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思维与东方智慧(上)

1987年，我赴英国阿斯顿大学读博士。那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西方管理学术界开始关注对中国管理的研究。在留学期间，我曾经去牛津大学拜访一位英国学者。在谈到关于人际关系在管理中的作用时，他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在西方社会，关系主要是一种友谊，建立在双方共同的爱好、兴趣基础上；而在中国，人际关系是一种投资，双方都预期从关系获得利益回报。

相比欧美等西方社会，中国人的确更看重关系和关系带来的实惠。这一点可以从汉语词汇略见端倪：汉语描述关系的词汇比英语多，而且对关系的分类也细致得多。例如，汉语对直系、旁系（父系和母系）以及姻亲（配偶）都有具体的称谓，而且在直系中还要分出父系（如爷爷、奶奶、孙）和母系（如姥爷、姥姥、外孙）。相比之下，英语则只说明性别（如grandfather， grandmother， grandson， granddaughter），却不分父系母系。 在直系同辈之间，英语用“brother”（兄弟）称呼所有男性，“sister”称呼所有女性；而汉语要根据所指对象的年龄区分为“哥哥”（年长的）和“弟弟”（年轻的），“姐姐”和“妹妹”。汉语对旁系的称呼也很复杂，而且根据父系母系给予不同的称谓，如“伯”（父亲的哥哥）、“叔”（父亲的弟弟）、“姑”（父亲的姐妹）、“舅”（母亲的兄弟）、“姨”（母亲的姐妹）等。而英语，将以上的男性一概称之为“uncle”，女性为“aunt”。刚去英国的时候，去别人家里做客，由于分不清对方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经常因为不知道该如何称呼对方感到尴尬 ；或者听了介绍仍然不知对方来自父系还是母系。不过，英国人对此却根本不在意。不管大人小孩，见面一律直接叫名字，完全不用什么七大姑姨的称呼。按照我们的传统，见了长辈直呼其名是非常无礼的行为，但是在英国这样做大家却习以为常。反而，他们弄不懂“中国人干啥整出那么多称谓”。

在一个重视人际关系的社会，对人的称呼本身十分重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男权当道，男人当家。因此，孩子被认为是父亲家族的成员。以称谓区分父辈家族成员就显得至关重要，因为在父辈中年纪越大的亲属社会地位越高，而且发言权也越大，人们授予他们不同的称谓以示格外尊敬。由于母亲家族是外姓，人们也就不重视对其成员的划分。

以前谈到“关系”一类的社会现象时，学者往往归为中西文化差异。但是，过去十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语言背后体现的是思维差异。21世纪初，由香港大学谭力海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发现：使用拼音文字的西方人主要靠左脑掌管语言功能，而使用象形文字的中国人的语言功能不仅由左脑控制，同时也受右脑影响。进一步的研究甚至发现，不仅使用拼音文字与使用汉字的人在读书时利用的大脑部位不同，连讲香港话与讲普通话的人在读书时表现出的脑电波也不同。这些实验结果使人们意识到，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其思维模式很有可能也大不相同。

语言会导致思维差异吗？上世纪初，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萨丕尔与他的弟子沃尔夫曾经给予肯定的回答。这就是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对世界的感受和体验不同，进而导致他们的思维也不同。萨丕尔与沃尔夫认为，语言是建立在社会习俗之上的，因此是一种具有“文化”功能的符号系统；其次，语言是一种“表达意义的工具”。萨丕尔形象地将语言比作“工具”，而思维是语言使用这一工具生产出来的“产品”；思维的内容，像概念等，只能借助语言才能表达。因此，他说“正像数学推理非借助一套适当的数学符号不能进行一样，没有语言，思维的产生和日常运用未必更能想象。”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提出以后，引起很大争论。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大有人在。支持者从不同社会对同一现象或者事物描述的词汇、对事物的分类和语法等方面，说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的确表现出不同的思维模式。而反对者则认为，首先，语言只是思维的一种方式，而非语言的思维，如形象思维；其次，人们不难观察到，语言不同并不妨碍人们相互交流相同的情感、或者讨论相同的事物或者现象。例如，虽然汉语用不同的词汇来区分“哥哥”和“弟弟”，英语使用者可以在“brother”之前加上定语来限制其使用范围，从而完全实现与汉语同样的表达意义。具体而言，英语的“elder brother”对应汉语的“哥哥”，“younger brother”则指汉语中的“弟弟”。

不过，人们也发现，由于语言的模糊性，一种语言的词汇未必能够准确地翻译为另一种语言。比如，当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学术界将“关系”翻译为“personal relations”。近年来，英文文献中已经直接使用拼音“guanxi”特指“关系”，因为很多学者意识到“关系”在不同的场合下有不同的含义，不能简单地以“personal relations”代替。这说明有些概念或者社会现象是很难在不同语言之间对等地转换。

为了证明语言对思维的影响，学者们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将三个一组的词汇（如熊猫、猴子、香蕉）展示给欧美的大学生和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的学生，然后将他们认为关系最密切的两个词汇分为一组。实验的结果表明，来自欧美的学生绝大多数根据分类的范畴进行分组，即将熊猫和猴子作为“动物类”分为一组；而来自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学生则更倾向于根据两者之间的关系的范畴进行分组，而将猴子与香蕉放在一起（猴子吃香蕉）。

更有趣的是，对于会说英语的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学生来说，当给他们展示汉语词汇时，他们大多根据关系进行分组；而给他们看英文词汇时，他们会像美国学生一样，按照分类学范畴分类。最有意思的是新加坡和香港学生，不管看母语的词汇还是英语词汇，他们的分类方法都更接近美国学生。

以上的实验结果说明，语言的确影响思维。但是，果真如此，何以香港和新加坡的学生不受汉语影响，而表现出更类似美国学生的思维呢？可见，影响思维的因素除了语言之外，还有社会文化等因素。

如此看来，由于东西方社会的语言不同，而且社会文化、风俗传统不同，因此也应该具有不同的思维模式。关于东方思维的特点，我将在下期专栏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