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音乐选秀节目中的狂欢化现象

【摘 要】本文以2013年选秀大季中的电视栏目《我是歌手》、《中国好声音》、《中国梦之声》和《快乐男声》为研究对象，从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视角分析此类音乐真人秀节目的特点，主要从评审、参赛者和歌曲三个方面剖析这些节目在制作和传播中呈现的狂欢化特色及这种狂欢化所折射出的社会心理，以及这种现象所带来的传播效果。

【关键词】音乐选秀 狂欢化

在2012年《中国好声音》迅速蹿红后，各大卫视都摩拳擦掌，准备在2013年制作出可以与《中国好声音》比肩的高收视率音乐选秀节目。首先，是湖南卫视在2013年开年与韩国MBC电视手引进顶级歌手竞赛真人秀节目《我是歌手》，为湖南卫视“领SHOW2013”奠定开篇之作，随后上海东方卫视制作大型音乐选秀节目《中国梦之声》，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第二季开播，湖南卫视的传统优势节目《快乐男声》相近开播等等，2013年夏天各大卫视联手在中国电视市场刮起一阵音乐选秀节目的风暴。在这些层出不穷的音乐选秀节目中展示出各式各样的娱乐狂欢现象。正是丰富多彩狂欢化的呈现，使得音乐选秀节目在2013年的中国电视市场独闪光耀。本文从狂欢化的视角出发，解读这四档电视栏目在娱乐狂欢中的体现和影响。

一、评审权力的颠覆

巴赫金把狂欢生活当成生活的“第二世界”。第一世界是有序的、有节制的生活，巴赫金称之为“日常的生活”。在日常的，即非狂欢节的生活中，人们被不可逾越的等级、财产、职位、家庭和年龄差异的屏障所分割开来，是有等级划分的生活。①就拿音乐来说，在第一世界中，专业歌手肯定在音乐的选取和评价上有绝对的主导权，但当今的音乐选秀节目正是在一步步的颠覆专业音乐人在选秀节目中的主导地位，去年《中国好声音》的走红，很大程度上来自其赛事的创新。随着电视音乐选秀节目的增多，观众对已有的评委点评参赛选手的模式已经厌烦，但《中国好声音》却别出心裁的将“导师制”替代“评委制”，弱化了竞争意味，让选秀的舞台瞬间变成了一个学习的“教室”，唤起人们对学习知识过程中的温暖回忆，让心与心的距离贴得更近。②更重要的是，《中国好声音》的环节设置，让具有权威的导师从“神坛”上走下来，随着导师转椅的瞬间，权力便完成了倒置，优秀的学员往往获得不止一位导师的青睐，而学员此时就有权利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导师。这种导师与学员的互选增强了节目在权力上的颠覆性，更多人在节目狂欢中感受到精英与大众平等的体验。

巴赫金还说：“民间文化的第二种生活、第二个世界是作为对日常生活，即非狂欢节生活的戏仿，是作为‘颠倒的世界’而建立的。”严肃性是处于统治状态的第一世界的外在表征。而狂欢创造了一个“颠倒的世界”。狂欢世界脱离常轨，是同现实世界相悖的“反面世界”。③今年湖南卫视的开年之作——《我是歌手》，将这种权力颠覆展现得更淋漓尽致。《我是歌手》在节目设置上有三大核心，分别是歌手、专家顾问团以及五百位成员组成的听审团，歌手倾情演唱，观众则仅凭借当时的听感来判断是否选择他或她。这种节目设置，给观众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狂欢，他们不再是真人秀节目的竞争者和表演者，现在他们可以成为这些节目的主导者，他们不仅可以看到各大牌歌手的激励竞争，还可以在场下评判这些表演的特色，甚至决定明星的去留，这种设置将比赛的决定权由精英过度到大众手中，甚至在比赛中代表精英阶层的歌手要想办法取悦广大观众以使得自己不被淘汰。

所以，如果说《中国好声音》是让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在舞台上真正实现了一次自由与平等的交锋，重构了电视话语格局。那《我是歌手》就是让大众话语第一次在电视上主导了精英话语，在最后的决赛中，《我是歌手》不仅仅凭五百位“知音听审团”投票，而且将电视机前观众的短信支持也计入在最后的决赛结果中，实现了节目权力的彻底倒置。

二、参赛者的全民化

巴赫金多次指出狂欢节是全民性的，认为“全民性是狂欢节的本质特征”。④巴赫金说：“人们不只是做狂欢节的单纯旁观者，反倒是（暂时）生活于其中，并且所有的人都是如此，因为就理念而言这是全民的。狂欢期间，所有的人除了狂欢节的生活之外便无其他生活，因为已超越生活界限，人们就无从离开狂欢节。在狂欢节期间，人们只能按照它的规律，即按照狂欢节自由的规律生活。”⑤也就是说，少数人的参与无法构建狂欢，狂欢需要绝对庞大的参与人群；在山呼海啸的狂欢节中，所有人都被裹挟在一起制造着狂喜、成功、英雄、庆典，所有人都呈现出集体无意识的特征，所有人都对周遭发生的一切深信不疑。这一点在2013年《快乐男声》海选和《中国梦之声》上格外突显。《快乐男声》在北京、广州、杭州、成都、西安、长沙和香港设立七大赛区，从赛区设置上可以看到，《快乐男声》的赛区不仅仅包揽了经济发达地区，也照顾到经济相对落后的赛区，这样不仅仅是给生活富裕的人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也给许多有音乐梦想的底层百姓一个展现自我的机会。并且在节目剪辑时，对唱山歌的大爷、创作民谣的农民等表演毫不避讳，给他们曝光的机会。从参赛者来看，有学生、流浪歌手、酒吧驻唱、农民工、教师、个体户等等，可以看出，快男在全民化的狂欢上做的是很不错的。

但相比之下《中国梦之声》在对弱势群体的关爱上比《快乐男声》更胜一筹。在《快乐男声》中，那些弱势群体的表现往往是滑稽可笑的，不过两轮就会被淘汰。但在《中国梦之声》中，由盲人歌手岳雷、农民歌手郭帅和邓小坤组成的星光合伙人组合却将弱势群体的歌唱天分展现得淋漓尽致。他们不曾与其他选手一样受过正规的声乐训练，也没有想一夜爆红的功利心，这样一个组合，只是在喧嚣的音乐选秀节目中带来弱势群体的一声呐喊——别忘了，我们也有个音乐梦！星光合伙人组合的出现，打破了平常选秀节目中农民滑稽的表演模式，他们独特的嗓音和背后与众不同的故事打动了许多观众，也为这样一场全民狂欢的盛宴留下自己惊鸿的一笔，给更多社会底层的观众一种体验感和参与感。

三、对经典歌曲的解构

当今的音乐选秀节目中，选手在选歌时十分忌讳唱烂大街的口水歌曲，倘若要表现出自己的与众不同，选手往往选择改造经典的流行曲目或者直接选择无人问津的民间创作歌曲。这样的选择也变相的折射出参赛者和观众对流行歌曲去中心化和反权威的心理状态。

巴赫金认为，狂欢打造的是一种“怪诞”而又“去中心”的“广场文化”。狂欢的广场没有高耸入云、让人感到咄咄逼人的西方塔形建筑，也没有层次分明、让人感觉等级森严的中国庙宇。广场平坦、没有吸引人眼球的“中心”。人人都是对话的“中心”和“权威”。每个人都在广场上休憩、聊天、狂欢，亦庄亦谐，纵情玩乐，放纵本能。⑥这种去中心化，在选手对歌曲的改编上尤为凸显。无论是在哪一档选秀节目中，有才能的参赛选手都尽力通过改编知名曲目，融入更多自己的音乐元素。比如，在《中国梦之声》12进10的淘汰赛中，何大伟将《黄土高坡》与英文歌《American Boy》相结合，侯磊将宁夏民谣与经典英文歌《Yellow》相结合，都给观众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正是因为受众在观看时具有强烈的猎奇心理，选手在这种心理驱使下都竭尽所能展现出自己与众不同的一面，希图通过对歌曲的改编让观众能迅速记住自己。而这些对传统经典歌曲的解构，都迎合了观众猎奇和反权威、反经典的心理。

其次，在众多选秀节目中，选手别出心裁的选歌也帮助观众注意到那些未曾被权威肯定的民间创作歌曲，最典型的是《快乐男声》中坐立演唱的《董小姐》和《中国梦之声》中许明明演唱的《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前者因为美妙的旋律和触人心底的歌词而迅速串红，后者则是因为荒诞滑稽的歌词而流行开来。原本这些民间具有张扬个性的音乐作品只得到小众的传播与欣赏，但当有选秀歌手通过电视这个平台传达出去时，这些歌曲就刮起了一阵流行旋风。当今许多娱乐圈内的歌手发片、发曲都不能引起广泛关注，但这些略带市井气息的音乐作品却能得到受众的一致好评，其原因是这些歌曲是由民间歌手创作，且歌词又描绘着普通人的心理或能带来娱乐的，所以观众都十分乐意并参与这些歌曲的传播中来。在观众的眼里，这样的音乐选秀节目没有真正的权威，什么样的歌曲都有可能成为流行，只要乐意创新，能够迎合观众猎奇心理的都是好的歌曲。

所以，从这三个方面可以看到，在今年的音乐选秀节目中，各大卫视都出“奇招”，通过不同形式狂欢元素的设置来抢分受众市场。但在这些喧嚣的狂欢声背后，节目制作人和观众也应该反思。毕竟这样的狂欢只能存在在虚拟的电视节目中，正如巴赫金所说：“狂欢节是一种全民性的、大众性的生活常态‘倒置’。”人们终究要回到现实，不可能永远沉浸在狂欢之中。狂欢节之外，体制化的严肃的生活才是常态的生活；而在狂欢节之内，非体制化的、快乐的（这些在平时被视为非常态的）生活，才暂时被允许当作“常态”的生活。狂欢表现的其实是与真实生活对立的一面，是脱离体制、脱离常规的非常态。它塑造的是一个虚拟的小生态环境，申张的是常态下被视为异端的价值取向。⑦大众可以狂欢，但不能过度狂欢，此类选秀节目只能作为日常生活中一味调节剂和减压阀，不可在各种选秀节目中迷失自己的价值取向；电视媒体则应该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选秀节目中弘扬真正的中国大众音乐文化。

参考文献

①③⑥[俄]巴赫金 著，兆林、夏忠贤等译：《巴赫金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②赵红勋、赖黎捷，《中国好声音缘何造就收视奇观》，《传媒观察》，2012（11）

④[美]德弗勒、[英]丹尼斯 著，颜建军 等译：《大众传播学通论》，华夏出版社，1989

⑤[加]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4

⑦陈涵、罗梦、沈穷竹，《浅析当前电视文化语境下选秀节目的狂欢特性》，《大众文艺》，2009（9）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