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馆著作出版剖析

1引言

数易寒暑，几经伏起，由中国图书馆学会专项资金资助编纂的《中国图书馆学著作书目提要》(以下简称《提要》)，在各方帮衬扶持下，终于交付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排印出版了。该书共收录1909年至2009年百年间我国出版的图书馆学相关著述6436种(含1949年后港台地区部分图书馆学著作605种)，应该说这是迄今为止收录国内图书馆学著述最为详尽的一部重要参考工具书。朝花夕拾，其嘉惠图林者自不待言。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藉此推演百年来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及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轨迹，并在跌宕起伏的脉动中探寻可资借鉴的重要影响因子。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2我国图书馆学著作出版的年代分布我国图书馆学著作出版经历了1949年前后两个大的发展时期。按《提要》所录，1909至1949年，40年间我国共出版719种图书馆学相关著述，年均出版18种;1949至2009年，60年间出版5112种，年均出版85种。仅就年均出版数量而言，1949年后是1949年前的4．7倍。而就绝对数量而言，719种对5112种，后者是前者的7倍有余。个中原因是多重而周知的:时局由战乱而趋稳定，内容由简约而至丰繁，载体由单一而为多元，以及图书馆事业与出版业的日渐隆盛，等等(参见表1)。就出版总体趋势而言，1949年前40年，我国图书馆学著作出版经历了20世纪初叶、20年代的兴起与发展、30年代的兴盛及40年代的渐入消歇等三个重要时段。而1949年以后60年，则经历了50年代的初起、60、70年代的沉寂、80年代的复苏、90年代的发展、21世纪初叶的兴盛这样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整体态势，以1980年为分水岭，前30年的寂寞枯竭与后30年的迅猛发展形成强烈反差，大相径庭。而这一过程与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亦步亦趋，从一个方面印证了我国图书馆学、图书馆事业与生俱来的显著的社会属性。参见图1。图1我国图书馆学著作出版年代曲线图

3我国图书馆学著作的种类中国的图书馆学是一门发展中的实用型学科，既与传统的文献学、目录学、图书学相依相伴，又与现代意义的档案、情报、信息管理、阅读等相关学科彼此交融，密不可分。有鉴于此，《提要》的收录范围也并没有完全局限在学科意义上的图书馆学范畴，所收录的5831种图书馆学相关著作参照中图法分成了25个类别:如表2所示，就各类别所占比重而言，《提要》所收录的5831种图书，明确在图书馆学、图书馆事业范畴(G25－G259)的有4748种，占总数的81．6%;其他相关图书有1083种，占18．4%。这18．6%中，包括:1、情报学、情报工作(G35－G359)801种占13．7%;2、图书目录、文摘、索引(Z8－Z89)88种占1．5%;3、管理信息系统(C931．6)87种占1．4%;4、信息与传播理论(G20)46种占0．7%;5、信息经济学(F062)33种占0．5%;6、经济信息管理(F270)14种占0．2%;7、信息法与知识产权(D912)14种占0．2%。如果按照新制定的中图法第五版的分类，合并G25、G35图书馆学情报学体系，修改G25类名为“图书馆事业、信息事业”，把G350/G359全部合并到G250/G259类目体系中〔1〕，则前述图书馆学类图书所占比重将从81．6%增加到95%以上，由此可见，中国的图书馆学科虽然其外延始终处于变量之中，未曾闭合，但其核心部分还是保持了一个相当稳定的态势，并随时代的推演而不断充实，这也是这个学科的生命力之所在。

3．11949年前的图书馆学著作种类在《提要》收录的1949年前出版的719种图书馆学相关图书中，明确为G25类的图书有699种，另有D912类2种，Z8类18种。如表3所示，699种图书馆学著述中数量居多的前两位是“世界各国图书馆事业”(G259)与“文献标引与编目”(G254)，分别为399种和109种，两者合计占全部图书馆学著述的70%以上，这既与民国时期我国图书馆事业尚处于兴起和发展阶段，国人关注的重点还主要集中在图书馆基础建设、规范化管理以及借鉴世界各国图书馆先进经验的实际状况相吻合，同时也在一个方面显露了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不务空言、注重实际的本色与品质。在图书馆学、图书馆事业范畴(G25)的有4049种，占总数的79．42%，而在4049种图书馆学(G25)著述的11个主要类别中，读者工作(G252)、文献学(G256)、文献标引与编目(G254)分别以1077种、663种、438种居于前三位，三者合计，占总量的53．8%，充分体现了图书馆学的实践性、应用性特征。而在下一级类目中，文献检索(G252．7)、文献编目(G254．3)、图书馆自动化、网络化(G250．7)分别以923种、156种、136种居于前三位。而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文献检索(G252．7)类图书，共有924种之多，占全部图书馆学著作的22．83%，也就是说差不多每4本图书馆学著作中就有一本是文献检索类图书，这是一个值得分析和总结的特殊现象。

4我国图书馆学著作出版的机构与作者

4．11949年前在1949年前出版的719部图书馆学相关著作中，机构作者为365部，个人著述者为354部，基本上各占50%。

4．1．1出版机构。民国时期图书出版无正式与非正式一说，无论个人、机构，凡有能力而欲为者均可为之。这一时期，出版图书馆学相关著作的机构主要有两类，一是传统意义上的出版机构，二是各类图书馆及相关组织。前者首推商务印书馆，其次是中华书局;后者首推国立北平图书馆，然后是中华图书馆协会、文华专科学校。(1)商务印书馆，出版图书馆学相关图书67种作为中国近代成立最早、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民营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自其创设伊始即与中国的图书馆事业结下不解之缘。其所创东方图书馆藏书之富冠盖全国，其所编大型丛书《万有文库》直接促成了全国数千家图书馆的诞生，总经理王云五主持编制的《四角号码检字法》成为图书馆最常使用的汉字排检法。〔2〕《提要》所录包括了商务印书馆1917年至1949年30余年间辗转上海、长沙、重庆三地出版的67部图书馆学著作，其中朱元善的《图书馆管理法》(1917年)、杨昭悊的《图书馆学》(1923年)、洪有丰的《图书馆组织与管理》(1926年)、杜定友的《图书馆学概论》(1927年)、王云五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1928年)、刘国钧的《图书馆学要旨》(1934年)、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1938年)、裘开明的《中国图书编目法》(1944年)等，均为时人所重，并影响后世深远。(2)中华书局，出版图书馆学相关图书28种较之商务印书馆，民国时期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馆学图书似乎更注重实际的应用方面，如杜定友的《汉字形位排检法》(1932年)、《普通图书馆图书选目》(1935年)、楼云林的《工具书使用法》、《中文图书编目法》(1947年)、徐旭的《民众图书馆实际问题》(1935年)、叶绍钧的《怎样在图书馆里看书》(1948年)等。(3)国立北平图书馆，出版图书馆学图书32种通过编辑出版图书馆学相关文献促动图书馆规范化建设和学术研究是国立北平图书馆秉持不懈的立馆之道。除编辑出版《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读书月刊》、《图书季刊》等学术刊物外，在编辑出版图书馆学相关图书方面，尤其是编辑出版目录、索引方面，国立北平图书馆不遗余力、贡献卓著，仅1931年至1937年间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纂、出版目录、索引就达数十种，涉及众多学科，如《中国官书目录》、《中国通俗小说目录》、《满文书联合目录》、《元明清戏曲总目》《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馆藏法文书目录》、《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唐人写经索引》等。〔3〕而由于体例所限上述目录、索引多未收入《提要》中。《提要》中收录的32种图书主要分三类:一是报告类，如《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北平图书馆年度报告》;二是概述类，如《北平图书馆概况》、《北平图书馆阅览指南》;三是章程规则类，如《北平图书馆各项章程》、《北平图书馆借书暂行规则》、《国立北平图书馆普通图书分类表》等。(4)中华图书馆协会，出版图书馆学图书31种编辑出版图书馆学相关图书是中华图书馆协会藉以实现其“研究图书馆学术，发展图书馆事业，并谋图书馆之协助”宗旨的核心手段之一，协会为此专门设立了出版委员会这也是现在中国图书馆学会编译出版委员会的前身。《提要》中所收录的31种图书主要有二类:一是《图书馆学季刊》的单行本。《图书馆学季刊》是中华图书馆协会会刊，与文华图书科所创办的《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并称图书馆学期刊的“南北双璧”，均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图书馆学学术期刊的杰出代表。《季刊》因“发表会员著作甚众，其中数种篇幅较长者予以单行出售;又有时为酬投稿者雅意另印单行本若干为赠”。〔4〕如李小缘的《英国国立图书馆藏书源流考》(1932)、傅振伦的《编辑中国史籍书目提要之商榷》(1933)、李钟履的《图书馆参考论》(1933)，以及(美)吉罗德(J．T．Gerould)著、吕绍虞译的《大学图书馆建筑》(1936)等。二是概述、调查、报告。如《中华图书馆协会概况》(1933)、《全国图书馆调查表》(1929)、《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报告》(1929)、《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二次年会报告》(1933)等。(5)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出版图书馆学图书19种。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出版的图书馆学著作集中在1930年代中期，译著及国人专著各居其半，前者如《图书馆使用法的指导》(1934版，哈勤斯等著、喻友信译)、《世界民众图书馆概况》(1934版)、《西洋图书馆史略》(1934版，萨费基著毛坤译)、《标题目录要论》(1934版，加藤宗厚著、李尚友译)、《目录学概论》(1934版，福开森著、耿靖民译)、《图书馆的财政问题》(1934版，卫迟编，戴镏龄译)、鲍士伟编、徐家麟译)、《世界各国国立图书馆概况》(1935版，A．Esdalle编著、严文郁等译)等。后者如皮高品的《中国十进分类法及索引》(1934)、钱亚新的《拼音著者号码编制法》(1937)、吴鸿志的《图书之体系》(1934)、赵福来《图书馆建筑与设备》(1935)、黄星辉的《普通图书编目法》(1934)、刘子钦的《分类之理论与实际》(1934)等。

4．1．2作者。在1949年前出版的354部个人著述中，涉及编、译、著者200余人，其中个人著述5种以上的有7人，而杜定友一人编、译、著图书馆学相关著述高达46部，占全部个人著述总量的13%，杜氏其于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与事业发展贡献之著，可见一斑。其后依次为吕绍虞(15部)、钱亚新(13部)、桂质柏(9部)、蒋复璁(7部)、马宗荣(6部)陈子彝(6部)。

4．2．1出版机构。1949年后出版的5112种图书学相关著作中，属于内部出版物的有501种，其余4611种正式出版物分别由444家出版社在60年间陆续出版发行。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近公布的《2010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2010年全国共有出版社581家(包括副牌社33家)，则60年来出版过图书情报类图书的出版社占出版社总数的76．42%，平均出版图书情报学图书(4611/444)10．38种，就涉及到的出版单位而言，范围相当广泛。而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涉及的出版单位中，出版数量在50种以上的又主要集中在10家出版社(参见表5)，这10家出版社共出版图书情报学类图书1701种，占总数4611的37%，又突出地反映了专业而集中的特点，这是我国图书馆学著述出版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特殊现象。其中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其早期名称曾先后为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自1979年成立后的30年间，共编辑出版图书馆学相关图书637种，占已出版图书馆学相关图书总数的13．86%，成为国内图书馆学相关图书编辑出版的最大贡献者。

4．2．2作者。按《提要》所录，1949年后正式出版的4611部图书馆学相关著述涉及作者3300余人，人均出版图书1．39部，其中出版1部著作的多达2700余人，约占作者总数的82%，而出版10部以上的仅有14人，仅占作者总数的0．42%。说明在我国涉足图书馆学领域者相对广泛，而术有专攻、持之以恒者则为数甚寡，因而造成多者恒多、寡者恒寡的畸形态势，也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现状的缺陷与弊端(参见表6)。5结语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末，我国图书馆学著作的出版出现了一个长达30年的低迷时期，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特例。而这一超常的低迷随即换来了此后30年的超常增长，1980年至2009年出版图书4889种，是此前70年926种的5倍有余。而这种超常增长是否同样也违背了学科发展的正常规律?尤其是最近10年图书馆学著作出版井喷式增长是否已经透支了学科发展的所有利好?而与之相较的是，越到后来我国的图书馆学著作精心构撰者越少，大量的书籍游走于理论与现实、宏观与微观之间，看似通吃，放之四海而皆准，实则叠床架屋、无的放矢。除却共有的社会因素———整个文化出版领域的共同趋势之外，我们是否应该静下心来、放缓脚步，认真分析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和图书馆学研究的种种境况，从理想与现实的比较与纠结中，从图书馆学著作出版这一特有的视角，推导出影响图书馆学研究乃至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并引以为鉴?历史是无可更改的，无论以怎样的情状展露在我们面前，成功也罢，遗憾也罢，它都已是一种注定，一种抉择。呈现在《提要》中的数千部专著，每一部都是一个真实的历史节点，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通过这些节点所串联起的历史轨迹，准确地解读它们所传达给我们的深刻含义，以备未来者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