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收入分配机制 规避中等收入陷阱

摘 要：目前我国已经脱离了低收入国家行列，正处于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过渡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我们必须警惕“中等收入陷阱”，从中国现实国情出发，找到一条能够帮助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正确道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及调整和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将对我国规避“中等收入陷阱”，促进内需型经济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规避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6-0022-02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据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中国的GDP为58786亿美元，同比已经超过日本。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实现了一个新的跨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截至2010年，中国国民人均GDP为4382美元，属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在经济学理论上，人们将增长的陷阱分为三类：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高收入陷阱。低收入陷阱又称为“贫困陷阱”，是指处于贫困状态的国家由于贫困而不断地再生产出贫困，长期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而不能自拔。现在处于低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包括老挝、埃塞俄比亚等。这些国家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没有地域优势(不靠海)、也没有FDI(国际直接投资)。现在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是泰国、马来西亚，这些国家有FDI，有地域优势(靠海)，但是这些因素不足以让它们达到高收入。处于高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有文莱、科威特、沙特阿拉伯，这些国家有自然资源的优势。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打破这三类陷阱的关键在于国民经济要摆脱对外在因素过分依赖，经济增长需要内生化 [1]。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提出的，基本含义是：即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2]。

学术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细化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认为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 000美元至4 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4 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想问题、办事情要坚决贯彻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运用到实际案例中，即对待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应该从该国的现实国情出发，从该国的国情、文化、生活习惯、工作倾向、信仰等因素出发，分析具体问题要做到历史与现实、科学与逻辑、内因与外因的辩证统一。基于上述原理，笔者认为世界银行和学术界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可以作为界定他国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借鉴，倘若将这一概念提升至评判标准，就有先者为因、后者为果的嫌疑了。提及评判标准，在笔者看来，难有细化的标准，只能说一个国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当人均GDP达到某个数值后，例如4 000美元左右，该国家的原本的相对优势已发挥殆尽，新的经济发展助推力还没有找到，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特定值左右，见不到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和希望。在进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转折时期后，由于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内部矛盾尖锐，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推动力，经济增长容易出现波动甚至陷入停滞。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一直保持持续快速增长，居民收入也不断提高，中国从一个人均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中国也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并不是单一原因导致的，很可能是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从经济方面来看，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各类要素的投入，例如土地、资源、能源、劳动等，会不可避免地上升。进而边际报酬不断下降，中国相对于他国的比较优势也不断减少，导致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减弱，出现环境污染加剧、交通拥挤、公共服务欠缺、犯罪率大大增长等不安定因素。从社会方面来看，经济增长本身就是把双刃剑，一方面，经济增长能促进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居民收入的增加，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常常伴随着政府与民众之间、贫富之间、劳资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的不断堆积，这些矛盾倘若没有恰当处理，反过来就会制约经济的健康、持续、快速的发展。从政治方面来讲，要想成功地跨越、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对现有的经济体制进行更深一层次的改革。然而，改革是一个不断调整、适应的过程，任何一个既得利益者，在经济“最大化”动机下，不但不会主动让渡利益，而且会保护自己的利益，使改革难度增大，甚至停滞不前。

上述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们在基于分析中国当前经济发展和存在问题基础上，阐述了中国现在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转折点。最近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确实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同样出现了贫富分化严重、腐败多发等问题。此外，诸如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方面的矛盾也逐渐凸显。如何采取有效措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道坎迫在眉睫。为了避免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改变国民收入分配在国家、企业、居民中的比例，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社会公平，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应对当前的严峻形势。

首先，当前不合理的分配格局根源于制度性的约束，导致改革滞后和不彻底，所以进行强有力的改革是构建合理的分配格局的关键。国资委国有企业监事会主席熊志军认为，收入差距悬殊，主要成因有三：第一类，人的先天禀赋与后天努力不同，按市场经济的分配原则，自然会有差距，这很正常；第二类，由于改革不彻底，“制度漏出效应”产生诸如“灰色收入”等；第三类，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和改革不平衡所造成的差距。后两者都是不正常的[3]。有学者指出，既得利益集团已成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最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