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问泗:中国接触关贸总协定第一人

金问泗是民国时期重要的职业外交家和关税专家。曾先后出任中国驻欧洲五国大使。二战结束后，金问泗率团参加了创建关贸总协定的一系列会议，为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接触关贸总协定第一人”。

中国驻欧洲五国大使

金问泗，浙江嘉兴人，生于1892年。1915年获天津北洋大学法学士学位。1916年夏，以政务科学习员身份进入外交部。1917年夏，奉派为驻美使馆学习员，成为驻美公使顾维钧的助手。同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著名国际法专家漠亚教授，获法学硕士学位。

此后，金问泗跟随顾维钧参加了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和国际联盟的多次会议，历任外交部司长、次长及公使、大使等重要职务。金问泗作为职业外交官，其外交生涯的闪光点是战时先后出任中国驻欧洲五国大使，为中国的抗战外交而折冲樽俎。

1937年7月，中国全面抗战爆发。11月，金问泗随顾维钧、郭泰祺、钱泰三位代表出席在比利时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会议通过了谴责日本的宣言。1939年7月，金问泗在驻使荷兰期间，撰写大量英文短论，报告日本侵略中国的经过情形及对欧美各国东亚利益的损害，分送荷兰政、商、学及舆论界，为争取包括荷兰在内的国际社会支持而笔耕不辍。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0年5月，德军占领荷兰，中国驻荷兰公使馆暂时停办，金问泗辗转欧洲多国，1941年7月到达伦敦，仍任驻荷兰公使。由于当时欧洲大部被德军占领，包括荷兰在内的九国在英设立流亡政府。中国按照国际法惯例，也派一人兼任多国使节，金问泗先后兼任中国驻荷兰、比利时、捷克、波兰、挪威五国公使(大使)。

金问泗在《外交工作的回忆》里记载了他在伦敦出任驻荷兰公使的一段小插曲。1941年7月，金问泗抵英伦后，马上访晤荷兰外长克兰芬斯。寒暄之后，荷兰外长问他是不是因为中国政府受到德国政府压迫的缘故，所以自1940年7月以来迟迟没有到任?并说“我们二人相识20年，极盼阁下推诚相告”。金问泗当即回答这种说法绝对不准确，并解释他主要是等候西班牙过境签证的缘故。因为中国没有承认西班牙佛朗哥政府。荷兰外长对此表示理解。金问泗所说的当然是实情，但迟迟没有复馆，主要原因还在于中国战局危险，国内行政方面也颇费周折，这也说明了战时中国外交的艰难和外交官工作的艰辛。

金问泗在驻使欧洲多国期间，为提高中国国际地位做了大量的外交工作。比如1941年10月出席伦敦“太平洋军事会议”，会上金问泗报告了中国抗战的形势，希望英国及国际社会援助中国，得到丘吉尔的肯定答复。金问泗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与荷兰外交部展开了长时期的艰苦谈判，1945年3月，中荷签订新约九条，废除了荷兰在华领事裁判权等特权。

办理中荷海员案的“倔强”大使

1942年3～4月间，中荷之间发生了三起服务荷兰船的中国籍海员死伤案：亚历山大案、澳西案(佛利满特案)、古拉索案。其中古拉索案最为严重。1942年年初，荷兰古拉索船运公司与中国海员就工资问题发生争执。4月，该公司决定从古拉索某营房留住的428名中国海员中抽选85名，指称他们为闹风潮的领袖，押送到其他营房。20日，古拉索官厅派大批武装警察，荷枪实弹，并佩上刺刀，对中国海员强行隔离。当时两名中国海员前往交涉，对警察强迫海员复工的行为表示抗议，并要求等待中国领事到来后再行商议。但警察将这两名中国海员押出营房，实施殴打。这激起中国海员的极大愤慨，并引发骚动。有中国海员从一名警察手中夺得步枪一杆，也有海员慌乱中拾起油管，还有的海员冲出营房大门准备逃命，而大多数中国海员选择伏在地上。为了对付骚乱，荷兰警察用刀砍杀和用枪射击达四分钟之久，致使中国海员15人死亡，35人受伤。

上述三案发生后，金问泗迅速向中国外交部报告，提出处理对策，同时向荷兰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一、惩处肇事官警；二、赔偿受伤海员及抚恤死者家属；三、保证嗣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澳西案以荷兰政府主动抚恤，支付543英镑15先令而办结。但亚历山大案和古拉索案由于中荷两国立场相差太远，始终未能结案。金问泗一度准备将两案送达国际法庭予以公断，但因中国外交部以律师费太贵为由而搁浅。

此后，中国籍海员因待遇问题与荷方多有冲突。金问泗为此而积极奔走，多次与荷兰外交部和航业部商讨。但荷方态度强硬，拒不接受中国籍海员的提薪要求，引起双方的不愉快，以至与金问泗私交甚笃的荷兰外长克兰芬斯以“倔强”公使称呼金问泗。

为签署关贸总协定做出贡献

金问泗与民国时期其他职业外交官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同时也是著名的关税专家，是中国参与创建关贸总协定代表团首席代表，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接触关贸总协定第一人”。

金问泗很早就开始关注中国的关税问题。据其《外交工作的回忆》记载，1918年，为准备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的提案问题，顾维钧要求金问泗与郭云观(曾任燕京大学校长，上海高等法院院长等职)尽快搜集材料，认真研究废除领事裁判权和恢复关税自问题，郭云观抢先“认定领判问题，余乃研究关税问题”，于是“偶然”确定的关税研究一直伴随金问泗的职业外交生涯。1922年，金问泗随顾维钧参加华盛顿会议，主要任务是“襄办关税问题，随同出席该问题之分委员会”，每次开会他都自做英文记录，记载内容比官方详细，后由北洋政府财政部印行。1923年，金问泗曾在北洋政府财政部短暂任职，专门研究关税问题，不久调回外交部，任通商司榷税科科长，同时在关税特别会议筹备处服务，此后，金问泗一直参加中国代表团与其他国家进行的关税谈判，为国民政府收回关税自做出了相当的努力。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他为签署关贸总协定所做的重大贡献。

二战结束后，金问泗作为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率团参加了有关签署关贸总协定的一系列会议。在会议期间，金问泗强调，与会国不要把注意力仅仅放在“充分就业”和“取消贸易壁垒”两个方面，而应将目光放在二战中遭受重大破坏的国家，尤其是那些落后国家经济发展上面。并说，像中国这样一个贸易长期入超的国家，在过渡期间应该限制奢侈品与非必需品的进口，扩大必需品进口，来保留外汇资源。金问泗坚持实行进口数量限制原则，得到了印度等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呼应。

以金问泗为首席代表的中国代表团经过艰苦的努力，中国最终同各有关国家先后签订了《关贸总协定》之《最后议定书》、《暂行实施议定书》、世界贸易和就业会议通过的最后文件以及关贸总协定“临时适用议定书”，成为国际贸易组织临时委员会执委会成员，并从1948年5月21日起，中国正式成为关贸总协定的缔约方。

新中国成立以后，台湾当局已经无权在国际上代表中国。时任“中华民国驻比利时大使”的金问泗建议台湾当局“干脆退出关贸总协定”。1950年5月，台湾当局退出关贸总协定。

金问泗退休后，用英文相继撰写《中国与巴黎和会》、《中国与华盛顿会议》、《中国与国际联盟》三书，并出版了《外交工作的回忆》，为后人研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中国外交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1968年，金问泗在华盛顿因病去世，时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