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混混何以当道?

乡村治理有诸多困境，其中之一便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村混混在乡村社会的横行与主导。湖南省社科院黄海研究通过对湘北红镇的田野调查，以社会人类学的视野和方法写就了一本关于乡村混混生存、发展与壮大的专业民族志，就是由三联书店2010年出版的《灰地――红镇“混混”研究》一书。作者根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乡村社会秩序所经历的结构性转型，解释乡村灰色化的特点和形成逻辑，理解当代乡村中的越轨行为与社会秩序，并进而完成某种结构式的“自我建构”与理论归依。

作者以湘北红镇为田野个案，通过对乡村混混滋生、成长与壮大乃至主导整个乡村社会这一逻辑历程的描述、理解和解释，为我们真实地展现了乡村社会灰色化的基本路径，为我们理解当下中国乡村社会尤其是乡村社会转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借镜。在书中，作者以叙事的表现手法，对乡村混混群体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试图以研究乡村混混这样的他者，来反观本群体和社会自身，从而对乡村社会变迁和国家治理转型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作自己独特的思考。

作者的问题意识是明确的，研究发现也是真实的，其理解解释亦是合理的。但是，排开价值中立的要求不谈，我们仔细地思索，便会追问：作者笔下的乡村混混何以在当下中国当道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乡村混混业已成为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主导性力量，他们不仅利用自己的身体暴力统治乡村社会，更是在利用这种暴力改变乡村社会生态，尤其是乡村社会伦理价值观念。问题是，混混何以当道、何以能主导乡村？

首先，离不开对乡村社会性质的理解和追问。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早已不是费孝通当年笔下的熟人、社会，而是更多地体现出去熟人社会化、陌生化的特性，更多地体现出贺雪峰所言的半熟人社会以及吴重庆所言的无主体熟人社会特性。乡村社会在熟悉性不断降低、陌生性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乡村社会价值系统、意义系统和治理理念等都发生了变化。与这些变化相伴随的是，中国农民不断地走向一种向外用力的人生，金钱意识不断抬头，以金钱论英雄亦见怪不怪。与此相关，中国乡村社会的集体意识不断淡化，个人意识、个人本位逐渐抬升，伦理、纲常以及传统型权威等不断式微，乡村社会缺乏一种主导性力量来控制乡村伦理、舆论与价值观念。在此背景下，一些暴力资源拥有者利用此空隙，不断地侵蚀集体资源、侵犯个人权利、侵害乡村社会，乡村混混在乡村得道便是最好证明。

其次，乡村基层组织的虚化与弱化亦不可忽视。自农业税费取消之后，乡村基层组织不断弱化，乡村组织的能力不断下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今部分地区的村级组织已形同虚设。调研发现，众多村级组织的负责人要么是不在村里，成为不在村干部（村干部纷纷进城即是例证）；要么是混世魔王，骗取国家补贴与工资，不搞任何建设，不解决任何问题（村庄公共品供给能力下降即是证明）。在一些地区，当村民之间发生纠纷时，村干部或因为缺乏体制性资源，或因为寻求自保，常常在纠纷调处时不作为，致使乡村社会矛盾丛生，这不仅使得乡村混混因为拥有暴力而在纠纷中占有优势，更是使得其甚至越来越成为纠纷化解的重要力量。长此以往，民众有了问题不找组织，而找混混，日渐成为一种常态。

当然，乡村混混在乡村社会的当道，与中国农民的人生哲学、生活处事之道同样密切相关。中国农民向来就有明哲保身之传统，当混混在乡村社会作恶时，村民或是惧于暴力，或是本能反应，常会采取一种避而远之的态度。他们被“枪打出头鸟”等传统理念过度熏陶与规训，以致在面对乡村混混时不敢站在正义一方。因此，可以说，农民的传统型国民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给乡村混混在乡村社会得道预留了一些空间。

总之，乡村混混在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横行与得道，既有乡村社会变迁与发展不足的因素，也有国家治理转型不足的影响。乡村混混作为乡村社会的越轨群体，作为历史和当下社会的常态群体，它是当前我们观察和理解中国乡村社会不可或缺的独特素材。我们只有全面而深刻地观察、研究和理解作为他者的混混，才能全面而深刻地理解乡村社会越轨群体，才能全面而深刻地理解我们自身，才能全面而深刻地理解中国乡村社会。作者简介：李连友，湖南大学社科处处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何绍辉，湖南省社科院政治所助理研究、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