从某种程度上讲，可利用的劳动力也就多了。自然，经济的发展就有了以劳动力为基础的潜在资源。同时，人口多又为生产活动提供了更大的消费市场。刺激消费、鼓励生产，是我们国家发展经济的一项强有力的政策。这些影响都是站在人口平衡的角度上去考虑的。需要注意的是，人口也能给经济发展带来负面的，甚至是致命的影响。人口过多或者过少，就会产生劳动力的过剩或者短缺。而市场的扩大也有可能导致消费过猛而产生通货膨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欧美国家的通货膨胀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人口与资源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人口少而资源多，会产生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的现象；人口多而资源少，则又使得资源的承载能力下降，阻碍经济发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人口与资源的比例是否协调是决定人口成为经济发展正面因素与否的首要因素。反过来，经济同时又影响着人口的发展。如经济发展对人口数量、素质等的影响，本文主要讨论人口施加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不做叙述。

上个世纪，在“人多力量大”观念的影响下，我国的人口迅速增长，这确实为当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助力，然而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马寅初先生就做过精辟的分析：“在一穷二白的中国，资金少，人口多，把人民组织起来，利用它作为一种资源，不是没有好处的，但不要忘记亦有人多的坏处。人多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我的新人口论主张保留它的好处，去掉它的坏处；保存这个大资源，但去掉这个大负担。方法是提高人口的质量，控制人口的数量，因为提高人口的质量等于增加人口的数量。”①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区分一下人口与人力资源的概念。人力资源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拥有的可用于生产活动的潜在的劳动生产力。从广义上讲，所有人口都可以成为人力资源。但是经济学上所讲的人力资源，则是指能够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社会经济活动的劳动人口，它并不是所有的人口。而且也不能简单的把人口众多等同于人力资源丰富。这里的人力资源，仅仅是一种潜在的劳动生产力，而非现实的劳动生产力，它需要经过教育、培训、训练等一系列的开发过程，才能够转换为现实的劳动生产力。②

人力资源显而易见的特征是，能动性、动态性、时效性、可再生性等。我们这里所强调的特征，是指作为“资源”的人力，必须首先是有经济价值的，这种经济价值不只是传统的、古典意义上的人口出生后到成为劳动力以后所具有的体力劳动，而更为重要的是人力资源的智力、知识、技能的经济价值。人力资源的优势，如果得不到利用，又如人力很多、人口很多、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就会受到限制和阻碍，人力不仅会失去资源意义，反而会成为巨大的负担。经济发展受多种力量推动，其中人力资源的开发，即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推动力。③

二、辽代迁入塞外的人口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

辽代迁入塞外的人口以中原人口和渤海人为主。大规模地以战俘形式迁居中原人口和渤海人至辽本土主要集中在辽太祖到辽圣宗六朝，前后持续约有一百年的时间。迁居人口对辽本土产生重大影响的，又以辽太祖至太宗会同元年。因为，这时期的中原人口和渤海人主要被迁居在辽本土的上京附近。而后，人口迁居的位置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太宗会同元年之后，人口主要迁居至燕云十六州地区。这部分地区处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中间地带，农业也有了很好的发展，迁入的人口对其产生的影响有限。

宋辽对峙时期，中原的农业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农业技术也是比较先进的。而居住于今东北地区的渤海人，由于地理位置的便利和条件的优越，较早的接受了中原的农业文明，其农业发展相对比较先进。农耕与游牧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并且存在着一定地域上的分野，然而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农耕与游牧两种文化完全的割裂开来。移民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两种文化接触与渗透的外来促进因素。辽代对塞外移居的中原人口与渤海人口，直接促进了塞外农垦区的形成。这一点，北京大学韩茂莉教授在她的《农业人口的迁入与辽塞外本土农垦区的形成》一文中作了全面的分析。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这部分人口对辽代经济发展的作用。

首先，可以做这样的推测，辽在定都上京之后，辽本土地区的人口数量是不多的。因此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基本上都是把掳掠的中原人口以及渤海人口迁往上京临洮府附近。这部分人被迁入后，立刻就充实了辽本土的人口数量。按照上述的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同时也就增加了大量的劳动力，缓解了辽本土劳动力缺乏的压力，为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硬实力。

其次，前面已经叙述过人口与人力资源的区别。所以可以对这部分迁入人口做一个定性分析。这部分迁入辽本土的农业人口，由于长期从事农业生产，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已经经过了一定的训练，可以直接投入到生产活动中而产生经济效益。也就是说，他们所具备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体力资源，还具有从事农业生产的技术等经济价值。可以说，这部分人口，已经不止升级成为人力资源，而是升级到了现实的劳动生产力。这样的资源对于农业发展的作用是显然易见，而在以农业立国的中国封建时代，农业的发展基本上可以等同于经济的发展。

再次，从消费的角度来看。人口增加了数倍之多，其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需求量也增加了。这就是上面所说的，人口的增加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消费市场。封建时代虽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并不就是说商业的发展始终停滞不前。如果那样的话，又如何会在明朝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呢！因此，这部分的迁入在促进辽本土农业发展的同时，也间接带动了商业的发展。

最后，中原人口与渤海人口的迁入，使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更加紧密而频繁的接触，加强了两种文明的传播与渗透。从经济发展资源的角度去看，文化是一个地区发展的软资源。不管是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以及二者接触后产生的新的文化，都有可能被利用成为经济发展的助力。魏孝文帝改革，从某种程度上说，是革除了一些旧观念，接受了一些新思想，才使得国富兵强。

反过来分析，辽本土人口不多，但辽控制的地域却比较辽阔，可以说是地广人稀。这部分人迁入后，非但没有成为阻碍人口成为对经济发展起正面作用的制约因素，反而更加有利于当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也就是说，人口与资源的比例不平衡的现象不存在。更不会有所谓的劳动力过剩的现象。因此，这部分人对辽本土经济的发展基本上起的是正面的推动作用。

在这大规模移民的一百余年时间里，是契丹人从原始部族向封建社会转化的重要阶段。社会的发展固然有其内在的因素，但是外在的推动力也是不可或缺的。辽的几次移民潮，其作用甚至可以上升到直接促进了辽代经济形式的转型和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今天的中国，人口多而压力大。因此，在人口的协调中，我们国家引入了生态移民的概念，并且付诸了实践。分析古代重大的移民潮，对解决中国当代的人口问题，是有所帮助的。

注解

① 《马寅初经济论文选》第77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3月

② 《民族经济学》庄万禄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3年7月第1版 第136页。

③ 《民族经济学》庄万禄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3年7月第1版 第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