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法典编撰概述

时间:2022-09-23 01:24:36

我国民法典编撰概述

摘 要:

通过分析国内的现实情况和国际上掀起的民法典分解和重构的浪潮,使我们认识到不应该盲目地崇拜民法典,而应该结合国情和世情来决定我国民法典的去留。

关键词:

民法典;编撰;理论;概述

中图分类号:

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19-0159-01

1 我国民法体系的现状

我国迄今已经形成了一个以民法通则为民事基本法,又有合同法、担保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公司法、票据法、证券法、保险法、海商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等民事单行法构成的(民商)立法体系。实践证明这一模式能够较好地调整民事生活中出现了各种民事关系和解决各种民事纠纷。虽然有时候在这个民法体系内部会存在一些矛盾和冲突,但这是我国的民法理论研究的欠缺和立法技术对不成熟造成的,而不能把它简单地归结为是因为我们没有民法典。我们不能盲目地崇拜民法典,认为民法典是万能的。

2 中国国内编纂民法典的条件的概述

2.1 民法文化缺失,民法理论积淀的不醇厚

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文化由于奉行“法自君出”的观念,以集团权利为本位,注重法律的惩罚功能,而与现代民法的形成和存在所需要的以个人权利为本位,以保障人民自由为功能,以理性为法律构建的灵魂的法律文化存在着根本的背离和冲突,因此传统法律文化背景下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民法文化。在高度集权的改革开放前期,国家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原则指导下人民的私权观念继续被压抑。改革开放后由于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市民的私权观念有所增强,但是私权的观念、市民意识还不成熟,民法文化的积累与氛围尚嫌过于稀薄,没有形成民法典产生的文化土壤。

2.2 市民社会缺位,转型期社会关系的不稳定

现代民法典产生的经济条件是一个契约市场化、经济民主化,财富私有化的市场经济。在传统中国社会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人们重农抑商的思想作祟下坚持农本商末,商业得不到发展,人力和物质资源得不到合理的配置;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欲望被无情的打压;人们的行为被伦理道德严重的束缚;社会财富得不到应有的积累;经济的踌躇不前导致了政治上的极端化。

2.3 立法民主欠缺,司法系统的不完善

立法是多方利益的博弈过程,应该广泛吸纳各种利益主体的意见,形成“全民博弈”的局面,这样才能更大程度上实现立法的民主。以这次民法典草案的编纂为例,是在我们以民法学者为主的起草小组的完成的“学者草案”,虽然其间存在着激烈的论争,但是似乎也是学者之间的博弈,作为我们立法服务对象的公众又参与了多少?而且在立法过程中难免存在观念的碰撞、利益的纠葛,但在立法民主的框架下,所有争论都应通过公开、公正的法律途径予以解决。

我们不难看出,在国内我国还不具备诞生一部成熟民法典的条件,如果这个时候我们非要催生一部民法典出来无疑是拔苗助长,结果只能是令我们失望的。

3 国际上民法典发展趋势的概述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现阶段还主要依靠法律移植来构建民法体系和推动民法理论发展的国家来讲,国际上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发展趋势的变化,显得尤为重要。大陆法系国家学者已经长期探讨民法典的弊端和危机,认为民法典进入法典分解和法典重构的时代。解法典的概念最早是1978年由意大利法学家纳塔里诺﹒伊尔第(Natalino Irti)在其论文《解法典时代》中提出。伊尔第认为,随着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民事特别法逐渐取代民法典在民事领域发挥主要的调整作用,民事特别法有别于民法典的特殊原则,在其数量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逐渐形成了有别民法典的“微观民事规范系统”。“微观民事规范系统”的发展使其确立的原则和规范不断得到巩固,逐渐侵蚀民法典,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掏空民法典。因此伊尔第预言,民事特别法对民法典的侵蚀达到一定强度之后,将使得残留在民法典规定尚可以得到具体实施的规则都被特别法具体化,并最终取代民法典的地位。

美国法学家梅利曼在其著作《大陆法系》中论述到大陆系的未来时,已经涉及到法典之外的特别立法问题,认为解法典化是由于法典之外的特别立法造成的,大陆法系法律体系正在变革和转型,随着民法典作用的衰微和宪法权威的树立,“非法典化”的趋势已成定局。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案件以特别立法而非民法典的规定为裁判依据。因此,必然使原民法典面临着解法典化的趋向。

4 结语

现实的需要是法律产生最强大的动力。我国目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法可以为我们刚刚起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一般规则和市场活动的行为规范,但是民法的重要功能并不一定就必须通过制定一部民法典来实现。况且我国现在现实地存在着民法文化缺失、民法理论积淀的不醇厚,市民社会缺位、转型期社会关系的不稳定,立法民主欠缺,司法系统的不完善的“内忧”,还存在着两大法系法典化相互借鉴和融合,进入解法典和法典重构的“外患”。对民法典的编纂热情应该慢慢地回复到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积极利用单行法、司法解释、判例法、甚至是行政规章更加具有改革灵活性的优点,使其能够在渐进式的改革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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