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语焦虑源问卷试用报告及其与应对方式的相关研究

【摘要】 目的 调查大学生英语口语焦虑现状，探讨应对方式与口语焦虑的关系模型，为英语口语焦虑的干预服务。方法 使用自编英语口语焦虑问卷和肖计划修订的应对方式问卷调查了567名大学生，所有数据用SPSS 12.0和AMOS 4.01进行分析，使用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模型建构等方法。结果 ①大学生口语焦虑总分呈近似正态分布，偏度值为-0.503；②口语焦虑源问卷各因素得分与总分在性别、专业性质、年级、生源地等4个维度上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差异。③应对方式影响口语焦虑的模型达到较好的拟合，χ2/df、RMSEA、TLI、CFI 4个指标分别为4.006，0.078，0.988，0.992。结论 大学生的英语口语焦虑水平与性别、年级、专业、生源地有密切关系，应对方式可以预测口语焦虑。

【关键词】 口语焦虑源；应对方式；大学生；结构方程

The Using Report of Spoken English Anxiety Sources Scale for Non-English Major Student and It's Relation with Coping Styles. Ren Jie, Wu Yuju. Education Schoo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P.R.China

【Abstruct】 Objective To study college students' spoken English anxiety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coping styles,aud serve the intervention of anxiety. Methods The scale of spoken English anxiety sources for non-English major student is developed by authors themselves. Another scale is coping styles revised by Xiao Jihua. We investigated 567 college students and analyzed all data by t test, F test,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structure equation model. Results ①Score for spoken English anxiety nearly presents a normal distribution, the skewess is -0.503. ②Score for sub-scales and total scale achie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hich depend on gender, major, grade, and original residence. ③The special model about the mechanism between coping styles and spoken English anxiety has a good fitting indices, χ2/df is 4.00, RMSEA is 0.078, TLI is 0.988, CFI is 0.992. Conclusion The level of college students' spoken English anxiety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ir gender, grade, major and original residence. Students' coping styles can predict their spoken English anxiety.

【Key words】 Anxiety sources for spoken Englishs; Coping styles; College student; Structure equation model

焦虑指的是人对当前活动或未来活动（如危险、威胁）需要努力而又无能为力时产生的预想，由不安、焦虑、紧张甚至

恐惧等感受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绪状态[1]。作为一种消极情绪体验，焦虑通常会对个体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不良影响。Horwitz等人（1986）[2]首先把外语学习焦虑作为语言学习过程中独立的、不同于其它焦虑感的现象进行研究，并设计了一份测量外语焦虑程度的问卷（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Scale，FLCAS）。这份问卷中的问题都是针对外语课堂学习中的互动情形而设计的，并非针对口语焦虑。当前，随着人们对英语尤其是英语口语的重视，英语口语水平在大学生求职就业与人际交往中成为竞争的重要砝码之一，加之长期以来国内英语口语教育水平低下，导致大学生英语口语焦虑普遍存在。目前，并没有针对英语口语焦虑的研究工具。

个人面对焦虑情境时的“应对”是焦虑干预的一个研究热点。国外学者Matheny等人（1986）对“应对”下过较为完善的定义[3]：应对包括任何预防、消除、减弱应激源的努力，无论健康还是不健康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这种努力也可能是以最少的痛苦方式去忍受应激带来的影响。可以说应对影响焦虑的产生和发展变化。Lazarus（1966）提出应对包括两个过程[4]，即认知评价过程和应对过程，个人评价对于应对后果有主要的影响，如果评价得当，就能避免一些由于过度情绪反应而导致的身心失调现象（如焦虑）。同时她还将应对划分为以问题为中心的应对和以情绪为中心的应对。前者是指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或环境，继而改善自身和环境的关系；后者则是指调整应激所导致的情绪上的不适。可以看到，两种类型的应对都有助于焦虑的缓解。

国内关于应对方式的量化研究工具，大多为调查问卷，如姜乾金等自编的“特质应对问卷”、解亚宁编制的“简易应对方式问卷”等，其中肖计划等人结合中国人处事特点、在国外相关问卷基础上改编的“应对方式问卷”使用最为广泛[5]，近5年使用该问卷对大学生群体的研究表明，应对方式的6个维度几乎都与状态焦虑、特质焦虑或焦虑自评问卷得分（SAS）呈显著的相关[6]，可见其预测作用较好，在大学生群体中也有较好的适用性。

鉴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旨在了解当前大学生英语口语焦虑现状的基础上，使用结构方程，建构应对方式影响英语口语焦虑的结构模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随机抽取广州4所高校各年级共613名在校大学生进行测查，采用集体施测，当场回收的形式。回收有效问卷567份，数据录入计算机，剔除极端数据后剩余529份，进入正式的统计。被试的人口学分布状况见表1。

1.2 研究工具 采用自编的口语焦虑源问卷和肖计划等人编写的应对方式问卷。口语焦虑源问卷共27道题目，包括社会要求、环境影响、能力经验、自我定位、中文思维、自我形象6个因子[8]，社会要求指的是在单位实习或实际工作中使用英语交流、参加社会举办的英语口语考试、在某些场合（如求职面试）用英语发言等等；环境影响包括自身要求以及他人的影响，他人主要是同学、朋友、英语老师等联系比较密切的人际关系网络；能力经验主要指个体口语发音、语法、词汇、表情、语音等掌握的程度，及个人使用英语交流的自我能力判断；自我定位指自己立足个人现状，对自己口语水平未来发展趋势的看法；中文思维指担心自己用中文的语法习惯拼凑英语所造成的焦虑；自我形象指由于口语水平欠佳导致的负性评价，以及担心由此可能导致的丢失工作机会、交流机会、交友机会等。分数越高说明焦虑更多地来自该因素，总分也代表焦虑程度。应对方式问卷含62道题目，包括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合理化6个维度，分数越高说明使用该种应对方式越多。两者均采用Likert“5”点自评方式打分，其中“1”代表非常不符合，“5”代表非常符合，如此类推。

1.3 数据的处理 使用SPSS 12.0以及Amos 4.01进行统计分析，主要采用了相关分析、t检验、方差分析、结构模型等方法。

2 结 果

2.1 口语焦虑总分的分布状况 根据口语焦虑总分得到其分布为近似正态分布，偏度（skewness）值为-0.503，可以进一步进行参数检验。

2.2 口语焦虑源问卷各因素以及总分的差异分析 考察口语焦虑源问卷各因素得分以及总分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状况，有显著差异的结果见表2、表3。

由表2可知，男生的自我定位分数显著高于女生，但是在中文思维因素上情况恰好相反；文科生的自我形象因素分数显著高于理科生。

由表3可知，自我形象因素得分在生源地维度上差异显著，来自广州市的学生焦虑程度高于省外学生。社会要求、能力经验因素得分在年级维度差异显著，环境影响以及口语焦虑总分在年级维度的差异达到边缘显著。图1所示口语焦虑总分在大学一、二、三年级有连续上涨的态势，而到了大四却大幅下降。

2.3 应对方式影响口语焦虑的结构模型 考虑到Amos4.01软件只有在变量不存在缺失值的情况下才能输出修正指数（Modification Indices）的限制，笔者在建模前删除所有含有缺失值的数据34个，剩余495个进入正式建模工作。

按照肖计划等人的问卷使用说明[7]，6种应对方式中，解决问题、求助属于“成熟型”，幻想、退避、自责属于“不成熟型”，这是根据性质与作用划分的；而合理化属于“混合型”，主要参考当时的研究数据来划分，肖计划的研究中合理化同时与成熟型以及不成熟型应对方式呈正相关，遂作出这样的划分。笔者借鉴这种划分方法，根据本次调查数据，对6种应对方式作了相关分析，如表4所示，合理化与解决问题、求助相关不显著，而与退避等不成熟型方式则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所以首先尝试把合理化指向不成熟型方式建构模型M1，尽管模型基本合乎拟合指标的要求（见表5），考虑到模型的进一步优化，笔者参考了修改指数输出项提出的建议，把“合理化”同时指向不成熟型以及成熟型两项（见图2），得到模型M2。由表5可知，M2对应的χ2值下降了约22，说明模型拟合度较之M1要好。再次参考修改指数输出项，提示e7和e11即“环境影响”和“自我形象”两个因子存在共变关系，修改路径后得到模型M3，并选择模型M3作为最终的建模结果。

图2中，从路径系数看，除了解决问题与成熟型（P=0.363）、成熟型与口语焦虑（P=0.209）的系数没有达到显著水平，其余系数都显著。不成熟型应对方式与口语焦虑呈正相关，成熟型应对方式与口语焦虑呈负相关，表明成熟型方式有助于口语焦虑的缓解，不成熟型方式则加剧口语焦虑的程度。

3 讨 论

3.1 大学生英语口语焦虑具体状况 总体上看，大学生口语焦虑状况总分近似呈正态分布，焦虑高和焦虑低的学生人数比较少。

性别差异检验结果表明，焦虑总分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但男生在自我定位上得分显著高于女生，这可能受到性别角色的社会差异的影响，男生英语自我定位水平较低；此外，一向被认为极富语言天分的女生比男生更担心受中文思维的影响，毕竟在日常生活中，中文的使用率明显高于英文。

从专业角度看，文科专业的学生因自我形象产生的焦虑显著高于理科学生，可能因为人们把英语视为文科科目，文科生一旦在英语口语上占不到优势，担心遭到别人的否定。

从生源地角度看，广州生源学生因自我形象产生的口语焦虑较外省学生高。笔者分析，广州市的英语教育相对全省可以说是走在前面，学生从小开始接受英语教育，无论是学校、社会还是家长都比较重视学生的英语能力，英语水平一直是评价学生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广州生源的学生更担心讲不好英语而受到否定评价。

年级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口语焦虑总分在大学一、二、三年级有连续上涨的态势，到了大四则显著下降，大二与大三学生的焦虑得分显著高于大四学生。在社会要求与能力经验这两个年级差异显著的因素上，各年级之间也有相同的差异趋势，即大二与大三两个年级之间差异不显著，大一与大四之间的差异也不显著，但这两组之间却有比较显著的差异。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与大二与大三正是学习任务繁重特别是英语过四、六级的重要时期，学生知道英语的重要性，但对自己的水平是否达到社会的要求并没有清晰而准确的判断而担心有关。此外，大一学生刚步入大学校园，处于学习和生活的适应期，大四学生一般经历实习，对社会要求有着具体的认识，对自己的英语口语水平能否满足求职需要有比较准确的判断，他们的口语焦虑水平可能因此较低。

3.2 应对方式影响口语焦虑的结构建模 模型的拟合指标都达到可接受水平，也就是说模型与实际调查结果达到了较好的拟合，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模型M3中，“环境影响”以及“自我形象”两个因素存在共变关系，从逻辑上看，身边口语环境不好，口语表达相应欠佳，更多地受到别人的消极评价，自然会导致自我形象低。从回归系数看，不成熟型应对方式与口语焦虑呈正相关，成熟型应对方式与口语焦虑呈负相关，表明成熟型焦虑有助于口语焦虑的缓解。

对于解决问题与成熟型、成熟型与口语焦虑的系数没有达到显著水平，笔者认为，并非解决问题不属于成熟型因子，而是因为解决问题与求助的相关系数仅为0.23，属于弱相关，且与合理化相关不显著，当三者同时隶属于“成熟型”因子时，出现负荷不显著是很有可能的。成熟型应对方式与口语焦虑相关没有达到显著，也是由于解决问题负荷不良，并不能说明成熟型应对方式无助于口语焦虑的缓解。

从各种应对方式的得分看，学生采用最多的是解决问题和求助的方式，最少使用自责方式，总体上看学生的应对方式还算成熟。但从应对方式问卷的具体项目内容上看，其在应激源的针对性上有欠缺[9]，从调查所得的结果外推到解决问题和求助方式在面临口语焦虑时的运用情况，难免受到制约。无论如何，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应该让学生面对口语情境时形成并采用成熟型应对方式的习惯，结合各种学习策略，提高口语水平，降低口语焦虑。

4 参考文献

［1］王玲主编.变态心理学.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114

［2］Horwitz EK, Horwitz MB, Cope J. Foreign language anxiety.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1986:125-132

［3］Bond M, Perry JC. Long-term changes in defense styles with psychodynamic psychotherapy for depressive, anxiety and personality disorder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04,161(9):1665-1671

［4］邓从真,程俊玲,隋毅.应对风格在中学教师工作压力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职业压力与应对, 207-224

［5］单常艳,张秀秋,郭瞻予.应对方式研究述评.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5,7(6):127-133

［6］宋宝萍,魏萍.大学生应对方式与焦虑的相关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5,13(4):452-453

［7］肖计划.应对方式问卷.见:汪向东,王希林,马弘,编著.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增刊):109-115

［8］任杰,吴宇驹.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英语口语焦虑源问卷的编制.待发表

［9］薛朝霞,梁执群,卢莉.大学生应对方式研究.护理研究(中旬版),2005,19(8):1511-1513

(收稿时间：2007-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