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城乡一体化视角看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等

基于城乡一体化视角看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

顾馨梅、吴志娟在《继续教育研究》2012年第10期中撰文指出了城乡职业教育一体化的必然性，深入分析了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机遇，并对农村职业教育发展中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梳理。

城乡职业教育一体化是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首先，消除城乡二元体制，统筹城乡发展是我国和谐社会的战略选择；其次，美国、法国等国成功地推行了农业职业教育，并对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第三，城乡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是教育均衡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国家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根本目的是解决“三农”问题。

农村职业教育在城乡职业教育一体化中具有良好的发展机遇。第一，农村职业教育将获得与城市职业教育同等的发展机会。城乡职业教育一体化制度的实施，确立了城乡职业教育的平等地位，消除了二元体制下的不平等政策。第二，农村职业教育将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统筹城乡教育资源，是城乡一体化的必然要求，农村职业教育不仅会获得国家政策和资金支持，还会获得城市职业教育资源的支持和辐射作用。第三，农村职业教育将在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与利用中大有作为。一方面，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智力支持，另一方面培养新型农民，为农村规模经营提供技术支持，推进农村走集约化、规模化的农业现代化之路。第四，城乡一体化将为农村职业教育多元化办学提供契机。在城乡职业教育一体化理念下，城乡有限的职业教育资源将发挥最大效益，重视有形和无形资源的整合，实现多元化办学道路。

城乡职业教育一体化是机遇，但也应注意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首先，正确处理好内外因的关系，农村职教自身要不断改革和创新，激发内在活力。其次，正确处理共性和个性关系，农村职教要走特色发展之路。第三，正确处理好一体化和多样化的关系，要采取多样化的办学形式和灵活的办学机制。第四，正确处理好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关系，必须拓展职业培训的渠道，重视农民培训。

基于学术权力的高职院校制度建设研究

俞启定、王喜雪在《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2年第6期撰文，文章针对当下高职行政权力独大，学术权力式微的权力结构现状，论证了其学术权力的合法性，并提出了构建基于学术权力的制度体系的建议。

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是进行权力安排和利益分配，进行制度建设实际上就是依据组织目标进行权力和利益分配的行动过程。高职院校是一种学术型社会组织，具备行政和学术两种属性，因此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成为高职院校内部的两种基本权力。高职院校自产生初，即是按照政治体制构建的科层化组织，行政领域掌握较多的资源以及话语主导权，学术领域处于弱势地位，陷入合法性困境。但是高职院校学术权力合法性根源于其根本属性——学术属性，其专业建设制度、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大功能强化了其学术属性。同时，学校系统内部成员之间对于学术的价值认同即构成学术权力的实质基础。然而，基于学术权力的高职院校制度建设主要涉及以下两个基本问题：一是权力与责任配置问题，权力分配应以任务为依据；二是效率与质量的关系问题，应建立学生中心的教育质量观。

针对以上问题，作者认为基于学术权力的高职院校制度建设首先应建立教师参与、共同治理的决策机制。其次，要建立促进教师发展的动力机制，即从基层出发，构建以教师为主的学术事务管理制度；建立以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为核心的教师管理制度；建立教师学术发展的奖励制度。最后，建立多方参与的监督机制，即成立多方参与的监督机构，并将之制度化；监督机构的工作保持透明公开，并接受全院师生的有效监督。

技能习得：职业教育应对劳动力市场需求的策略

汤霓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1期中撰文分析了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论述了职业教育应该从“量”即规模上和“质”即质量上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理解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是认识其经济功能的突破口，将有助于促使职业教育更好地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首先，职业教育能为学习者提供坚实的职业技能基础和增强青年人的受聘机会，从而帮助职业教育的学习者更好地过渡到劳动力市场；其次职业教育的发展依赖于劳动力市场的政策环境和经济结构。

因此，要促使职业教育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则要关注各种职业教育项目是如何被决定的，即开发相适的职业教育规模。基于此，作者分析了影响职业教育发展规模的主要因素：一是学生的兴趣，也就是学生个体对他们所学课程的倾向和偏爱；二是雇主需求；三是供应条件限制，包括一些硬件条件及师资条件的限制。平衡这些因素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三种途径：通过工作场所培训的可用性来平衡职业教育的需求；统筹多因素开展技能需求预测、规划职业教育的发展战略；通过生涯指导告知学生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信息，使得学生的兴趣与雇主的需求更趋紧密。

提高职业教育对劳动力市场的反应能力，除了在数量上要求职业教育有相适应的发展规模，还要保证学习者的能力符合劳动力市场的要求，也即要求学生在职业教育中要习得恰当的技能。作者认为，职业教育除了向学生提供进入某一类职业的必要技能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向他们提供普适的、可迁移的通用技能。并且有研究表明通用技能在劳动力市场中变得更加重要。在职业教育中培养通用能力的策略有：1.增加职业教育中用于基本能力的时间；2.将基本能力与职业教育内容相整合；3.在工作场所中培养人的通用技能。

高职院校技术转移的实现方式

阮艺华在《中国高等教育》2012年Z3期中撰文分析了高职院校技术转移现状，提出了促进高职院校技术转移的若干路径思考。

到目前为止，技术转移对于我国高职院校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话题。尽管高职院校的办学模式包含了技术转移的内涵，但在实践中，高职院校的技术转移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制约，高职院校技术转移的现状不容乐观，除个别高校外，绝大部分院校没有将技术转移纳入学校科研进行统筹规划，也没有设立专门的机构和人员。除此之外，我国高职院校技术转移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还有：1.科研定位不够明确，没有体现高职院校的“高技能”特色；2.与行业、企业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3.技术转移并没有成为高职院校科研的重心；4.缺乏促进技术转移的相关激励机制；5.技术经纪人十分缺乏。

针对当前我国高职院校技术转移面临的诸多困难，为开创高职院校技术转移的新局面，作者认为需要在以下层面进行改革和建设：1.法规层面：制订促进技术转移的法规体系。要在地方法规的基础上，在国家层面上制定和出台“技术转移促进法”、“高职院校校企合作促进条例”等一系列法规政策文件，通过法规的形式推动高校技术转移。2.理念层面：确立技能应用为主的科研发展方向。高职院校科研应合理定位，走“技能应用”的科研发展之路，要将应用技术研发作为科研的主要发展方向。3.架构层面：建立多层次技术转移促进平台。为突出和推进技术转移工作，我国高职院校有必要借鉴国外高校的经验，建立专门的技术转移组织架构。4.制度层面：建立合理的技术转移收益分配制度。高职院校应在借鉴国外高校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技术转移工作发展阶段的不同，制订适应学校发展需要以及大力推动技术转移的收益分配制度。5.条件层面：培育专业的技术经纪人队伍。为推进技术转移，我国高职院校急需培养一批既要有专业领域的知识储备，更要有营销的理论知识和实践历练的专业人才。

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崔奎勇、赵飒飒在《中国高教研究》2012年第10期中撰文指出：依据竞争力评价指标设计理论和柏林原则等，提出国家示范校性高职院校（以下简称国家示范校）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设计的原则，构建了国家示范校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要对国家示范校综合竞争力进行评价，就必须有一套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其理论实践依据为：1.竞争力评价指标设计的原则，即综合考量，目的性、全面性、科学性、可操作性、通用性与发展性结合、定性与定量结合；2.柏林原则，即指标的选择应基于指标的恰当性和有效性，尽可能优先评价产出而不是投入；3.国内外高校竞争力评价指标，如国际、国内大学竞争力评价指标及我国高职院校评价情况。

评价指标体系设计遵循的基本原则包括：1.目的性原则，选取的评价指标要紧紧围绕国家示范校综合竞争力的评价目的；2.系统性原则，力求做到评价指标系统设置、评价要素系统考虑；3.科学性原则，设置的指标体系必须符合国家示范校的基本运行规律；4.恰当有效性原则，选取的评价指标应基于人们对综合竞争力的基本认识，选择恰当有效的指标；5.优先性原则，在评价指标构建中，应遵循相对指标优于绝对指标、客观指标优于主观指标、产出指标优于投入指标的顺序；6.通用发展性原则，所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必须有广泛的适用性和发展性；7.可操作定量原则，所选取的评价指标要考虑数据的获取难度及可获取性。

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思路是构建一个层次分明、结构完整、指标可比的评价指标体系，具体步骤为：1.将国家示范校综合竞争力的每个要素作为一级指标；2.对每个一级指标进行分解，寻找能反映其内涵的子要素并作为二级指标；3.对每个二级指标进行分解，按照评价指标的设计原则，寻找能表现各二级指标内涵的具体可量化的子要素作为三级指标。基于此，作者构建了国家示范校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它由5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和60个三级指标组成。在确定了评价指标体系后，采用客观赋权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韩国“学分银行”的负向功能及其引发的思考

吴韶华在《中国远程教育》2012年第12期中撰文并剖析了韩国“学分银行”的负向功能，提出对我国构建中国特色“学分银行”所具有的借鉴意义。

根据默顿的结构功能理论，教育的负向功能是指教育这一系统和文化活动在作用于社会和人的过程中，在其对社会和人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即产生正向功能时，对社会和人产生的消极作用。然而其负向功效的发挥也需要依赖外部环境的支持，因此，只要人们对教育进行合理运用，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削弱其负向功能的。

韩国是国际上首个提出并实践“学分银行”的国家，其学分银行制度涵盖面也非常之广。韩国“学分银行”在其巨大的正向功能中，也存在消极的负向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才特色体现不足。标准化的课程体系是韩国“学分银行”的核心，因此，这样的课程体系无法呈现各类被认定教育机构的教学特色，无法照顾到学习者学习成就的个体差异。二是社会认可度低。“学分银行”的文凭或学位是通过兑换来的，而被对换的学分是由多种渠道获得的，且学习时间少于正规大学，因此人们对学生的知识和能力产生怀疑。三是继续产生社会结构性失业。“学分银行”的出现强化且迎合了那些希望通过兑换获得一纸文凭从而增加就业竞争力的人们的愿望，加剧了韩国的结构性失业。四是强化了单纯追求文凭的“功利主义”行为。五是一些社会教育机构更关注如何成为教育部承认的认证机构，而不重视开发满足学生需要的课程，从而导致认定后质量下降。

基于此，作者对我国建设“学分银行”进行了如下的思考：1.明确目的，慎兑文凭，即通过“学分银行”兑换证书或文凭只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2.加强研究，逐步开展，即各地要加强对本地区的调查、分析和研究，逐步建设“学分银行”。3.规范准确，动态管理，包括：建立市民标准化学分查询系统；配套使用学分绩点和证书类别等级；定期评估监察被认定的教育机构等。4.加强指导，拓展功能，即“学分银行”不仅是实现终身教育的重要手段，还应成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加强人才交流的桥梁。

论职业技术教育的目标体系与目标确立的依据

肖化移、张娟在《职教论坛》2012年第31期中撰文介绍了职业技术教育目标体系的内容、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与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培养目标的差异以及确立职业技术教育目标的依据等。

职业技术教育目标体系包括教育目的、培养目标、课程与教学目标。一般我国对教育目的不作明确区分，在它们同时出现时，则会对其进行一定的区别。教育目的是国家或社会对教育所要造就的人的质量规格的总设想或总规定；培养目标是对各级各类教育所要培养的人提出的具体标准和要求，是具体的，有其特殊性；课程与教育目标是微观层面的具体某一课程所要达到的教学要求，是实现教育目的的直接依据和评价标准。总体来说，教育目的是总要求，培养目标是教育目的的具体化和系统化，课程与教学目标又是培养目标的细化。

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历史上有三种形式：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和职业高级学校，后来形成三位一体，合并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是高等教育的一部分，主要培养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中高职在培养目标上有许多共性，但两者同时又有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学生职业知识和职业技能要求程度的不同，体现在培养专业人才的不同层次上。前者属于第二级教育，强调以能力为本位，以培养技能型人才为目标，后者属第三级教育，培养应用型、管理型和高技能型人才。

最后，作者指出职业技术教育目的的确立需要考虑三方面：第一，学习者的需要。它历来是教育理论中教育目的的基本来源，关注学习者个人的发展和个性的形成成为了职业技术教育的主流精神。第二，社会与经济的需要。职业技术教育要适应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保证学习者社会生活目前和未来的需要，为此必须在专业设置、教育体制、课程等方面进行改革。第三，职业发展的需要。研究职业及其发展，对目的的确立十分必要，同时我们应依具体情况采用多元整合模式进行整合。

农村职业教育发展问题的经济学解析

夏金星、俞启定在《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2年第33期撰文探讨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人力资本理论与农村职业教育的关系，并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一些理论问题做出回答。

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是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重点、难点和新的增长点，农村职业教育发展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有着重要的联系。二元经济结构的普适性及中国的特性与农村职业教育的关系可以概括如下：首先，二元经济论有着三个基本条件，即劳动力的短缺不是创立新就业源泉的限制、资本相对于劳动力来说是短缺的、存在着资本主义和农业两个基本经济部门；其次，二元经济结构是多数国家的共同点，经济发达和不发达国家都存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点是在经济内部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产业部门；最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存在长期性。这些都说明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有其特殊性。

“人力资本”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首先提出的，作者在重点阐述其教育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的基础上说明了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舒尔茨的观点具体如下：1.人的能力和素质是决定贫富的关键，农民在职业教育过程中要掌握科学技术，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性在提高；2.农民是经济人，即农民是十分精明的经营者，对生产要素进行配置，应该改进农民的素质；3.人口质量是一种稀缺资源，要了解所增加的人口质量可获得收益与达到这一质量需付的成本之间的关系，所有的质量因素都被看成是在一定时间内有用的、耐久的和稀缺的资源。

由于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无法解决“外部效应”问题、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等原因，存在着市场失灵的状况。鉴于此，作者建议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可以选择如下路径：一是加快破除土地制度障碍，为发展农业职业教育创造最基本的条件；二是增加财政支持力度，提供优质农村职业教育；三是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引导农业职业教育办学体制和机制创新。

职业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研究——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研究

“职业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研究”课题组在《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年第10期中撰文并且利用规范分析、实证分析等研究方法，探讨职业教育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机理，并以河南为例度量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现代经济学家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归结为资本投入量、劳动投入量、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职业教育通过发挥人力资本形成的“孵化器”、技术进步的“辐射源”、促进就业的“关节点”、产业链的“生长点”等作用，提高人力资本技能、促进技术进步、拓展就业渠道等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课题组以河南省为例，依据《河南教育事业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选择1990-2008年为计算期间，运用丹尼森的增长因素分析法，经过复杂的运算，分别计算小学至普通本科及以上高等教育各层次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得出河南省职业教育和其他各级教育的发展情况及其对经济增长做出了如下贡献：1.教育事业发展迅速，职业教育领先各级教育发展；2.教育产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职业教育的作用遥遥领先；3.职业教育的发展虽然有了一定进步，但相对于国外而言仍旧不足。此外，课题组依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选取2006-2009年全国31个省市的相关数据，采用柯布和道格拉斯的C—D生产函数，得出职业教育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以下贡献：1.我国整体生产规模报酬是递增的，应该进一步加大规模经济投入；2.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还是资本推动型增长，而政府的教育支出增长明显，因而可以提升对经济的拉动；3.要提高劳动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只有进一步提高劳动参与者的素质与技能，不断开拓新的劳动就业岗位，增加就业人数以及提高就业增长率。

基于上述分析，课题组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各级党委、政府应当高度重视职业教育，提升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2.优化教育结构和布局，促进职业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3.大力推进职业教育体制机制创新，增强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的生机和活力；4.加快建立和完善职业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夯实职业教育服务经济发展的基础能力；5.把提高职业教育质量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提高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的适应能力。

职业教育均衡发展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互动的体制机制构建

林克松、全在《教育研究》2012年第11期中撰文指出：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职业教育均衡发展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间存在复杂关联，明晰了职业教育均衡发展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互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并提出了构建促进二者协调发展的机制和体制的建议。

宏观而言，职业教育均衡发展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表征为一种作用与反作用、决定作用与能动影响的关系。主要表现为：1.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对职业教育均衡发展的驱动机理；2.职业教育均衡发展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杠杆机理；3.职业教育均衡发展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互动的应然表征。

职业教育均衡发展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互动存在很多体制机制障碍，主要表现为：1.管理体制“条块分割”；2.人才培养体制“脱离市场”，即职业教育课程设置、教学模式、人才评价与市场脱节；3.办学体制“封闭单一”。

构建城乡一体化背景下职业教育均衡发展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互动体制与机制，作者认为应着力于如下方面：1.办学体制及其相应机制的构建。在职业教育均衡发展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互动的框架下，办学体制改革可以构建“利益责任互担的校企合作办学机制”和“统筹协调的经费投入机制”。2.人才培养体制及其相应机制的构建。人才培养体制可以相互构建“人才需求预测机制”、“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的市场导向机制”以及“人才培养质量与评价的联合评估机制”。3.管理体制及其相应机制的构建。在职业教育均衡发展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互动的框架下，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可以通过建立“区域大职教统筹管理体制”、“伙伴协作管理体制”和“多边协调运行机制”进行创新。

中高职衔接的系统模型研究

武金陵、闫智勇在《教育学术月刊》2012年第10期中撰文并从系统论的视角分析了教育的本质，构建了中高职衔接的系统模型，指出中、高职衔接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建设国家职业资格体系以及依据国家职业资格体系建立职业教育的质量管理体系。

基于现代系统科学的系列理论，作者认为教育是向作为人的教育信宿传递特定文化信息的社会系统。根据系统论，可以从物理层、表现层、规则层和环境四个层面来研究各级各类职业教育的分析层次。其中物理层指职业教育系统的物理结构；表现层指职业教育系统在运行过程中通过行为所表现出来的目的性和功能性；规则层指职业教育系统的运行规律或者约束规范。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已经不能够满足生产力水平发展的步伐和人们对自身教育水平的高要求，中高职衔接的呼声越来越高，迫切需要建立包含物理层、表现层、规则层和环境四个层次科学的中高职衔接模型，并依照此模型分析当前中高职衔接的层次和切入点。具体而言，无论是中等职业教育还是高等职业教育，其物理层可继续划分为系部、专业、教务部门、教研部门、招生部门、就业部门、实习实训部门、师资、课程（标准）等子系统或者要素；表现层可继续划分为培养目标、教学、管理、就业指导、科研、社会服务等目标、行为或者功能；规则层可继续划分为教学理念、学分制度、学籍管理制度等思想意识形态、规律或者规则等；其所处的环境几乎是一致的，如职业教育法、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管理体制、产业结构等。

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之间的衔接需要在系统内部实现物理层、表现层和规则层三个层次的互联互通，系统外还需要实现环境层的一体化。职业资格制度和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规则层首先决定了中高职衔接在物理层的衔接，从而使得物理层制约了中高职衔接在表现层的各种功能的发挥。所以，建设国家职业资格体系以及依据国家职业资格体系建立职业教育的质量管理体系是中高职衔接改革的根本出路。

终身教育视野下的非正规学习成果认证：理念与形式

杨娟、苑大勇在《现代教育管理》2012年第10期中撰文分析了终身教育视野下非正规学习成果认证的理念，指出其形式主要有成人高等教育学历证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等。

非正规学习通常指在学校正规教育之外的一种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学习活动，其目的也在于增进个人的新知、授予必需的技能及改变个人的态度等。学习成果认证则是指对于学习后的结果，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方式，由具备认证资格的组织机构对其进行肯定和认可，并发给相关证明文件。对个人的非正规学习成就进行认证，是对个人学习的肯定，也有利于他人或社会承认其学习成果。非正规学习成果认证的基本理念是搭建终身学习的“立交桥”。非正规学习成果认证是实现各级各类教育纵向衔接、横向沟通的前提，是构建完备的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和意义。非正规学习成果认证是正规与非正规学习沟通的桥梁，能够促进终身学习的实现。

我国非正规学习成果的认证，一般是通过证书的形式进行。主要形式如下：1.过程取向的非正规学习成果认证，包括由职业高等学校、广播电视大学以及高等函授教育与夜大学等提供的成人高等教育学历证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学历证书等；2.结果取向的非正规学习成果认证，即职业资格证书；3.沟通取向的非正规学习成果认证，即通过继续教育学分积累与转换、“学分银行”等，实现正规教育证书与非正规教育证书、学历资格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之间的相互承认和沟通。

基于上述分析，作者认为随着成人非正规教育主题逐渐从学历教育走向非学历教育，从学历文凭转向资格证书，从学历补偿转向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非正规学习成果认证的作用和意义也将越来越重要，关于非正规学习成果认证的理念和形式的探索也变得更加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