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雷克·戴维斯

9月间，我在《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下简称《评论》）上偶然读到一篇讣文。丧主名为德雷克・戴维斯（Derek Davies），曾任《评论》主编长达25年之久，因为是同行大前辈，所以特别注意地读。读到说其性烈如火，哂之；读到“在他的领导下，《评论》没有朋友，只赢得尊敬”一句，掩卷，遥想其为人。

余生也晚，不识戴维斯。此时遍查各大报章，发现《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海峡时报》、美联社均有讣文。我向认识的《评论》编辑发去信件，想了解戴维斯更多生平，可惜截稿之时未收到回信。以下所有介绍，只好出自上述报章。

德雷克・戴维斯，这个小个子威尔士人，一生性格大胆、暴烈、固执、骄傲。他对音乐一窍不通，却爱上了寄寓维也纳的日本女钢琴师，遂成终生伴侣，并因此从英国外交部挂冠而去――20世纪60年代初英国外交部还有着禁止公务员与日本人通婚的规定；他违反约定把录音机偷偷带进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会谈的密室――70年代的某一天，李光耀与戴维斯密谈，约好“off the record”（不作纪录）。事后，李光耀发现密谈的全文发表在《远东经济评论》上，详尽得令他无法相信是人脑记忆所能为。大为光火的李光耀指责戴维斯违背诺言偷录谈话，而戴维斯并不否认。

戴维斯四处树敌：马科斯（前菲律宾总统）将《评论》的记者逐出菲律宾三年之久；齐亚・哈克（前巴基斯坦总统）则将其记者关进了巴基斯坦的监狱；在他撰文评论中国的“”后，从北京传来的愤怒之语说“他将被8亿中国人民的义愤压成齑粉”。

对他杯葛时间最长的，是新加坡强人李光耀。他们之间的纠缠长达10年以上。1977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议会选举中赢得了全部席位后，《评论》驻新加坡记者被政府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罚款3000美元。据悉，该记者在议会选举期间曾发表过对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不利的文章。随后，新加坡政府更指控戴维斯本人企图挑拨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关系。在戴维斯否认这一指控后，《评论》驻新加坡记者被投进了监狱。1987年，新加坡政府在本地法院控告《评论》有一篇文章涉嫌诽谤，并胜诉。戴维斯干脆把《评论》撤出了新加坡。即便《评论》丧失在新加坡的发行，他也不愿只做新加坡政府能接受的对当地的报道。同一举动10年间上演了三回。

作为一个主编，戴维斯像护犊子一样永远站在自己的记者的一边。他在亚洲10余个城市建了记者站。他的记者背景斑斓，有刚出校门的学生，有富于经验的记者，甚至有前外交官。他的办刊之道就是让能干的编辑记者自由发挥，工作的重心就是找到聪明、好奇、精力充沛且愿意献身新闻的年轻人，并且，信任他们。最主要的资源被放到了采访第一线，而不是编辑部案头。在许多杂志社必不可少的编辑部改写工序，在《远东经济评论》是非常不重要的一环。记者被允许乃至鼓励有独立见解――他的成果是一个人数不算多而追求职业满足感胜于一切的编辑部。他不是一个监工型的主编：他告诉记者们，要享受华服美食，因为人生要快乐。

在许多人看来，20世纪70年代是《评论》的黄金时期。《评论》在新闻自由的香港出版，记者们可以去那些新闻受管制国家采访、报道、写作。多年间，《评论》是亚洲惟一的地区性杂志。从戴维斯1964年担任香港《评论》的主编25年间，伴随着亚洲的崛起，他将《评论》由一个发行数千份的小册子变成了所有关心亚洲事务的人所必读的发行量达7.5万册的英文政治经济杂志。

戴维斯只在《评论》上开了一个“旅行者故事”栏目，亦庄亦谐地讲故事。戴维斯从不写社论，当时的《评论》甚至没有社论专栏。戴维斯觉得亚洲太大，国家太多，变动太快，虽然支持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但他不相信只有一种普适性的观点或者信念。《评论》报道的国家太多，范围太广，不能执着于一种特定的经济或政治理论。

戴维斯于1989年的去职多少与此有关。《评论》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被美国道－琼斯集团收购（后者在香港出版《亚洲华尔街日报》）之后，双方的合作渐趋紧张。道－琼斯集团偏于保守的观点与戴维斯格格不入，在其为重入新加坡市场作出各种努力之后，戴维斯辞去了《评论》主编一职。

离开《评论》后，戴维斯在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短暂地呆了一段时间，于1992年正式退休。他人生的最后10年在英国和法国度过。

戴维斯1931年3月9日生于伦敦，剑桥大学耶稣学院毕业，先后工作于路透社、英国外交部和《金融时报》，1964年起任《远东经济评论》主编直至1989年。他与妻子共育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终生自豪于自己的威尔士血统和妻子的日本文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