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如何进行失业救济等

政府如何进行失业救济

（《财经》2002年9月20日号《失业之忧》）

中国经济在实现市场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城市居民比较高的失业率是不可避免的。我认为对导致失业的原因的分析十分重要，因为这是我们应对失业问题的前提。

众所周知，市场化是对经济资源的重新配置的过程。缺乏盈利能力的众多的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或者会在来自国内外的竞争挤压下倒闭，或者会因为传统产业市场的萎缩而衰弱，这些，都有可能导致大量的工人失业。这种因经济结构变化而导致的失业可称为摩擦失业。

城市失业群体里除摩擦失业，还有自愿失业。所谓自愿失业，是指因为找不到可提供满意的工资水平的工作而失业。离开了国家开办的企业，城市人就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但城市人几十年培养起来的优越感却不可能在几年里消除。面对一些较差的劳动条件和较低的市场工资，城里人把一些本可属于他们的就业机会让给了农民。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失业人群中有相当部分是自愿失业。

政府应该在救济政策里区分摩擦失业、自愿失业，并且区别对待中青年和年纪较大的失业者。对于摩擦失业，政府应给予一定期限的救济，以便让失业者重新找到工作；对于即将退休的失业者，政府应该给予养老保障；而对于期望过高、有工作能力与机会而不工作的失业者，政府应该不予救济，这样可以降低他们的期望值。

北京郑徐兵

“路径依赖”决定了改革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财经》2002年9月20日号《拆分政府权力》）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推行任何一项改革措施都属于制度变迁，正在进行的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也不例外。任何制度变迁都具有“路径依赖”的特性，即一旦人们选择了某一项制度，这种制度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这是因为，任何一项制度形成之后，就会产生这种制度的“受益者”即“利益群体”，他们对这种制度有强烈的“需求”，总是力求通过巩固现有的制度来阻碍进一步的改革，哪怕新的制度比现有制度更有效率。如果现存制度的“受益者”们的“能量”足够大，制度的变更便很难发生。问题是：如果继续沿着“初始的路径”（即现有的制度）走下去，整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就有可能锁定在无效率之中，而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要想脱身就非常困难。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要扭转既定的方向或摆脱已有的路径，往往需要借助外部力量，引入外生变量。

这些年来，行政审批项目只见增加，不见减少。他们不但没有积极性主动取消不必要的行政审批项目，相反还会“创造”出新的可能不必要审批的项目。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有外力来推动制度变迁的发生。中国的“入世”就充当了这一“外力”角色。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锁定”了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这就要求必须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审批制度，取消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相冲突的行政审批项目。

尽管改革已经开始，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决定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将是一个艰难和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某些拥有行政审批权的部门还会强调保留某些不必要的行政审批项目的“极端重要性”，同时还会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与改革者进行“博弈”。因此，在某些关键时候，还需要引入其他的外生变量，比如说高层领导来推动改革，是非常重要的。

北京 李洪军

拆分之难

（《财经》2002年9月20日号《拆分政府权力》）

拆分政府权力的大戏已经开始上演，我们有理由相信它是一幕正剧，但是应当正视的是,改革的过程注定是坎坷的。

9月10日,国务院公布首批取消行政审批项目800余项，约占总数4159项的两成左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成绩，但是我们要问的是剩下的3000多项中，有多少属于应取消之列呢，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取消呢？没有哪个人可以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诚然，我们不能要求改革一蹴而就，但是这至少从操作层面上说明，我们的改革步履维艰。行政审批权作为某些行政部门存在的“基础”，这样的描述并不为过，这种权力养活了甚至养肥了一大批的政府官员，更有甚者，这种权力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我们现在的改革正是要抢走他们的饭碗。作为自觉或不自觉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这块本来就在他们嘴里的“肥肉”，他们的反抗必然是激烈的。只有冲垮这一障碍，改革才能得以顺利进行。

更困难的是，随着某些行政审批权限的取消，行政权力退出了某些领域，我们的其他权力形式是否能够完成这一过程的无缝连接，而不至于出现权力真空呢？为此我们出台了《行政许可法》，以法律的形式进行这一过程，但是这还远远不够，规范的滞后性容易导致规定与现实的脱节，如果我们不作前瞻性的规定，势必陷入这一窘境。加之我们现有的法律状况不十分完善，同样存在不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缺陷，用一个不合理去代替另一个不合理，效果可想而知。

武汉 司波

银行应是合格的债权人

（《财经》2002年9月20日号《银行不良资产与地方政府政绩考核》）

绝大部分国有企业产权下放到地方，而国有银行产权归属中央，这样的格局诱致了企业与银行的利益纷争。地方政府与归属地方的企业比与归属中央的银行的利益关联要密切得多，特别是特困企业关系到地方稳定与政府形象，因此地方政府更有需要或明或暗地向银行施加压力，要求银行向地方企业贷款，而银行由于在其他方面有求于地方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特困企业肯定是没钱还债的；看到特困企业不还债，那些有钱还债的企业也会装穷赖账，加之当年施压的地方官员任职届满后或任他职不司此务或异地为官，这一摊子的事他不管了或管不了，结果贷出去的款就如泼出去的水。

越是特困企业多的地方，银行不良资产比重越大。当不良资产比例达到一个临界点，考虑到自身风险，银行被逼惜贷，连好的企业也贷不到款了，这就是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企业（国有的和民营的）有好的也有差的，惜贷的结果是将他们都拒之门外，尽管不良资产比重不会增加，但收到的存款贷出去的比例小，银行经营业绩就提不上来。

要打破这个局面，一方面需要政府能够更多地从保护债权人的角度出发履行职能；另一方面也需要银行不只是个守财人，更应是积极寻求利益最大化的合格债权人，能够主动了解企业资信状况、资本结构和经营发展前景，发现合格的债务人，为企业提供“债后”服务，必要时参与企业经营决策。

北京 杨君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