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竞争条件下全球价值链形成与发展中国家竞争优势的升级困境与突破

摘要：从需求竞争角度入手，是理解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下发展中国家竞争优势升级困境来源的关键切入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结构型封锁”得以实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技术势力与市场势力的融合，而市场势力是决定性因素。我国国内需求不足与结构失衡是导致“结构封锁”的主要原因。中国本土企业对发达国家“结构封锁”的突破之道在于：本土市场高端需求的培育与需求结构的协调；“自主独立”与“交换酬码”的战略平衡；“市场创造技术”与“市场交换技术”发展策略的平衡。

关键词：GVC；需求竞争；国家竞争优势

一、对全球价值链形成决定因素的反思

20世纪后半期兴起的第二次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一个新的显著特征就是，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象从产业间、产业内层面，迅速转移到产品中的不同工序层面，特定产品的生产过程被拆分为不同生产环节，分散到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国家(地区)进行。这种来源于全球化背景下市场一体化与生产分散片断化的全球价值链贸易，重新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联结起来，世界贸易的性质、流向、贸易量以及贸易利益分配格局因此发生质的改变。那么，发展中国家依赖自己所拥有的劳动力或各种自然资源所体现出的低级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以代工者身份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制造性环节，而发达国家凭借自己在技术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积累方面的先发优势所发展出的高级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以主导者身份占据且控制着全球价值链中的核心技术研发、品牌或销售终端等高端环节，由此所造成的发达、新兴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之间对基于全球价值链所创造利益的不平等分配格局，顺理成章地就成为合乎客观现实的“合理”分工格局。表面上来看，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得以产生的原因可由作为投入到产品价值链生产体系中的要素禀赋优势在不同国家的差异来解释，但是，从更深入角度来看，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得以实施的内因不仅仅在于其发挥自身所拥有的高端要素禀赋能力竞争优势，更为重要的是源自它对既包括传统产品、产业更包括新兴产品、产业的全球新兴或已有需求市场的控制力和垄断势力的谋求。这背后的原因在于，从一国发展微观基础来看，对于任何一个微观企业单元的创新活动来说，其研发、试车、生产、商业化整个过程中的创新活动得以实施的最根本、最有效、最简单的激励因素是创新成本与收益的权衡比较。只有存在足够规模的收入处于增长阶段的消费者需求规模和对高价格的新产品有购买支付能力的意愿需求时，企业的研发活动等高级要素投入才能得以最终转化为创新活动的收益，因而才能从根本上激发、实现微观企业的创新活动；从一国发展宏观层面来看，市场需求空间、特别是一个处于高速增长的市场需求空间，是决定一切产品生产要素投入的价值和增值活动能否最终得以实现的关键因素。而且，越是处于产品价值链高端环节的高端要素(如核心技术研发能力、品牌与销售终端)，就越依赖于高速增长的新兴市场空间来实现其价值的转移和增值过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或产品生产链的各个基本功能环节在全球地理空间上发生了广泛的分离片断化和重组。因此，发达国家如果仅仅具有产品价值链核心技术环节的控制力，而不具有产品终端需求市场控制力，是不能实现其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高研发投入活动的补偿与收益的。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与布局，就不能脱离对全球市场中需求因素的战略思考。

我们藉此提出本文的逻辑分析起点和框架：需求动因不仅已成为诱导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产生的一个内在原因，而且成为决定一国(地区)依赖于自主创新能力形成和产业持续升级动力的国家竞争力形成的关键内生要素。从需求因素人手来分析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形成机理及其背后所隐含的国家竞争力问题，不仅可以使我们更为全面地理解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动因，也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作为代工者的发展中国家与作为主导者的发达国家所构成的价值链治理关系中，发达国家国际大买家(如沃尔玛)与跨国公司针对发展中国家代工企业技术学习和自主创新能力发展“结构封锁”关系形成的动因。我们也尝试寻找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进行GVc需求空间竞争和博弈的手段，以及打造和提升发展中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和国家竞争力的可行路径。

二、需求竞争条件下国家竞争优势的来源与发展模式

对一国或地区自主创新能力发展动因的解释存在两种理论思路：一是Rosenberg(1974)、Dosi(1988)等所提出的“供给推动”(supply push)假说。该理论认为创新活动和某个产业的兴起是由科学知识的发现、技术机会的分布、研发机构的效率、投资的机会成本等这些供给方层面因素所决定；另一是Schmookler(1966)等所提出的“需求拉动”(demand pull)假说。该理论认为消费者的需求导向变化、有效需求规模与意愿支付能力是促使微观企业进行研发投入和创新活动、推动新产品、新产业兴起的最有效的内在激励机制。从需求角度来看，技术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内部的需求因素所制约的，而不是纯粹地由微观单元独立的供给意愿这种非经济过程所决定的。一般来看，市场需求规模的扩大和消费结构层次的升级为经济体中的微观企业提供了新的市场机会和创新活动的收益回报补偿空间，形成了企业进行高投入研发――消费者购买创新产品――企业收回创新投入和适当创新风险溢价――企业重新进行创新研发活动和企业通过创新活动的盈利增加――消费者(工人和资本所有者)收入增加――需求市场规模扩大与消费能力升级――激发高创新产业的兴起这两条正反馈良性循环内生激励机制。

首先来看两种基准组合模式：Ⅰ+Ⅱ模式与Ⅲ+Ⅳ模式。所谓Ⅰ+Ⅱ模式，是指一国(地区)本土企业控制了本土市场中的高端需求，并且开拓了国外市场中的高端需求；这种模式下该国(地区)的本土企业具备很强的国家竞争力。Ⅲ+Ⅳ模式，是指如果一国(地区)的本土企业只是控制了本土市场以及国外市场中的低端需求，即使这种需求规模相当大，该国(地区)的本土企业国际竞争力也可能只是处于一种微利化、边缘化的被控制弱势地位。以上两个基准模式只是抽象地描述了一国(地区)本土企业对本土和国外高、低需求市场的不同控制力对该国(地区)在全球价值体系中国家竞争力的影响。但是，这种简化的抽象实质上并不能准确描述真实世界中纷繁复杂的情形。首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地区)本土市场并不是封闭的，国外企业、位于本土境内的外资独资企业与合作企业会参与到对其本土市场中高、低端需求的竞争之中。这种情形下该国的本土企业能不能实现对本土市场中高端需求的控制，并不是一个确定的事实。其次，一国(地区)的本土企业在国外高、低端需求市场进行竞争，不仅面临国外市场中具有本土优势的国外企业的竞争，也面临来自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而且，开拓国外市场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都面临高成本技术领先、品牌推广与

维护、销售终端构建等响应国外市场需求本土化特征的巨额前期沉没成本投入，因此这就意味着进入国外需求市场的高门槛和诸多不确定因素，也就意味着只有本土市场中已经具备相当核心竞争势力和实力积累的企业才有可能采取进入国外市场的战略。最后但未必是最不重要的，对于缺少本土市场需求容量的小国来说，发展以技术势力为导向的出口型战略，可能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获取国际竞争优势的有效战略。但对于一个处于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如果不是选择培育自身的需求市场规模和合理的需求结构的发展战略，而是仅仅采用依赖于国外需求市场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一方面会受到拥有不对称市场势力的发达国家的控制和限制；另一方面由于会与出口国的本土企业利益和民族利益(如就业)发生冲突，这种出口依赖型的发展战略也不可能长期维持。综上分析，根据一国(地区)本土企业所能利用的需求市场空间与该国所表现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竞争力，本研究共鉴别出四种典型发展模式。

(1)“脆弱型”发展模式(B模式)，即“小+中+小+大”型。对于某些缺少本土市场需求空间、特别是某个产业或产品高端市场需求空间的国家，完全依赖于国外高端市场需求空间来实现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和升级，一般来看，出于两国间的“政治”合作战略利益或者地缘联盟会出现这种情况。该情形下，虽然该国的本土企业表现出一定自主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但是由于需求终端掌握在别国手中，因此存在相当的脆弱性和不确定风险。一旦与他国本土企业的战略利益发生冲突或者国际政治格局发生改变，对方国家可能会限制该国产品的市场进入，从而制约该国发展起来的本土企业竞争力。而且，该国(地区)由于缺乏本土市场需求空间的内在支撑，一般会将大量企业投资到对方国家以快速响应对方市场变化与生产本土特征，这也容易造成本国产业“空洞化”倾向。

(2)“依附型(俘获型)”发展模式(D模式)，即“小+小+中+大”型。在两国市场需求规模和结构都不处于相同水平情形下，两国间由需求所引致的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一般也会处于一个不对称状态。在GVC条件下，拥有足够有效需求规模和较强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国家(发达国家)相对于有效需求市场规模不足和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处于劣势的国家(发展中国家)来说，前者具有压倒性的不对称市场势力和技术势力，后者只能以代工方式进入到发达国家的低端需求空间，切入到后者所主导控制的产品或产业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发达国家作为价值链中的主导者，会设计各种包括技术标准、专利授权、质量、环保、交货、库存及价格等参数来作为控制发展中国家以代工者身份参与其价值链体系的本土企业的利润空间、技术赶超和价值链攀升的进程，进而迫使作为代工者的发展中国家被“俘获”于低附加值、低创新能力的微利化价值链低端生产制造环节。同时，发达国家会利用自己的市场势力和技术势力抢占发展中国家有限的、可能具有高成长空间的高端市场需求，这就有可能从根本上扼杀发展中国家利用本土市场需求的成长空间来发展具有自主创新能力本土企业的内生机会，从而迫使发展中国家在GVC情形下与发达国家“俘获型”或“依附型”关系的形成。

(3)“发展型”发展模式(c模式)，即“中+小+大+小”型。某些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一定的本土市场容量，特别是具有潜在高增长率的高端本土市场容量，此时采取一定独立性的发展战略，利用本土市场需求容量所具备的对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升级的内在引致作用，可以无需借助他国的市场需求来实现国家竞争力的培育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对于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利用本国的市场需求因素，实现独立的经济发展和利用适度的对外市场开放，以获取技术学习机遇，是在现有国际贸易格局下的最优发展战略组合。

(4)“理想型”发展模式(A模式)，即“大+中+中+小”型。在两国(通常是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市场需求规模与结构处于同一水平时，由需求所引致的两国的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也会处于一个势均力敌的水平，这就意味着任何一国不存在对另一国的市场势力和技术势力。这种状况下，两国会相互对对方开放低端和高端两个层面的需求市场。在GVC条件下，参与价值链分工协作体系的国家本土企业之间，不存在相互控制关系，完全是一种技术能力互补、技术充分交流、市场共享、利益分配合理的双边合作关系。

三、GVC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竞争优势的升级困境来源

在经济全球化和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与国际大买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在不同国家(地区)片断化分离和重新整合格局下，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塑造全球品牌与独立构建国内外销售终端渠道时，遇到了掌握核心技术专利和标准体系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和掌握国际需求市场销售终端通路与品牌的发达国家国际大买家的“结构封锁”(positional block)。表面上来看，发达国家是利用了其先发优势的技术创新积累能力和人力资本禀赋优势等高级要素的培育来获取其对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封锁”，但是，正如我们前文分析所指出的，单纯使用高级要素只是获得了暂时性竞争优势，并不构成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结构封锁”的充要条件。只要发展中国家利用技术引进、技术学习与本土市场需求空间所具有的“需求所引致创新”功能的积极发挥，也可以逐步培育出这些高级要素，从而削弱或者抵消发达国家在这些方面的先位优势。因此，从发达国家对全球需求市场所拥有的控制力(市场势力)、特别是对某些新兴产业高端市场需求的控制力和垄断势力人手，是认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结构封锁”成因的关键所在。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结构封锁”得以实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技术势力与市场势力的融合。其中，对全球需求市场(既包括新兴产品，也包括传统产品的需求市场)终端通道的掌控与垄断所内含的市场势力是其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结构封锁”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其技术势力得以发挥作用的基础条件。发达国家利用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积累和足够规模的本土市场高端需求，成为世界新技术、新创意、新产品源发地和新需求市场的开拓者，由此对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不对称的技术势力来源。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经济起飞阶段国内缺乏能够引致创新的高端需求规模市场，因此就不存在“需求所引致的创新”的内生机制。这种情形下，对于处于起飞状态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需求不能引致创新，创新也不能推动需求，有限高端市场需求还面临国外高质量、高性能品牌产品的竞争替代，微观企业就会失去进行新产品或产品质量、性能改进的研发投入的激励动机，转而选择低成本竞争战略与出口导向战略就成为其最优理(张杰，2007)。因此，发展中国家仅仅依靠代工与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实质上必然会形成“封锁结构”。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结构封锁”的内容和手段，是根据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自身需求市场规模与结构以及

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动态变化而发生变化的。对于处于发展初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发达国家倾向于使用价格因素的“结构封锁”手段来实施其对发展中国家本土生产体系的控制。他们利用发展中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不同代工者之间的可替代性，造成代工者之间的可竞争性，再利用代工所形成的专用性生产投资锁定特征和其强大的买方垄断势力，通过持续压低采购价(这被形象地称为“终端倒逼”机制)来压榨处于价值链上游环节的发展中国家代工者的利润空间。当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溢出和技术学习发展到具有一定自身技术创新能力时，发达国家会转向于采用非价格因素的“结构封锁”手段。他们会通过更为严格的产品进口质量、安全、环保进入壁垒及快速变化的产品升级换代要求，来迫使发展中国家的代工者持续地进行设备淘汰，向发达国家引进更为先进的生产设备。这既可限制发展中国家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抑制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创新基础能力的发展空间，又能迫使发展中国家的代工者始终处于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时期，代工所创造的利润又以购买发达国家高附加值生产设备的形式被他们“回收”，将发展中国家的代工企业控制于代工=微利化=自主创新能力缺失的循环之中。当发展中国家试图构建自己独立品牌和自主创新能力的生产体系时，发达国家又转向采用强知识产权保护、专利池策略与国际技术标准体系等，来保护本国高端需求市场，进而抑制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利用国外高端需求市场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途径。

四、中国本土企业的国家竞争优势的升级路径

中国已在工业基础设施、自有低端需求市场空间和大规模制造能力方面建立起关键的“在位优势”，这使它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全球制造代工服务平台。但是，这种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地方政府竞争推动交互作用下形成的出口导向型代工战略，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产业或企业层面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国家竞争力的提升，相反，却使中国成为GVC背景下发达国家的国际大买家和跨国公司控制下的低附加值产品或中间产品的生产基地和高新产品的销售市场；同时，中国的出口遇到了发达国家快速变化的质量、环保、安全的苛刻要求与专利和进入标准体系壁垒的双重挤压，呈现出典型的“结构封锁”特征。如何在复杂的国家“利益至上”的国际环境中突破发达国家对中国本土企业所施加的各种“结构封锁”，培育中国本土企业在国内与国外两个市场的竞争力，应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所在。

1、国内需求规模不足与结构失衡是导致“结构封锁”产生的主因

我国在经济起飞阶段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与发展初期由于国民绝对收入水平较低与城乡、地区间的收入不平等所造成的国内本土市场需求空间规模狭小和需求结构失衡紧密相关。GVC背景下，中国凭借劳动力低级要素禀赋优势，以代工形式切入到全球低端需求市场空间，对于大多数中国本土企业来说，是无需高昂的高级要素积累和技术创新能力投入就能够获取收益的“捷径”。这种出口导向战略虽然促进了中国地区经济的粗放型增长，但却不能缓解中国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相反，它加剧了社会收入不平等趋势，使得中国大陆不能形成一个足够规模的高端需求市场和合理的需求结构。一个经济体中如果持续保持绝大多数低收入者和较小比例的高收入者，中间收入者阶层缺乏，那么该经济体中的消费产品结构就会偏向于“价廉物美”甚至“价廉质低”的生产结构体系，激励企业的出口行为，微观企业的创新动力因此会受到严重抑制。

为什么中国实施多年的出口导向战略会加剧社会收入的不平等呢?首先，中国各地区的地方政府出于政绩指标竞争，对进行出口贸易的外资与本土企业实施各种“隐形”补贴，扭曲了出口企业生产要素投入成本。发达地区为了保持自己的出口优势，靠税收返还来对企业进行补贴；而落后地区为了发挥“后发”优势，靠消耗环境和资源进行补贴。为了吸引包括外资在内的资本进入，过度赋予资本所有者对企业所创造利润的支配权，而忽略了作为社会消费者主体的劳动力在分配企业所创造利润中的话语权。其次，虽然受到跨国公司和国际大买家的压榨，但是在我国地方各级政府对出口企业实行各种“隐形”补贴政策的背景下，出口部门的利润率至少不会低于一般国内生产部门，这就使得大量的生产要素从一般生产部门转移到出口生产部门，从而抑制了针对本土市场生产部门的发展空间。最后，资本所有者的需求不是表现为消费需求，而是表现为投资需求。从长期效应来看，投资产生的需求只能是消费需求的派生需求，不存在不依附于消费者需求的需求。

2、中国本土企业对发达国家“结构封锁”的突破之道

(1)本土市场高端需求的培育与需求结构的协调。本文所有研究都指向这一点。中国本土企业要摆脱GVC背景下被发达国家的国际大买家和跨国公司利用其拥有的市场势力与技术势力所设置的“结构封锁”，培育中国的高端需求市场与加快合理的需求结构转化已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而培育高端需求市场与合理的需求结构的重点又在于如何提高工人在企业所创造利润中的收入分配份额与促进社会中产阶层的形成。(2)“自主独立”与“交换筹码”战略的平衡。发展中国家想要在起飞阶段摆脱对发达国家低端需求市场的依赖，实施“自主独立”发展战略，就必须致力于利用参与国际市场的机会，发展本土市场的高端需求市场和合理的需求结构。只有具备了独立的具有一定高端需求容量的本土市场空间，才能实施“自主独立”的经济发展战略。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参与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就无法获取经济发展的起飞动力(如稀缺的资本与技术)，也就根本无法借力构建本土需求空间。但是，一旦参与到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又会面临被“俘获”或“结构封锁”的可能。对于中国这样具有巨大本土需求市场发展空间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实施合乎中国战略利益市场保护策略与市场相互开放策略的平衡，既是培养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有效手段，也是促使与发达国家进行市场相互开放“交换筹码”的正确选择。(3)“市场创造技术”与“市场换技术”发展策略的平衡。利用引进FDI模式的“市场换技术”战略有没有提高中国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这是一个备受争论的话题。但是，仅仅通过让出市场，而忽视本土市场需求对我国本土企业创新动力引致功能的发挥，事实上会严重制约NVC中我国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价值链高端攀升能力。因此，实施“市场创造技术”与“市场换技术”两种战略的适度平衡，寻找恰当的市场需求结构转换点，应该是提高中国代工者由俘获型向对等型关系转化的政策着力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