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外投资的风险防范与安全管理

我国近年来的对外投资规模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如截至2007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仅占全球对外资产总量的5％，只相当于日本的1／4、德国的1／10和美国的1／20。

2008年以来，中国加大了“走出去”对外投资的发展战略步伐。截至2009年底，已有1.2万家中国境内投资者在境外设立了1.3万家企业，遍布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的存量约2460亿美元，居全球第15位，发展中国家第3位。可以预见，中国今后的对外投资必将延续持续攀升的势头，以适应企业境外的融资经营、建立战略资源基地、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需要。

鉴于近年来中国在海外投资发展中面临的种种问题，有必要充分认识中国海外投资风险，从制度层面构建风险与安全管理体系，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稳步推进“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当国内大规模投资分散于世界各地时，必须考虑到这些投资可能面对的各类风险，以及防范、转移和补救风险的方法，从而将损失降低到可接受的程度，以加强对海外国有资产的安全管理，建立与完善对境外投资的协调和风险管理机制。就此，提出的政策措施与对策建议可包括以下框架内容与基本原则。

确定海外投资风险类型与原因构建海外投资的风险防范与保障机制

首先，可由政府主管部门组织专门机构对海外投资风险的类型与原因进行分析，总结与归纳其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失误教训以及国际成功经验，并从法律制度整合角度构建海外投资的风险防范和管控机制，促进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稳步实现，切实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

一般而言，海外投资风险分为外来风险和自身风险两大类。

具体而言，外来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包括违约、侵权、诉讼、不正当竞争等)；国家风险(政策与法律变动、征收、政府违约等)。

自身风险包括：管理风险(公司治理、劳动管理、合同管理、企业变动的法律风险)；经营风险(涉及产权、产品、采购、融资、财务、环保等法律风险)。

转变风险防范和安全保障思路确立风险转移、分担和补偿机制

我国现行的投资监管行政规章涉及审批、监督、融资支持、外汇管理等方面。这些规则大多以消除风险为主要规范目标。2009年，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分别对有关海外投资审批和监管的规定做出修正。新的审批机制严格区分市场风险和国家风险，分别从总量控制和定向促进的角度对海外投资实施监管，具有很强的事先防范特征。

新审批机制虽可在一定程度上过滤风险，但不能满足海外投资企业的要求。实际上，某些表面上没有风险的投资(如投资美国国债)极有可能蕴含着系统性风险(如美国政府将债务货币化)。考虑到海外投资风险及其不确定性难以根本消除的现实，单纯以消除风险为己任则意味着一定程度上放弃盈利机会。

因此，应当转变风险防范和管控的思路，修改现行的投资监管规定，改变“不出风险”的不切实际思路，而代之以风险的转移、分担和补偿等成本收益方法，以构建投资风险的防范与管控的法律机制。通过实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实现投资风险有效转移。在风险分担与补偿方面，应通过投资国和东道国解决风险的协作机制和法律框架下对风险损失提供救济措施来解决。

建立国内与国际两个法律层面的海外投资风险防范与安全保障体系

除了从国内法层面构建投资风险防范与管控机制外，还应从现行国际法层面的双边、区域与多边条约人手，建立投资风险防范的国际合作机制。海外投资涉及投资国与东道国双重管辖，我国作为投资国可通过国际协定促使东道国保护其投资者权益。当前，中国已与其他国家签订了多达127个双边投资保护协定(BIT)，但不少BIT并未虑及风险防控机制问题。为此，有必要从制定模范BIT文本起步，以风险防控为视角，逐步推进国际投资的国际合作机制。

国内法层面的政策与法律应包括：投资合规监管、风险评估与管理、投资失误问责、投资保险等机制。国际法层面应充分利用中国加入的双边机制与多边机制。前者为投资保护协定(BIT)与亚太区域机制(APEC)；后者为多边投资担保(MIGA)、投资争端解决公约(ICSID)、WTO投资措施协议(TRIMS)等国际合作机制。

投资风险防控机制的基本步骤与相应措施

虽然通过风险识别可进行投资风险管理，但难以完全消除前瞻性风险中的不确定性。因此，风险防控的政策措施可分为三个步骤：评估风险，即投资主体能够准确、及时和完整地识别与评估其面临的风险；传送风险信息，投资主体应当将评估后的风险信息准确、及时和完整地传送到有权决定风险承担的责任者手中；决定是否承担风险以及承担多少风险。

针对近年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中所面临的风险与问题，还应采取以下相应政策措施。

强化企业风险管理体系要求海外投资企业从公司治理角度建立和强化企业风险管理体系，并在公司章程中明确风险管理机制的地位，充实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对公司的忠实和勤勉义务。

建立相应的问责制与奖惩制现有的审批条件对于企业内部风险管理体系有“市场化”倾向；现行的监管法规还有待完善。应加强对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监管。国有企业很少受制于被并购或破产的威胁，因而往往倾向于忽视较大的商业风险和体系风险。为此，应建立相应的问责制与奖惩制来限制国有企业过度冒险的投资行为。

进行海外投资风险的政策调整应从行为法学的角度对海外投资风险进行分析。在这一分析框架下，投资者具有有限理性和信息，除了效率因素外，公平因素也应在决策层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投资者的决策应不仅考虑利益最大化，还应着眼于通过收益分析、风险转移、试错后调整，而不断地适应投资环境的变化。因此，在通过常规策略管控风险的同时，投资者必须具有战略思维以应对投资中的不确定性因素。

推进证券监管的标准化中国的海外证券投资源于跨国并购，现已发展为证券交易，并面临着东道国更为严格的市场监管与经营风险。因此，应当分析海外证券投资形式与问题，专项研究海外证券投资风险的防范与应对。在当前中外双边备忘录基础上，努力推进证券监管的标准化，并最大限度地推进各国公司法的协同化发展，从而将规制性风险降至可接受的程度。

财富基金海外投资的风险防控与安全保障

财富基金(SWF)实为政府控制的投资体，其资产主要源于一国外汇资产的转移。如2007年9月成立的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CIC)，可被视为中国的SWF。此前，中国财政部已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筹集1.55万亿元人民币，购买了2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作为CIC的注册资本金。相应地，CIC则负责这2000亿美元的保值与增值工作。

中国财富基金海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中国近年积极推动SWF在海外的投资，为保证外汇资产的增值而以股权、政府债券、房地产基金为投资对象，并主要投资于美国和欧洲等发达资本市场。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与加深，cIc在哀鸿遍野的美国资本市场不仅毫无斩获，而且损失惊人。就在美国次贷危机即将的前夜，中国SWF仍在不断增持美国债券，尤其是投资于美国“两房”等金融服务机构的债券而遭受巨额损失。

截至2011年4月，中国通过财富持有至少1.152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仅2010年，就购买了26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作为美国政府的最大债权人，中国政府需要认真评估所面临的投资安全与美债缩水风险。2011年7日初，标准普尔公司评级委员会对外宣称，美国在今后三个月内失去AAA信用评级的可能性大为增加，如果国会不上调14.29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这家评级机构将会下调美国国债的信用评级。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最近也将美国国债的AAA级债券评级列入“可能下设的复评名单”，并称“法定债务上限不及时上调，导致美国国债违约的可能性正日益上升”。

美国债务危机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不可低估，各国金融机构一直习惯以美债作为抵押品互相融资，美国如不能在限期前提高发债上限，其后果当然严重。理论上，美国财政部将不能发新债集资，为现有的国债还本付息，届时就可能出现债务违约。除了超过1.1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外，中国的财富还持有3000多亿美元两房债。美债数量如此庞大，要沽货离场基本上不可行。现实分析美债违约风险，美国并不会因此进入停止偿付债务状态。一方面，美国国会经过磋商已同意将债务上限提高2.4万亿美元。另方面，他还会通过不断发行美元货币对他国偿付债务。但由此产生的美元大幅贬值，中国无疑将遭受极大损失。

中国应采取的风险防范与安全措施美国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任何旨在让美元贬值的举措都会迫使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走高，从而加剧中国的通货膨胀。当务之急，一方面停止增持美国国债，另方面通过国际组织与外交渠道叫停美国以美元弱势化为导向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要求美国采取负责任的态度，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对于外汇储备的对外投资，国际公认的原则是安全第一，分散为宜。为降低市场风险，国际上SWF大多选择投资多元化模式。因此，有关SWF的对外投资，应通过国家立法，从制度上明确安全第一，稳健至上，比重分散，结构多元的原则。以避免出现将巨额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两房”的这种“将大部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投资决策失误。

应建立SWF金融资产的经营绩效考评制度，确立绩效与风险、责任相挂钩的原则。在审批程序上，应将SWF的投资行为置于对外投资审批制度的监管之下，并可采取重大投资决策听证制度与决策失误问责制，以改变过去SWF在“外储外用”旗号下豁免审批现象，保证SWF投资的稳健与安全。

SWF的资本输出国主要为中东和亚洲的新兴市场国家，而其资本接收国主要为美国和欧洲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SWF作为市场竞争者及其背景的特殊性、亦受到资本接受国的质疑与阻力。对于SWF通过其投资的“软实力”控制目标公司的行为，各主要发达国家主要通过安全审查机制来“过滤”SWF投资，以保证投资接收国的利益。

在国际货币基金(IMF)主持下，世界主要SWF已就此达成了最佳行为规范(GAPP)，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也在资本接受国行为规范方面达成初步意见。但目前美国并未对SWF放弃国家安全审查，这必然导致此类投资风险增大。为此，中国有必要就此特殊形式海外投资事项与资本接受国进行磋商，努力争取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以建立公平、有效与稳定的投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