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立法要有“十双眼睛”

教育立法要体现中国传统道德理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统一，体现教育规律和教育现象的统一，体现国家需要和人民期盼的统一。

实行“依法治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是实现教育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从最初的无法可依，到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法律体系的初步形成，我国教育立法工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期待越来越高，教育法律中局限性、滞后性、不科学性的一面愈发凸显。加强教育立法工作，需要有十种看问题的角度，也就是“十双眼睛”。

一、炯炯向前：聚焦教育前沿问题

目前正式颁布并施行的教育法律有《教师法》《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学位条例》（修订）《义务教育法》（修订）等7部。可是，日趋多元的教育形式、日益丰富的教育内容，呼唤的是点更多、面更宽的教育法律，要求立法者增多视点，拓宽视野，延长视线。“在家上学”“可汗学院”“慕课”等热点词汇的背后，是家庭教育、网络教育的蓬勃发展，迫切需要相关专门法律予以规范。

二、频频回眸：积极修订过时条款

现行法律中的一些条款，在一定时期的确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已不符合现今教育的需要，应用于实践中已很难“梳理得清，解释得通，适用得准”。过时的条款分为两种：一是完全落伍于时代，要抓紧时间废止；二是略微跟不上时代，要下大力气完善。比如，建立民办学校分类管理的法律制度，有利于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使非营利民办学校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因而有必要取消《教育法》第25条第3款中“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限制。

三、举首仰望：配套国家政策方针

教育法律与教育政策，虽然在制定机关、表现形式、实施方式等多个方面有所不同，但在共同致力于“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一终极目标上是共通的。教育立法要善于从教育政策中谋路子、找灵感。比如《教育规划纲要》在“发展任务”部分涉及了八个教育领域，因此我们便知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继续教育、民族教育、特殊教育等领域缺乏专门法律；在“体制改革”部分明确了“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建设现代学校制度”等六个改革重点、难点，因此我们便知《考试法》《学校法》等应提上立法日程。

四、垂首俯瞰：紧盯教育教学一线

教育立法，要源于教育一线，服务于教育一线。实践中，一些学校挂着“素质教育”的牌子，干着“应试教育”的活计，用考试分数透支学生身心健康，用标准答案磨平学生创新潜能。还有一些学校虽推行减负，但是“禁得了校内，禁不了校外；管得住教师，管不住家长”。学校里被教师“减的负”，又被家长在校外辅导机构里“增起来”。2006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修订）第3条规定：“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使适龄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这是我国首次以法律形式将素质教育的理念确定下来。但以《教育法》为代表的、在此之前制定实施的其他大部分教育法律，都对素质教育没有涉及，因此亟需修订。

五、望眼欲穿：透过现象把握规律

教育立法，要认识和利用教育规律，限制有悖教育规律的行为发生。如一些幼儿园迎合家长“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心理，在大班中教授，小学一二年级的课程，办小学预科班，揠苗助长有悖于儿童成长规律，这也是《学前教育法》亟需出台的缘由之一。再如教育行政部门对自身职能定位不准，在各界对学校去行政化的大声疾呼中，对学校的各种干预并未显现出放缓趋势，尚未真正实现从“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为此，需要有部《学校法》保障现代学校制度的建设，保障教育家办学的自。

六、刮目相看：立法焦点应时而变

教育的实际情况是富于变化的，实际问题是不断演变的，教育立法在不同阶段应承担起不同的责任。以前，由于“天地君亲师”的观念根深蒂固，教师体罚学生的现象屡有发生，教育立法主动担起责任，《教师法》《义务教育法》都规定了禁止体罚的条款。如今，教育惩戒问题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很多教师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不愿、不敢去行使惩戒权。因此，现时的教育立法者应当主动担起另一项责任――明确教师的合法惩戒权，让惩戒权在有监督、有保障、有规范的阳光状态下安心行使。

七、微观细察：用细节增强可诉性

不患法之无有，而患法之不明。“疏而不密，粗而不细”，是我国教育立法的一大弊端。比如，《教师法》第37条规定，教师有“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由所在学校、其他教育机构或者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经教育不改”缺乏一个标准，于是，对教师体罚行为的处理，在实践中表现为两个极端：或者处理太“松”，知而不报，报而不究，究而不彻底；或者处理过“严”，对教师直接开除，矫枉过正，违背执法初衷。歧义是法律之癌症，细节是法律之生命。要把原则化的东西细节化、把弹性化的东西标准化，提高立法技术，增强教育法的可诉性。

八、大而观之：立法要有平衡艺术

法律一向“凛然不可侵犯、威严不可抵触”，教育则始终要“温柔、温情、温暖”。教育立法不能唯法律马首是瞻，也不能唯教育情怀独尊，要将法律之刚和教育之柔置于天平的两端，努力找到“平衡点”。比如，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8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由学校承担过错推定责任。单从法律角度看，没有问题。但从教育实际来看，一些学校不敢再组织春游、写生等活动，甚至把可能有危险的单双杠都撤了，禁止学生在校园内追逐打闹。出台《校园安全法》，更合理地确定学校责任，健全事故调解、诉讼机制，完善保险体系，保护孩子们“跑跑跳跳、喊喊叫叫、打打闹闹、哭哭笑笑”的权利，协调好法律与教育之间的微妙关系，使二者有机融合、贯通一脉，需要立法技术，更需要立法艺术。

九、瞻前顾后：明义务更要确责任

一些教育违法事件，其处理往往不遂人意，其结局往往不了了之。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便是教育立法不乏“义务条款”但缺“责任条款”，让有关部门“想罚不敢罚，敢罚不能罚，能罚不知怎么罚”。比如，《职业教育法》第11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工作的领导、统筹协调和督导评估。”由于没有规定相应的惩罚措施，在实践中，较难奢望一些政府机关自觉遵守、严格照办。因此，教育立法要把“健全法律责任”作为重中之重，让该维护的得以有效维护，对该惩处的予以有力惩处。

十、左顾右盼：取经国外立法经验

西方发达国家在漫长的法治进程中，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要善用这些“他山之石”。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以布朗控告教育委员会案为代表的一系列案件，一次次唤起了美国民众对特殊儿童公平受教育权的意识，掀开了特殊儿童家长全面参与特殊教育立法的序幕。家长参与立法，有利于法律真正反映特殊儿童诉求，保护特殊儿童权益。目前，我国在《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教育条例》中规定了特殊教育的有关条款，但远不够全面和具体。或许今后在《特殊教育法》的立法工作中，可以借鉴美国经验，最大限度地调动起特殊儿童家长的参与度，以使立法“在体系上更合理化、在内容上更人性化、在运行上更高效化”。

教育立法工作迫切而必需，任重而道远，既要有“立足实际”的姿态，又要有“长远发展”的眼光，要体现中国传统道德理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统一，体现教育规律和教育现象的统一，体现国家需要和人民期盼的统一，让教育法的科学性和艺术相辉映，为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