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本意识形态下小人物的悲剧

摘 要：《白兔记》被誉为宋元四大南戏之一，该剧中刘知远、李三娘等人物向为论者所重视，多有论述，而该剧中的小人物李洪一的形象则未见有论及者。剧中的李洪一不但是该剧剧情发展和戏剧冲突的重要推动力量，还具有非同寻常的典型性，他既是一个集众丑众恶于一身的反面典型，也是一个在农本社会意识形态压迫下的悲剧人物典型。

关键词：李洪一；反面悲剧典型；《白兔记》；南戏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7-0215-02

南戏《白兔记》是中国古代戏曲中的名作，对于它的研究也日益增多，从版本考释到人物分析日渐完备，然而，单就其人物分析而论，目前研究者论述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剧本主要人物刘知远和李三娘的身上，而对剧中占了较多笔墨的反面人物角色则几乎没有什么论述，因而本文拟捡取《白兔记》中反面人物的代表李洪一做一个粗浅的论述，以填补对《白兔记》人物形象研究的空白。

一、文献范围限定

本文主要是对南戏《白兔记》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本来不需讨论版本问题，但因各版本《白兔记》颇有不同，若不先行限定版本，那么所论人物形象无法着实，所以在正式讨论人物形象之前，我们首先对《白兔记》版本作一个简单的论述和限定。

俞为民先生在《白兔记的版本及其流变》一文及《宋元四大戏文读本》一书中对《白兔记》的版本与流传作了详尽的论述。

刘知远和李三娘的故事，在欧阳修撰写的《新五代史》上没有记载，但在民间流传十分广泛。如宋代话本《五代史评话》中就有一段刘知远和李三娘的故事，金时又有《刘知远诸宫调》，元代刘唐卿也作有《李三娘麻地捧印》杂剧，而《白兔记》正是根据这些民间传说编撰而成的。《白兔记》的版本，至今全本流传的有毛氏汲古阁本、富春堂本、成化本等三种。而且三种本子都有明人改动的痕迹。

正是因为早期的“三种本子都有明人改动的痕迹”，所以我们在分析《白兔记》里的人物形象时，并不针对人物原型进行考索，而是就特定版本考察其中人物的典型性，对于因版本不同而造成的形象不同，因不在本文所要讨论的范围，所以存而不论。本文分析《白兔记》中李洪一形象所采用的版本为俞为民先生“以毛氏汲古阁本为底本，以富春堂本、成化本为校本，并参照清钮少雅《南曲九宫正始》中所收的元本《白兔记》的佚曲”而校注的《宋元四大戏文读本》。

二、李洪一形象特征

在《白兔记》中，李洪一是作为一个反面角色出现的，是李三娘悲惨遭遇的直接谋划者和推动者。在他的身上集中了自私、胆小怕事、鼠目寸光、见风使舵等等各种性格特征，这个形象从第六出《牧牛》出场，到第三十三出《团圆》结束，在整个剧本的主要戏剧冲突当中作为一个最主要的推动力量而存在。如果没有他的《逼书》、《看瓜》等一系列的行为，那么刘知远的投军就缺乏理由，刘知远不投军，也就没有了后面《强逼》、《挨磨》、《分娩》、《送子》等精彩的戏剧冲突。纵观全剧，李洪一的形象特点大概可以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李洪一是一个受农本思想影响很深的小农形象。在剧本第六出他出场时候的一段开场白明显地体现了该人物这一方面的性格特征。现引录如下。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勤，一日之计在于寅。春若不耕，秋无所望。寅若不起，日无所办。少若不动，老无所归。自家不是别人，李洪一是也。好笑我家爹娘，在马鸣王庙中赛愿，收留一个汉字，叫做刘穷。自到我家，锄地耕田，一些不晓，只晓得牧羊放马，终日使枪弄棍，骑了马走到东，走到西，哄得我庄上人不务生理。我今日回家，寻见了他，着实打他一顿，赶他出去便了。

从这一段引文我们可以看出，李洪一所重视的和关注的是农业生产，代表的是传统农本思想下的一个正统的农民。他之所以要赶“刘穷”出去，乃是因为刘知远“锄地耕田，一些不晓，只晓得牧羊放马，终日使枪弄棍，骑了马走到东，走到西，哄得我庄上人不务生理”，在一个传统的相信“春若不耕，秋无所望”的农民眼里，一个不会耕田，只晓得“使枪弄棍”的人无疑是非常讨厌的，而此人不但自己不晓得“锄地耕田”还“哄得我庄上人不务生理”，那么在李洪一的眼里，甚至在每一个受传统农本思想影响较深的人眼里面，都是不可忍受的。所以，李洪一之所以要把刘知远“着实打他一顿，赶他出去便了”正是其身份和观念的必然。而这一点，也正是李洪一作为剧本中反面角色所作一切“恶”的根本根源。所以，李洪一的形象首先是一个传统的农本思想影响下的农民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传统中视为美德的农本思想，在《白兔记》中李洪一这个人物形象的身上，不再被看作是一种美德，而是被视为没有见识的鼠目寸光的行为。剧中歌颂的人物已经不再是以农业生产为根的农民，而是“不务生理”，只晓得“使枪弄棍”的新英雄。这或许正是宋明以来市民经济迅速发展，所导致的社会价值观的巨大转变的反映。

其次，李洪一形象在剧中还是一个畏缩胆小而又善变的小人物形象。如第六出中他要着实打刘知远一顿，赶他出去，结果却“且住，这刘穷蛮子晓得弄拳的，我若打输了，别人犹可，大娘子知道了，一世话靶”，真是想打又不敢打，怕打输了的原因竟然是“大娘子知道，一世话靶”，一个畏缩胆小而又惧内的小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李洪一在回答自己父亲为什么打刘知远的质问时，他的理由是“他又不是我家相识我家亲。况兼官司文榜，不许窝藏面生乔人。当初来历不明，被两邻觉察难藏隐。打教他须防人不仁，出入无凭，胡作非为一个真歹人，累及我庄门。”而回答他老婆打刘穷的原因则是“他吃了大碗酒，大块肉。今日也徒，明日也徒，他便徒了，我去徒哪个？”又表现出他小人物的奸猾来，可谓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种奸猾的性格特征在第三十三出，刘知远回来报仇时达到了顶峰，当李三娘向刘知远求情将他放过以后，刘知远问他“今日黄河水清不清？”他竟回答“滴溜清的”，他的奸猾夸张到极致，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滑稽效果，可恨、可笑而又可怜。

再次，李洪一形象还具有混账、吝啬和不孝的特点。如他撺掇父亲赶走刘知远，结果他的父亲不但不赶刘知远走，反要赶他出去，这时李洪一竟然说“你真个不赶他出去？告你”……“告你忤逆儿子”。李洪一竟然生造出一个“忤逆儿子”的罪状给他父亲，其混账无赖形象可谓是活灵活现。虽然说是在剧本创作时，这个情节可能仅仅是为了逗乐的插科打诨，但在客观上却凸显出了李洪一这一人物混账的个性特点。在有些时候，李洪一形象中混账的性格特点是与不孝和吝啬结合在一起的。比如在第九出中他骂自己的叔叔是“前村三叔老乌龟”，他三叔让他为生病父母祈祷问卜时，他说：“自从他养下来，我如今成人长大了，我与他没相干。”又诨“子曰不问卜”为“子不问卜”说自己去不得。被他三叔戳穿了以后又用“没有银子使用”为借口，并且和他三叔为帮多少争论，然后又因为请道士“晚间又要三牲谢将”而转为请和尚，请和尚又以“和尚不要请多了，若多了，那经卷念念，哪里查他”为由，去请沙陀寺的碧长老。而他之所以转弯抹角要请碧长老的原因是什么呢？却是因为“前日念十部大经，与他三分低银”，所以碧长老说他是“七郎主儿”而谎称不在家，为的就是得出一个结论“敢是我爹妈该走了”，待到他三叔以自己的名义请出碧长老时，他却问“有咒死经么？”，并且说“我父母有病，若咒得死他，重重相谢。”竟然请和尚念经咒死自己的父母，甚至不惜为此许下重重相谢的诺来，其不孝之状简直令人发指。当他的性格中混账和吝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常常表现为一些异常卑劣的行径。如他请的和尚要吃面，他道：“一个和尚，吃这大碗，待我吃些”，吃完之后因为剩下的太少，“只得擤些鼻涕和在里面”。其品之恶劣竟至如此之不堪入目，可谓是集小人物劣根性于一炉。

最后，李洪一的形象还具有狡诈和狠毒无情特点。他不但对“外人”刘知远无情，对自己的父亲、妹妹甚至妻子也无情，而这种无情已经发展到狠毒的程度。如第十出《逼书》逼着刘知远写修书，却让刘知远写上“情愿弃离妻子前去。并无亲人逼勒”，待到李三娘扯碎了休书，又假装和气，说是分家产，暗中却想用铁面瓜精害刘知远。并且第二天还要“拾了刘穷骨头，把蒲包包好了，与妹子看，叫他嫁人。”逼走刘知远以后，逼李三娘改嫁未成，就强迫自己怀孕已过半年的妹妹“日间挑水三百担，夜间挨磨到天明”，这还不算，竟然还“使个计策，做一双水桶，两头尖的橄榄样，交歇又歇不得，一肩直挑在厨下去。”又说：“如今这身上将要分娩，你在荷花池边，造一所磨房，五尺五寸长，罚这进里面磨麦，交他头也抬不起。待他分娩，或男或女，不要留他……你把花言巧语，哄那小厮，抱在怀里，把他撇在荷花池内淹死了，绝其后患。”最后刘知远放过他，而要把他的帮凶老婆“做个照天蜡烛”时，他竟然说：“烧的这够入的好！”其狠毒无情形象真可谓是登峰造极，而剧本对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可谓是入木三分。

在上面的论述当中，我们看到了《白兔记》中的李洪一形象所具备卑微、自私、胆小猥琐、卑劣混账以及狠毒无情等性格特点。

三、结论

综上所述，《白兔记》中的李洪一形象，是农本社会下形成的一个可恶、可恨、可悲、可怜的人物形象，可谓既不忠也不孝，既不仁也不义，其身上唯一的亮点，就是奴农式的勤劳，如果说《白兔记》是刘知远的喜剧的话，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是李洪一的悲剧，而他的悲剧最终极的原因却是农本经济社会构建出来的小农意识和自私本性。而剧作者对李洪一这个形象的塑造，其实也许是在无意识之中，凝聚了那个时代社会制度造成的人的卑微与变态。单就这一点来说，李洪一形象可以说是《白兔记》塑造的一个不朽的典型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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