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葛浩文与中国当代文学的西方译介

时间:2022-09-25 07:03:47

论葛浩文与中国当代文学的西方译介

摘要:葛浩文被国外评论称为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最多的西方译者,为中国文学通往诺贝尔文学奖与世界文学市场的路上,他对中国文学界走向世界有着重要的贡献。对葛浩文与中国文学翻译的研究,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的翻译作品都显得非常有意义。

关键词:葛浩文;中国;文学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8-0000-02

莫言的作品在世界各国都有很多才华出众的翻译,日本、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尤为突出,译者们为树立他的国际声誉做出了杰出贡献。莫言获奖,莫言作品的英语翻译葛浩文也对其作品的世界影响力居功至伟。[1]因为英文作为世界上通用语言之一,英语读者市场占有重要份量,远远超越其他语种,正是由于他的翻译才得以让莫言成为诺贝尔文学奖中的一员。作为被国外评论称为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最多的西方译者的葛浩文,注定要在中国文学通往诺奖与世界文学市场的路上,留下自己的位置。[2]而在莫言得奖之前,葛浩文就已经把好几位中国作家送上国际文学领奖台――姜戎、苏童和毕飞宇都是凭着他的译本,先后获得曼氏亚洲文学奖。在将中国当代小说推荐给世界这方面,葛浩文堪称第一人。[3]

在中国作家群里,葛浩文与莫言的合作最默契、最愉快。自1988年起,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先后将小莫的六部小说译为英文,令它们流向美洲、流向澳洲、流向欧洲,直至摆上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们的案头。其中葛浩文甚至在《红高粱家族》的英译本序言中称莫言善于运用民间的信仰、奇异的动物意象、不同的想像性叙事技巧以及诸如国家和地方的、官方和民间的历史与现实,并将它们融为一体,创造出一种奇特的、令人感奋的文学。这些作品的主题,足以吸引世界的目光,其所采用的意象更是感人肺腑。故其作品能轻轻松松地跨越国界。作为一名具有个性的翻译家,葛浩文的翻译生涯体现的文学翻译特色有三点:

一、视翻译为自己的生命

葛浩文曾格外动情地向世人表白:翻译于我,有如空气,没有翻译,我便不能生活。正所谓,我译故我在。[4]象葛浩文翻译的《北京娃娃》、《狼图腾》这类作品在中国并不被看好,却在国外获得不小反响,甚至评价很高,真正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其原因有文化的差异、解读的取向应该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一个国家的评价标准或者说文学观,跟另外一个国家的文学观当然是有差异的。中国的鲁迅、莫言和苏童在美国最有名。但是真正能够深入美国社会里面的中国文学作品并不多,葛浩文认为,王安忆、阎连科、贾平凹、阿来、毕飞宇,这些作家的作品都很好,正是因为自己非常喜欢,才去开始翻译的。他在选择翻译中国作品的原则,主要以个人喜好为重,同时也考虑作品是否能在美国找到市场。

《狼图腾》的书评普遍说它非常好,甚至有人说是年度最好的中文小说,连美国的《国家地理》也会发《狼图腾》的书评,此刊发行量很大,每个月上百万份,这对《狼图腾》的销量起着重要影响,现在甚至还出了平装本。迄今为止,《狼图腾》可以说是一本突破性的中文作品。葛浩文在翻译作品选择上常常选择自己特别喜欢的作品,他甚至认为是美国人非读不可的作品来翻译,虽然有些中国文学作品一些美国人并不喜欢。但作为美国人的葛浩文却因为挚爱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也与中国文学翻译结下一生难以割舍的缘故。他的爱好和挚着也正是现代中国文学翻译人才所需要或最缺少的那份因爱而挚着。在葛浩文看来,美国读者喜欢小说有三种:,政治和侦探小说。象裘小龙的小说就很有市场,葛浩文却是按照自己的兴趣来选择翻译作家作品。当葛浩文最早读到莫言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后,他很惊讶和喜欢,其中的爱与恨很能打动人。他觉得做为文学翻译家,这是他第一本与英语读者见面的作品,《红高粱》是更好的选择。在他翻译了《红高粱》后,接着又相继翻译了《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红高粱》英文版竟然发行量达到两万册,这在中国文学翻译著作中已经是个奇迹数字。目前,美国出版的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主要是小说,每年大约出版三五本,象莫言的《生死疲劳》能够卖一、两千本就算是好的。《红高梁》译著上万,其实也是作为翻译家葛浩文因爱收获。正如葛浩文所言:“翻译者像个鲨鱼要不停地游动,一旦停止就死了。我做翻译就是这样,一定要不停地翻译,一旦没事做,自己活着等于死亡。因此,他视翻译为自己的生命,30多年来坚持“我译故我在”。[5]

二、翻译必须忠实于原著

葛浩文认为,译者应当将原著本身视为“指南针”。译者一定要恪守翻译伦理,决不能越俎代庖,误把自己当作者。他曾在莫言《酒国》英译本序中称:莫言的这部小说,前后不一,翻译时,我尽量忠实原文,以求译文读者能通过译文尽情领略和品尝原文的美味。虽说译文有所流失,却丝毫无伤大雅。不过,葛浩文认为,翻译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有时候作者觉得没有一个字一个字忠实翻译出来,于是怪翻译的水平差,而读者发现译作中有任何一个小问题,一定认为是翻译的。[6]

葛浩文在翻译文学中,他追求精益求精,追求完美。他认为,一个做翻译者责任重大,要对得起作者,对得起原文,还要对得起读者。在这三者之间,他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对得起读者,而不是作者。一般原著作者英文并不好,这就需要翻译者对其作品慎重、谨慎,忠实于原著。葛浩文对于特殊年代的特殊文学作品,除了保持原著特色外,他对作者本人时常进行最多的了解,而不是通过他们的作品去了解什么社会。他认为,社会很抽象,他更看重的还是作者本人的思想观念。比如黄春明的那些故事、阿来的那些故事写得都很好看,在翻译时,他会对一个人、一个作者的人生观有所新的认识。这种人生观既是代表他本人的,也可以扩大到代表所有的人类,他喜欢在不断增长对作者的了解中加深对作品的了解和保持翻译上的原味。在葛浩文译文中,他对莫言小说《酒国》中,“人生得意须尽欢”则译为:Anybody who doesn t drink doesn t deserve to be called a man……;在原文“兔崽子,你敢骂老子?老子毙了你!”,葛浩文译为“You bastard,who the hell do you think you re talking to? You re dead meat!”。在贾平凹《浮躁》翻译中,他对“你不背我,我从这堰畔上滚呀!则译为“If you don’t carry me home,Ill roll into the river!”这些同生动译句则会引发读者兴趣,产生画一般的场面记忆在读者脑海里。

翻译技巧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原著中自有的表达。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可能什么困难都会遇到。比如,“好色之徒”这个词如何翻译,甚至跟许多人讨论了很久,到底表示坏到什么程度,又好到什么程度?不一定坏,也不算太好。要用哪一个英文词语才是最恰当的,很难决定。但最终要根据各个作者的作品整体来确定表达的意味。在葛浩文翻译《萧红评传》著作中,由于这本书是萧红研究的拓荒之作,也是经典之作。葛浩文对萧红的评价很高,从而去研究萧红作者本人。葛浩文最早开始研究萧红是很偶然的,大概1970年还是1971年左右,他在印第安那大学图书馆,偶然读到了《呼兰河传》,没读几页,马上就喜欢上了她。当时中国的资料很难看到,不要说在美国,就是在中国也看不到萧红的书。他后来有机会去北京见到了萧军、舒群、罗烽、冯牧、萧乾一大帮人,还去了哈尔滨,去了呼兰河,到了那个地方,他激动得热泪盈眶。1981年,葛浩文申请到一笔资助,在哈尔滨整整待了一年,做时期的中国文学的研究。可以说,葛浩文的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生涯最早是从萧红开始的,因为研究萧红,他向美国汉学界介绍她,并开始翻译她的作品。后来,逐渐就完全转向了翻译,评论写得越来越少。他对《萧红评传》所表达出来的感情,将作者个人生平与作品的感情完全融入在了一起。因此,原著原味在英文翻译中也自然而然的展现出来。葛浩文仅凭《萧红评传》,已经确立了他在汉学研究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是美国比较早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也被国外媒介评论称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最多的西方译者。

三、翻译坚持“信、达、雅”

所谓的“信、达、雅”,即信要忠实原文,以突出原文特色为主导;达要通顺、流畅,不拘泥于原文形式;雅要优雅、美好,追求原作文章本身的雅韵风格。翻译作品内容忠实于原文谓信,文辞畅达谓达,有文采谓雅。这是被国人奉称“中国西学第一人”的严复在翻译《天演论》的卷首《译例言》中指出:“译事有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观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7]严复的翻译原则对此后的翻译工作者有着深厚的影响。作为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葛浩文,虽然身处盛产翻译理论的美国,但是他深受中国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自己文学翻译中,形成了一种中西结合的翻译风格。对此,他认为:“翻译无理论,亦无直译意译之分,甚至可以说翻译无技巧。翻译就是一边当读者,一边当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通过一个字一个词的语言转换来求得对整部作品的深入了解。或者在信达雅之间进行平衡。”[8]葛浩文的论点,无疑凸显了他对中国译人的翻译作风情有独钟,并对严复提出翻译要坚持“信、达、雅”的原则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他看来,译者要把原文中所表达的意思准确地另一种语言重新展现出来,并不失原作的风格和韵味才是根本。事实上,信、达、雅以“信”为宗旨和轴心,在原稿全局上把握“信”,要全面性坚持“信”。原文无论是书面语、方言、古文或是粗话,都以尊从原作者的本意为出发点,而不能更改原文用语的意图。同时,根据翻译著作的外语特点,达到通俗易懂、表达清晰,又容易被所在国或地区的读者所能接受。从而避免译文不“达”,出现:对英语中由动词派生的名词的直译,造成汉语译文句子结构的模糊;汉语词与词之间没有分隔,汉语译文中如含有前后都可组词的字或词就易产生曲解。因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例如,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在西方媒体报道中,为了将“莫言”二字翻译成外文都费一番周折。在中文与英文的差别和跨文化理解的政治偏见中,《纽约时报》的报道针对“莫言”的笔名,说:“Mo Yan,which means ‘don’t speak,’ is actually a pen name that reflects the time in which he grew up.”意思是说:“莫言,这个笔名,意为‘不要说话’,这反映了他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时代。”言下之意是说莫言生活在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所以取笔名叫“莫言”。其实中国古代哲学历来主张“知者不言”、“多言数穷”,“言无言”,沉默是金,有深厚传统文化背景,未必跟什么言论自由有关。《纽约时报》明显带有政治偏见,误导读者。这种带着鲜明政治色彩加上语言文化差异,也会造成文学翻译者对作品原文的误解。在译作中,这种情况会不可避免的出现,这就主要看翻译者的对所翻译作品和作者写作背景的了解,才能正确把握其所翻译语言的尺度。因为文学作品走向世界,成则译者,败也译者。葛浩文对中国文学翻译的成功,在于他对作者作品全面的了解以及作者本人的熟知。这些无疑造就使他成为西方中国当代文学英语世界里的代言人。

项目名称:生态翻译视阈下莫言小说葛译本研究(项目编号:2013-QN-528)2013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参考文献:

[1] 胡孙华.葛浩文:看中国小说的美国人越来越多[N].长江日报,2009-09-06(06).

[2] 阳.想当莫言,先得“巴结”翻译?[N].广州日报,2012-11-02(AII10).

[3] 高峰.葛浩文,把中国作家推向世界[N].羊城晚报,2012-10-27(B7).

[4] 郑延国.葛浩文功德无量[N].大公报,2012-11-11(B09).

[5] 季进.我译故我在――葛浩文访谈录[J].当代作家评论,2009,6:45-46.

[6] 吕敏宏.葛浩文小说翻译叙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7] 严复.天演论・译例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8] 郑延国.葛浩文功德无量[N].大公报,2012-11-11(B09).

作者简介:陈薇(1980-),女,河南开封人,郑州轻工业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是文化与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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