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模式的构建

摘要：文化模式是人类文化的核心范畴，是对文化现象的本质性和规律性的把握。中国传统的文化模式是道德主导型的，马克思主义以求真为主旋律，树立了科学求真的理念。我们要实现中国文化的创新和转型，关键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同时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的精华。我们要构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模式，实际上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必将使中华文化更具吸引力和感召力，极大地推动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文化模式；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3-0083-04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和精神家园。在当今社会，文化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文化成为民族凝聚力、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与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冲突，前现代的、现代的、后现代的，各种不同的文化精神混杂在一起。我们亟须对当前的文化进行整合与创新，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构建一种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模式。

一、文化模式理论概述

1.文化模式的定义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认为，“一种文化就如一个人，是一种或多或少一贯的思想和行动的模式”①。文化模式是人类社会生活模式的组成部分，与经济生活模式、政治生活模式一起构成了共同的人类社会生活模式。广义的文化模式是指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生存和发展的反应形式。狭义的文化模式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人类在社会价值和理论规范领域中的反应方式，是特定民族和人群普遍认同的，由内在的民族精神、价值取向、习俗、伦理规范等构成的相对稳定的反应方式。本文把文化模式理解为精神生活层面，使用狭义的文化模式的概念。

文化模式是一个完整的结构，由诸多要素构成。按照功能和层次划分，文化模式包括四大部分。一是引导性要素，包括、道德信念和价值追求。二是规范性要素，包括规范人类行为的道德和法律，以及思维规范和认知规范等。三是认知理智性要素，包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和探索的科学技术与哲学。四是表现性要素，包括表达情感宣泄、审美情感的文学艺术和美学。引导性要素是精神追求的目标，决定了文化目标的神圣与崇高的宽度；规范性要素决定了文化的秩序与制度化能力；认知理智性要素决定了文化的认识效率；表现性要素决定了文化的丰富程度。构成文化模式的每一种要素都是不可缺少的，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补充，共同发挥作用，产生了模式的整体功能。文化模式的强大功能来自于各要素的协调、配合和分工优化。

2.中国传统文化模式

与其他文化模式截然不同，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属于道德主导型的文化模式，具有以下独特之处。

第一，现世的文化视角。中国传统文化观察社会人生是抱着现实的态度，关注的焦点是现实的人生，而不是来世的解放和自由。这种现实的眼光把理想落实在现世中实现，而不关心对来世的向往。

第二，道德在文化中处于核心和支配地位。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道德占据着绝对性的支配地位，伦理纲常、长幼尊卑的秩序是不可违背的，人们的社会行为必须按照道德责任和义务来进行。道德在文化模式中的主导地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道德对宗教具有支配性，对宗教的来世理想进行了抑制，人们不关心来世的天堂，只关心现世的生活秩序。即使是宗教也被改造得具有了实用化倾向。二是道德对科学具有限制性，文化的主旋律只是求善而不求真。一旦某项发明创造或者技术改进与道德教化发生矛盾，必须服从道德规范。三是道德对美学具有支配地位。美学的效果指向美学的社会作用，要按照四书五经的要求去行动。美学丧失了自身的目的，而是成为了道德教化的工具。

第三，顿悟跳跃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是灵感的爆发式的内在融通，表现为顿悟和跳跃。顿悟是思维过程中的非逻辑的推论过程，是茅塞顿开或者豁然开朗。顿悟是顷刻之间的突然顿开，是觉悟的突然发生。跳跃是思维的大跨度转换，是不相干事物的相互贯通。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世界上的物象是可以感应内推的，因为天下之道是一以贯之的。顿悟跳跃的思维方式是难以论证的，从而可能导致神秘主义的宿命论。

3.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模式

与中国传统文化模式不同，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模式属于科学主导型的文化模式，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科学求真的文化追求。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接受了反对神权至上的观念，树立了科学求真的理念。马克思主义文化是建立在对世界客观真实的认识基础上的，以求真为主旋律。马克思主义文化强调在认识外界事物时应当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反对从个人的主观想象出发，反对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一切从实践出发，实事求是，追求真理，探索客观规律。

第二，斗争与批判的文化态度。马克思主义中虽然包含统一、和谐的理论，但更强调批判与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中，马克思主义文化立足于斗争，通过对旧世界不合理性的批判，在旧世界的废墟上重建一个更加美好、自由的新世界。新世界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个人都能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崇尚行动，认为批判旧世界的工具和途径是行动，是工人阶级的革命，主张采用暴力的方式夺取革命的胜利。

第三，实践开放的文化体系。马克思主义文化认为，事物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在社会历史领域，发展的原因在于实践的永无止境。实践是人类在意识指导下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人类社会和历史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进化的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马克思主义反对周期性的循环历史观，反对厚古薄今倒退论的历史观。②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模式的特征

我们要构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模式，应当拓展传统文化的空间，把单向度的道德文化分解、补充、限制，使文化充分合理化。在文化模式的构建中，应当进行文化分层，信仰可由理性的宗教解决，建构“科学的信仰”；在“以人为本”的宗旨下，给主体个人以自由和人权；建立超个人至上性的契约法律等。总之，要达成文化内在的各个要素之间相互协调、和谐共生的状态，以便发挥文化的整体功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模式具有以下特征。

1.人的本质的逐步实现

文化的进步本质上是人的发展，是人性的自由张扬，是人的本质的实现。在历史发展中，随着文化转型的发生，人对自然、物质和社会关系的依赖程度不断减少，而人的自由、创新和发展的因素与条件在不断优化。在原始社会，人对自然有很深的依赖，人是自然的奴隶，在文化上的表现是信仰图腾，对自然的崇拜，受禁忌的约束。文艺复兴运动后，文化转型到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价值体系，人的自由权利获得了保障。在市场经济社会，人从自然的压迫中解放出来，获得了人身的自由，但依然处在对物质财富的依赖时期，人的自由必须通过物的形式表现，人与人的关系通过物与物的关系来体现，人成为物质和金钱的奴隶。只有进行新的文化转型，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解放，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其他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理想的国家应该是‘相互教育的自由人联合体’。这个‘联合体’中，‘个人以整体的生活为乐事，整体则以个人的信念为乐事’，是充满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快乐的状态。”③

2.求真与求善的结合

中国传统文化是求善的道德文化体系，缺少以求真为主导的科学思维和以信仰为主导的宗教支撑。马克思主义文化是欧洲文化的产物，具有欧洲现代文化的科学性和实用性。马克思主义求真务实的科学文化被中国文化所吸收，成为中国民族文化的有益成分和必要补充，填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与信仰的缺位，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一切从家庭伦理和秩序出发的道德倾向，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具有了科学的形态。中国传统文化模式是求善的价值导向与求美的审美心理的统一，但缺少求真的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模式在中国传统文化求善与求美结合的基础上，学习吸收马克思主义文化科学求真的成分，形成真善美相结合的完善的文化价值追求，达到了真善美三维价值的统一。

3.斗争与和谐的统一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宗旨、核心，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者列宁把实践具体化为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这个过程是合乎逻辑的，是直接的、现实的。中国传统的文化模式对中国的现实危机缺乏有效的应对，只有斗争哲学才能鼓舞人民的反抗，实现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斗争哲学是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精神食粮。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的主要任务从社会革命转到生产建设，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但我们的文化模式却没有进行相应的改变和调整，以至于发生了十年“”，犯下了严重错误。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和合或者中庸之道。和谐是对本土中庸文化精神的回归和认同，完成了“否定之否定”的吸收过程。对和谐的认同，标志着从斗争的实践转向了和平建设发展的实践，从传统的调和到包含现代求真务实、创新发展的新和谐。同志提出的“和谐社会建设”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在吸收马克思主义文化中的革命斗争理论的同时，又要发掘其文化中的同一因素，采取包容的态度，以博大的胸怀去重构斗争与同一的关系，实现斗争中的和谐。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模式的构建路径

本尼迪克特认为，文化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整体不是它的所有部分的总和，而是一种由部分之间独特的组合和相互联系而产生的新实体”④。对文化模式进行结构性调整，需要对某些文化要素进行置换或者重新配置，使各种要素重新组合，相互协调，文化的功能才能进一步加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模式的构建中，通过文化要素的置换、补充，达到进化文化体系之目的。文化体系要不断调整优化，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才能更好地发挥功能。

第一，要从精英启蒙转到大众日常生活理性创建，实现精英文化与市民文化的结合。现代中国文化转型的方向是从表层启蒙进入到深层启蒙。表层启蒙具有局限性，主要局限在精神、价值和理性的精英层面。中国文化转型需要转向深层启蒙。深层启蒙是指动摇传统文化根基，改变国民的生存状态，从精英文化回归到大众的生存文化。以日常生活批判与重建为内涵的文化启蒙是精英文化与大众化的市民文化的汇合，这使精英文化找到了受众，市民文化获得了提升，这是新的基础上的文化结合，是真正回归现实生活世界的文化启蒙和文化重建。同时，回归的过程在知识分子内部是技术理性与人本精神的结合。技术理性侧重于操作实用，缺乏对人的关注；而人本主义关注人的命运，但是流于空疏。只有把技术理性与人本主义相结合，才能两者兼顾。

第二，建立道德与宗教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的关系。道德是用伦理法则和行为规范来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使之符合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和需要。宗教则用神的意志和天命的安排来神化现有经济基础上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变成了神与人的关系。道德为宗教提供了部分社会内容，宗教为道德涂上了神圣的光彩。这就形成了宗教道德化和道德宗教化的现象。宗教对道德最根本的影响就是，道德的基本准则以宗教的形式出现，宗教为道德行为的判断提供终极的根据，从而使世俗的道德获得超越任何经验和时代的超人间的神圣基础。由此可见，宗教和道德的目的和方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到社会和谐。

第三，实现信仰与科学的分界、分层与互补。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实践精神属于科学体系，承认现实客观的存在，具有求真务实、反对空想的风格。在拯救社会危机中，科学作为新文化的内容肩负着反对封建迷信的使命，科学成为反传统的理性支撑与精神信仰。科学与信仰的结盟成为反传统文化的思想武器，成为共产主义信仰的主要支撑。然而，新中国建立之初，由于长期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造成了科学与信仰的分离。信仰科学真理被信仰政治理念取代，信仰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随着政治社会的瓦解，原来的信仰出现危机，造成理想的失落，信念大厦的倒塌。同时，科学日益工具化，科学失去了追求真理的精神、探索未知的乐趣。科学的实用化造成了科学精神的萎缩，背离了科学求真精神，成为简单的工具。当前，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在文化内部协调中，一定要回归科学理性，必须重建科学务实、求真客观的理性信仰。重建科学与信仰的统一，就是要建立面向新世纪、面向世界的中国新理性信仰，建设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相结合的普世信仰。共产主义信仰是现代社会理想，突破了传统社会理想的封闭性和血缘地域性，具有普世性和来世性。

第四，重建道德与法律的统一，使二者之间保持适度的合力与张力。道德是依靠人的内心信念和良心来自觉维护的社会规范，而法律是依靠社会外在强制手段维系的社会规范。道德依靠人的内心自觉维系，社会成本低，应当优先采用；法律依靠社会投入，成本高，只能面对最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中国传统社会是道德主导型文化，道德是最主要的调节手段，法律不健全。在现代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已退出了文化的核心地位，市场经济需要建立法律规范型的社会，急需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使法律成为社会的至上规范。当前的市场经济背景下，我们需要健全法律体系，建设法治国家，又需要用道德来弥补法律的不足，规范广大人民的行为。要用道德理念引导法律建设，重建诚信的价值体系，实现以人为本，建设人性化的市场经济。

第五，倡导理性价值，实现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我们要想应对复杂多变的世界，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就必须运用人类的理性，因此现代文化的主导性理念应当是理性主义。理性包括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科技理性主要回答世界“是什么”“怎么样”的问题，它探究自然规律。科技理性所驾驭的世界，是一个“真”的领域，这是一个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领域。价值理性主要回答人类世界“应当是什么”“怎样才更好”的问题，它主要给科技物质成果丰硕的世界一个善和美的价值引导，给认识、征服、开发、利用自然的活动一个长远的合理的计划。没有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不知要蒙受多少愚昧和无知带来的不幸，但科学技术并不是万能的，它并不能代表人类生活的全部意义。社会的和谐、社会的人文关怀、人对物欲的超越把握、人与自然的和谐，只能在价值理性引导下才能完成。工业文明时代对科技理性的过度追求，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把效用、功利视为唯一的目的，不考虑行为的目的是否符合人类的价值。我们要建构的文化模式要力求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使二者之间始终保持适度的合力与张力。

第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文化的整合应当对中外文化的因子予以改造，使之纳入新文化结构，成为新文化要素。首先，中西文化整合意味着打破中国传统文化结构，引进西方现代文化结构，使中国文化因子重新组合，改变部分价值取向。西方文化模式与中国文化因子的结合，一方面是现代文化，同时又是中国文化，是中国现代文化，而非西方现代文化。其次，要解决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在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过渡过程中，如何减少文化冲突，以最小的代价、最快的时间，实现顺利转化、有序过渡，避免过大的社会震荡？关键是找到传统文化有生命力的合理内核，使之成为新文化的生长点以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衔接点，从而避免因文化权威的丧失造成文化失范。总之，我们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同时去除教条主义的阐释，在现代高度上发展和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模式的任务是艰巨的，文化建设首先应当回归文化的宗旨，回归马克思的自由、自觉、创新的文化理念。文化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实现，是人对自由、创新和全面发展的追求的产物。因此，文化转型是人的发展，是人性的自由张扬，是人的本质的实现。现代中国文化转型的根本途径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本土的文化相结合的过程。我们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注释

①④[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张燕、傅铿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5、46页。②江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页。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