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张爱玲的乱世创伤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论文 关键词：张爱玲　乱世　战争体验　精神惶恐

论文摘要：文章根据“刺激一回应”的理论模式，解析张爱玲的乱世创伤的缘由，以及这一乱世创伤对作家文学创作的具体影响与表现。认为张爱玲的文学作品弥漫着郁郁苍苍的乱世之感，这种乱世之感主要来自于作家切实的战争体验所带来的巨大的心理刺激和精神创伤，张爱玲的文学创作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一创伤记忆的展现。具体表现在：一是两种截然迥异的文学风格即沉重与闲适；二是通过对婚姻和家的渴求的热衷，刻画市民阶层的精神惶恐。

张爱玲研究自1980年代以来，跃变为

三、市民阶层的精神惶恐

我们知道，几千年的

不知是巧合还是刻意地安排，张爱玲的一些小说的篇名恰好地呈现出生活在乱世的市民精神惶恐的三个阶段：即“倾城”一“封锁”一“等待”。首先是“倾城”时期，虚无感迅速地蔓延，“整个世界黑了下来”，“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部不可靠了”，靠得住只有活着的“这口气”和婚姻。]接下来的就是“封锁”时期，在这段被“切断”的时间与空间里，上海的市民们尽做些“不近情理的梦”¨以消磨时日。不过，他们的心里仍然怀有期盼，期盼时局平定，女人们等待男人回来，这就是“等待”时期。然而人们的生命却在等待中“自顾自地走过去了。”他们只顾及眼前的生活和平安，对过去既不沉湎，对将来也不作太高的希求，不作挣扎反抗的努力，只是希望自己活着就好，真实表现了生活在殖民地里的相当一部分人苟活不抗争的集体意识，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厚实感。

海德格尔说人的本质是生存。尤其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这一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张爱玲本人1942年后半年返回上海，尽管寄宿在姑妈的公寓里，但如何生存的问题紧要地摆在她的面前，为此最终走上了卖文为生的生涯。正是基于这样的生活体验，张爱玲特别关注生活在乱世时代里的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的生存问题。在作家看来，一个年轻女子，总免不了走结婚嫁人的道路，尤其是那些没有职业的女性，结婚成为她们维持生存、寻求安稳的最佳选择。特别是在乱世时代，活着的人觉得唯有婚姻是踏实的，视为救命稻草紧抓不放，因而结婚的人非常多。“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就是说，一个女人的一生，就是婚姻以及如何经营的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张爱玲可谓对婚恋题材情有独钟，觉得它“一辈子写不完”。不论早期的“传奇”小说，还是后来的《多少恨》《十八春》《小艾》等，她的小说篇篇都是婚姻爱情题材，充分显示了作家对这一题材的偏爱和执着。对于婚恋题材的表现，张爱玲明显地迥异于五四时期的笔法。如果说五四文学强调的是爱情，强调个性解放，强调反抗，那么张爱玲则专注于婚姻，专注于女子的生存。不过，对于婚姻是不是一定带来人生的安稳，张爱玲是持怀疑的看法。如葛薇龙不惜出卖色相，为姑姑弄人，为丈夫弄钱，可她知道一旦自己年老色衰，等待的将是被抛弃的下场；姜家二少奶奶曹七巧，与其说嫁的是患骨症的残疾人，不如说是金钱，结果换来的就是疯癫的命运；阿小悲的是男人挣的钱养活不了自己，只好出来辛勤劳碌做女佣，觉得自己结不结婚一个样。

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在强大的命运面前，有一种被抛起来的失重感，一种无家可归的、漂泊不定的流浪感和无根感，所以，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总有一种对家的渴望，因为家能够提供生存的庇护和安全的稳定感，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婚姻的渴望就是对家的依赖和寻求。就张爱玲本人而言，从父亲家逃离出来后，一直在公寓安身栖息。尽管公寓被作家认为是“最理想的逃世的地方”，但毕竟不是真的家，它只是作家暂时的栖息地。张爱玲内心里始终渴望有一个家，一个能安顿灵魂的住所。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婚书上的“愿岁月静好，现实安稳”九个字，把张爱玲对婚姻的期望和家的企求的内心世界和盘托出来了。作家小说里的女性人物也是如此。葛薇龙因父亲返回上海，孤身一人被抛在香港，于是不得已走进姑妈那座“有点像古代的皇陵”的大公宅，最终甘心与没钱又不爱她的纨绔子弟乔其乔结婚，才获得长久的居住权。白流苏离开夫家后寄养在娘家白公馆，在哥嫂的催逼下适时抓住范柳原，借助于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事，实现了从a公馆到“范夫人”的转变。许小寒的“恋父”，与其说是一种精神，不如说是恋家而不得的悲剧。她的同学段绫卿之所以愿与许小寒的父亲同居，不仅是出于恋父情结的需要，更为现实的目的是换取人生的安稳。殷家茵到上海谋生，当上了家庭教师，与学生的父亲张宗豫发生了恋情，却因外界的干扰而夭折。对乱世环境里女性的精神惶恐的表现，充分表达了人们对精神温暖和人生的稳定的渴求。由于着力开掘人物的心灵世界，描绘他们的精神世相，故而她的小说蕴涵着一股浓烈的 历史 沧桑感。美国学者夏志清说：“读张的小说有一种苍凉的意味。‘苍凉’、‘凄凉’是她爱用的字眼。”此评可谓一语中的。

张爱玲由于着重揭示人们的精神惶恐，由此相关的问题就是对战乱的淡化处理，往往三言两语予以点出，或者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比如《沉香屑·第一炉香》《茉莉香片》，写逃难的上海人在香港的一段“传奇”；《金锁记》的故事是在姜公馆避兵到上海揭开的；《封锁》将一个调情的“插曲”因“封锁”而上演，因解禁而结束。《倾城之恋》写自流苏因“倾城”如愿与范柳原结婚。尽管1950年代初写的《十八春》《小艾》对战争的描述有所增加，更多是出于作家自保的策略，是一种权宜之计的调适，不论 艺术 创造还是实际效果，既不成功也不理想。对战争的淡化处理，一方面契合作家主题表达的需要，也不排除出于现实环境的考虑所采取的一种保护策略，更为重要的是，显示了张爱玲对战争的体验仅仅停留在个人体验的层面上，而没有认识到它实质是整个民族的苦难体验。就战争而言，个人的体验与整个民族的体验是相通的。如果张爱玲能意识到这一点，她的文学创作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真的难以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