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运动的动力:结构\文化与行动者

摘 要：近年来国内学界对社区运动的探讨主要从国家-社会关系、社会运动、都市运动以及公民资格四种研究路径出发。以这四种研究路径为线索对社区运动发生发展问题的回答，大都突出了结构、文化与行动者三方面的要素及其相互关联，认为其构成了社区运动的动力。本文梳理了中国城市社区运动研究的主要成果，分析不同研究路径所具有的特点以及彼此间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社区运动；研究述评；结构；文化；行动者

中图分类号：C912.8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6-0094-05

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进入社会转型时期。随着城市社会的发展和房屋的私有化,街道层级的权力、财产、社区和基层组织的互动发生变化, 使得中国的邻里社区变成一个冲突与反抗, 以及社会变迁的基本领域。[1]社区运动大多是由于社区居民对某些强势集团或者地方政府政策不满，自身权益受到损害而凝聚开展的维权性集体行动。这样的集体行动往往因带有不同程度的抗议性，而与政府开展的社区建设运动有所不同。对于国内社区运动，一般关注的问题包括社区运动为什么发生，为什么能够持续，它的机制与过程是什么，等等。学界从不同研究路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大都突出了结构、文化与行动者三方面的要素及其相互关联，认为它们构成了社区运动的动力。本文目的在于梳理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运动研究的主要成果，分析不同研究路径所具有的特点以及彼此之间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一、国家—社会关系研究路径

就社区运动议题来说，这种研究路径侧重于分析国家与社会行动者各自的地位、角色及其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大致遵循着一种“权益损害—反应性行动”的二元分析模式。市民社会和国家与社会互动是它的两种基本理论取向，尽管两种理论关注的具体问题有所差异，但根本问题指向都在于国家控制下的社会是如何生长出抗议或自治的空间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如何在社区运动的推动之下重构的。

1.市民社会理论。市民社会理论强调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立，关注“那些不能与国家混淆或不能被国家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2]业主大会、业委会等社区中的公民组织力量是市民社会研究者所关注的焦点。

住宅的私有化导致了利益的组织化，进而发展为现代社会的公民组织。公民组织的发展，体现出来的是社会的结构性变化，这种逐步上升的结构性力量构成了公民社会的基础，业委会的出现可能意味着一种社会基础关系结构的根本转型。[3]业主对自己的利益和社区的公共事务更加关心，业委会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针对物业管理公司的抗议活动，维护业主的权益，这堪称中国城市公民社会的先声。[4]国家从一个管理者转变为仲裁者，而住房使用者从一个被管理者转变为自治者，物业运作逐渐摆脱国家一元控制与全权性操纵的局面，发展为一个具有市民社会性质的新公共空间。[5]这种新公共空间对城市基层治理形成了挑战，挑战的关键之处在于是管理公共（群众），还是公共（实施）管理。[6]如果用市民社会理论来分析社区运动，就必须证明社会力量在脱离国家控制过程中的主动性以及在推动基层政治改革进程中所显示出来的能力，但是从业委会或居民自发组织的产生和实践来看，“正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革才使社会获得了准生证，在国家的保障下社会才有了成长的空间”。[7]房产私有者群体在维权过程中促进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建构，但这种推动是有条件的并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政府在制度上的创新和支持。[8]当前城市业主维权运动面临的共同困境表明，尽管转型时期的权力多极化趋势明显，但“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型的权力再分配机制决定了当前权力分布的不对称和失衡状态，即国家—市场—社会之间的权力水平呈依次递减的格局。[9]

市民社会理论提供了一种国家与社会相互制衡的关系模型，但当代中国的现实与这一模型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业委会组织与居民行动很少表现出制衡国家和有效推动国家基层治理改革的倾向。因此，一些研究者转而以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论来分析社区运动。

2.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社区是城市的细胞，城市社区建设和治理的核心应是社区自治，但“就现状来说，国家权力并没有完全从社区撤离，也不可能从社区撤离”。[10]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强调社区运动中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策略性互动，三者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的相对位置及行动都是互动的结果，最终的结局是社会力量为国家权力（与市场力量联合）所消解，“行政吸纳社会”。业主组织、资本组织和行政组织，围绕利益、权利、规则而建立起的复杂博弈关系及表现出的内在延展逻辑，证明着政治国家的原点乃是日常社会生活的自然延伸。[11]解决业主维权运动中存在的问题需要建立业主、开发商与政府的良性互动机制。[12]王艳认为，维权精英适当的角色定位、理性的运作策略和有效的资源整合，可以赢得政府的吸纳与合作的回应。[13]黄卫平、陈家喜进一步发现，地方政府针对维权活动特点会采取区分性的回应策略，对于理性的、与政府合作的业主精英，地方政府采取吸纳与合作的策略；对于由专家型业主所进行的技术型维权行动，地方政府通过制度框架内对话、召开听证会协商等形式来应对；对于对抗型的维权行为，则采取压制与分化的策略。这些策略深刻地影响了社会抗争行动者的组织动员模式和最终利益诉求的实现。[14]国家通过制度设计与有效的策略来主动地、及时地回应与满足来自社会的权益要求，有利于降低社区运动的负面效应，实现国家、市场与社会三方的利益平衡，从而把社会冲突与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与体制内。然而，从现有的研究来看，这样的成功案例还不多见。这反映出在现今，具有强大资源优势的国家和市场力量更多的是把社区运动作为一种异议和挑战的力量来看待和压制，而不是把它看作是社会群体合理表达利益要求的一种手段，更没有意识到它作为社会自主性的发挥所具有的潜在力量。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还正处于长期的、深刻的调整之中。

二、社会运动研究路径

社会运动可以被看作是市民社会的一个领域，但是对社会运动的研究却已经逐渐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知识系统。在美国，社会运动研究经历了从集体行为理论、资源动员理论到政治过程理论的范式演变，而在欧洲占据主导地位的新社会运动理论则强调文化、认同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后来，一些欧美学者建立了一个综合的、比较的视角，这种以政治过程理论为基础的社会运动研究致力于将政治机会结构、动员结构、文化构框等要素整合进一个共同模式来解释集体行动的发生和发展过程，[15]这已经成为分析社会抗议现象的主要方法。

“政治机会结构是指一组以国家组织为中心的变项组合，其对于集体行动者形成一定程度的限制与可能性，并且提高或降低了运动动员所需要花费的成本”，[16] “它是解释中国都市地区集体行动之发生的最有力的一个自变量”。[17]施芸卿指出，中央—地方的权力层级、国家与地方权力为一身的客观权力结构以及19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城市更新为B市居民社区维权的运动提供了有利的机会。[18]石发勇和蔡永顺具体论述了地方不同层级国家权力的分解（disaggregated）和矛盾（discrepancies），认为不同层级地方政府各自的优先选择、地方国家机构的部门利益化以及上级媒体对下级政府不当行为的曝光促进了绿街环保运动的产生。[19]然而，即使存在更多的机会结构要素，又如何解释在面对同样的机会结构时,有些社区发起了行动，但更多的社区根本没有产生任何的集体行动呢？这说明，除了政治机会结构，一定还有其他的因素在社区运动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