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历史演进述论

摘 要：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要求，以建设和弘扬反映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新文化为己任。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党对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建设理论，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回顾和总结这一历程，对于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有着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历史演进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6-0065-03

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一直非常重视。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培育民族精神到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两个文明”一起抓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生动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时俱进的光辉历程。

一、 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开创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降，陷入内外交困之中，出现民族危机，“中国向何处去”作为时代主题凸现在中国人面前。围绕这一主题，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古今中西”之争，即在如何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对中国的传统进行反省，以求得救国救民的真理。“五四”新文化运动把这一争论推向了巅峰，一些杰出人士如、蔡元培、鲁迅等，对中国文化整合问题进行了许多探讨，提出了中西文化综合论的主张。蔡元培主张广泛吸收各国文明，同时要保持文化的民族性；鲁迅主张发扬民族的主体精神，独立自主地引进外来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近代以来的古今中西文化之争作了科学的总结，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并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1]709在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之时，又指出：“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2]这一充满时代精神的文化观，为中国当时的文化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成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根本指针。

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1]663-664关于文化、政治、经济相互作用关系的精辟论述，构成解决文化与革命关系的理论基石，也是整个文化建设思想体系的一块基石。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始终强调文化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他鲜明地提出革命文化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在革命前它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它是革命总路线中的一条重要的路线。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又把发展经济与发展文化两大任务相提并论，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对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

认为，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就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因为这是保证社会主义文化前进方向的前提。在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他庄严宣告：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看来，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还是有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3]为此，他号召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去占领思想文化阵地。而在人的培养问题上，把提高人的政治思想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作为文化建设的根本。他先是提出使受教育者“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之后，又把这一目标进一步推向整个社会，提出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要求，并强调在军队中也要实施文化教育，来提高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的科学文化水平与技术水平。

在文化发展举措方面，别出心裁地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创新方法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方针。在文化创新方法上，采取了全面的历史的辩证方法，并取名为“古今中外法”，“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4]运用这一方法，我们对古代文化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对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必须是“推陈出新”，对其中的封建毒素必须予以剔除；而“全盘西化”的主张同样不可取，对西方文化要批判地吸收，要在中国的基础上吸收外国的长处，融会中西，实现有机的结合。依据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从我国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出发，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发展方针。百花齐放，是借用自然界百花争艳来鼓励不同艺术和风格的多样性发展；百家争鸣，则是援引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学术争鸣来提倡科学的不同流派间的平等争论。“双百”方针是合乎辩证法的，对于促进文化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正是在这些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引下，人们的思想得到极大的解放，理论界、学术界、文化界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总之，在吸收“五四”以来文化论争的成果的基础上，深化了辩证综合创新的文化观，创立并发展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初步探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这一时期的文化建设虽然经历了“”的挫折，但它从总体上解决了中国文化建设的根本出路问题，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邓小平提出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在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实现经济振兴和文化复兴并举的战略构想。

早在1977至1978年，邓小平就对我国的文化建设，特别是教育和科学工作给予了极大关注。1977年5月，他在同中央的两位同志的谈话中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5]401979年10月，他在给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词中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5]208党的十二大把建设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之一，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分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对精神文明建设作了全面部署。邓小平始终认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能够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必须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重要支柱和重要推动力。针对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地方出现的愈演愈烈的丑恶现象，邓小平告诫我们，必须下大力气抓好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不断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来换取经济一时的发展。他特别强调，在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