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批评话语的伦理向度

[摘要] 中国电视批评理论话语的自觉建立，从1990年代开始。其伦理向度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过程紧密关联，经历了“道德焦虑”和多元话语共生的不同阶段。伦理意向的转换，既体现了认知上的宽容、进步，也带来规制上的失范格局。构建一种分析性的伦理批评，有助于深入理解、把握当下电视文化的特性和走势。

[关键词] 电视批评 道德焦虑 话语共生 伦理向度

电视批评作为媒介批评的一种形式，是根据一定的价值标准，对与电视媒介相关的各类“事实”进行说明、解释和判断的实践活动。中国的电视批评，是同电视事业、电视文化的发生、演进和繁荣历程相一致的，历经萌芽、起步、发展和自觉等不同阶段【1】。不过从学术研究看，严格意义上的“电视批评”理论话语的构建和涌现，却是1990年代的事情。在过去20多年里，不同身份的批评家通过对流动的“电视事实”进行着勘察、评判，为匡正电视文化方向、拓展信息传播空间，起到了重要作用，对电视媒介的传播方式、意义产制及社会效度亦有较为系统的认识，如今业已成为媒介批评中的“显学”。本文从批评话语的伦理向度出发，着力勾画中国当代电视批评理论和实践状况一个侧面，试图说明电视媒介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复杂关联，及构建一种分析性伦理批评的可能性。

一、市场经济背后的“道德焦虑”

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语境发生巨大的变化，阶级话语逐渐被经济话语所替换。政治生态的变迁不止带来社会结构形式的裂变，同时也引发文化生活内容的更新，甚至可以说，文化实践直接负载着政治体制合法性的解释逻辑。当改革开放成为一个时代的关键词，人们的价值信仰、认同意识及行为准则必然朝着一个以往未曾经历过的轨迹运行，尤其像带有享乐性的文化形式，很快便占据了人们的生存空间。电视作为一种现代信息传播媒介，在逐渐走入千家万户，打破了城乡分殊导致的信息接收不对称之后，新闻、广告、影视艺术等通俗文化形式开始为越来越多的受众所习惯、认可，直至成为闲暇时间的调节剂。特别到1990年代，伴随电视技术的发展、普及，居民家庭购买力的增强，节目类型的丰富多样，电视业已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媒介，主宰着政策或服务性信息的传输，左右了大众的资讯来源，并对社会生活方式起着构成性作用。

将电视文化视为“可怕的诱惑”的理论体认和话语批判，最初来自西方批评理论的启示与阐发。按照大众媒介社会学理论，在科学技术革命的基础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直接催生了近代制度的根本转型和现代性社会文化在生活世界的确立；与之相适应，大众媒介、通俗文化的竞相发明，也引发一系列价值标准、伦理观念的重构，其“破坏性”日益成为人类挥之不去的梦魇，包括乡村社群组织的瓦解、宗教权威意识的衰微。电视媒介，正是在这一大的历史语境下应运而生的，其表征的文化实践必然成为业已亏空的同一性道德生存方式的一部分。于是，在一些批评话语里，电视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具有使人无法自拔的“魔鬼”与倡导新兴事物的“摇篮”的双重价值属性，“它为我们驱除了寂寞，同时，又使我们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它播散着欢乐，同时也在制造着痛苦；它使我们眼界开阔，同时又使我们活动的天地变得更加狭小；它是家庭会聚的中心，同时，又剥夺了我们与亲人、同事之间感情亲密交流的机会……”【2】。这种优劣互见、爱恨交加的心态和焦虑情绪，是电视媒介普及初期的普遍心态。

电视的独特性征和效果，也直接促发了专业或业余批评家们对本土电视研究的学科意识和电视带来的伦理后果的思考。有关电视批评的话语，逐步以知识化的方式提出和陈述。这些话语背后的思维逻辑，既来自主导意识形态的政治反思，也来自传统价值观日渐式微的焦虑心态。因为在每一个时代，文化的构成总是呈现出复杂混合面目，诸如主流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等不同价值体系，会环绕在公众的生活世界中，它们通过冲突、斗争、协调等方式，维系着文化自身的平衡、生存和发展，并程度不同地左右着普通大众的精神意识和社会行动。特别是市场经济的理性逻辑，依凭的是商业化的运行策略和利益最大化的交换原则，改写了正统的价值、信仰的惯性表达方式，必然带来转型时期道德伦理因空缺而产生认同危机。电视文艺作品的娱乐化、商品化倾向，是电视媒介的重要特质，同时也是电视媒介可能带来负面效果的元素。在批评家眼里，电视在市场诱导下“自发产生”的变局，典型的表征就是“服务受众热”、“大众娱乐热”，尽管相比行政式、官僚化管理方式是一种进步，但政策和体制的滞后引发的“混乱”，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实”【3】。

如果说电视批评家一开始就注意到，电视传播在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位移不可避免，同时由于文化体制的滞后和不健全，必然导致市场机制的无序乃至失范，急切地吁请管理部门解决商业性与意识形态性、公益化与产业化的规制问题的话，那么文化产品本身对伦理观念、生活秩序、交往关系的冲击更直接刺激着批评家的神经。有批评家从整个人文批评界的困局入手，指出电视批评的紧迫性。在他们看来，电视批评之所以应该“加紧基本建设”，根源于中国特殊的国情、民情。电视既是大部分缺乏基础教育的老年人的知识来源，也是一些中年人完成成人教育的主要资源，还是多数青少年塑造人格、培养理想的渠道，鉴于此，电视批评的基本价值被定位于“激活思想活力的文化防腐剂”，而“当代中国电视提供的节目是否真实、是否优美、是否高尚、是否充实，将直接影响到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和生活质量”，这就需要承担责任和义务的“话语批评”【4】。总之，电视批评的话语逻辑是问题性和批判性的，也是道德化的。

二、消费语境下的话语共生

对于转型中的中国来说，1990年代是社会结构性调整的过渡阶段。表征为：市场经济的深度推进，社会结构的渐次层级化以及商业文化的制度化。电视批评，作为文化实践的反思和批判行为，虽然尽力在多个层面恪守、引导着日渐衰败的传统道德观，但并未能真正阻止包括电视媒介在内的社会文化的整体变迁轨迹。有的批评家抱怨过，客观好坏、是非标准，总得有个章法可循，可批评落后于实践，彰显了电视文化领域的“薄弱”，“不是因为过多‘否定’让人心寒，而是起着哄的‘肯定’让人心寒”，最终导致难出精品【5】。事实上，批评落后于实践，并非电视领域才有的状况，就整个文化研究活动而言，以理论分析为规则的批评行为，无不落后于具体的文化实践，这也是人类思想意识的生成机制所决定的。至21世纪之后，中国的大城市及东南沿海地区，随着改革开放力度加大，市场化程度加深，业已进入全球性的消费伦理主导的意识形态之中，电视批评话语的伦理向度必然重新结构，以便适应日益繁复驳杂的电视节目内容、形态。

电视行业深刻产业化和媒介生态的质变，带来了电视文化与媒介经济的繁荣，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与商业主义的节目制作机制相勾连，电视媒介过度娱乐化、甚至越过道德底线的时有显现。为应对电视文化的发展变化，批评家们逐渐放弃道德理想主义修辞，有意识地从学术理性角度阐述消费语境催生的种种娱乐文化现象。在近年传媒低俗化问题讨论中，罗萍就用词源学方法，回溯、界定了低俗、通俗、恶俗三者的相关性和差异性，强调 “以宽容与自律的原则劝导‘低俗’向‘通俗’靠拢；以严格的监管力度遏止其向‘恶俗’方向转化”【6】。作者显然想通过一般观众、媒体机构及政策法规的互动、合作，约束、规范电视内容的选择和电视作品的产制，维持媒介规律与社会责任的平衡。还有批评家如胡智锋，则明确划定了“低俗”的界限，指出判断“低俗化”的标准，应当着眼于“世界上公认的普适性和中国国情下的普遍性”两个维度，前者像“有违人类伦理的基本规范”的涉性、暴力内容，后者则关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7】总之，道德伦理作为一个“问题”及危机意识，在电视批评话语里表达得非常明确。虽然不同的批评家，强调的侧重点不一样，但媒介技术、环境的变更，将引发批评话语的伦理诉求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的意旨是一致的。

从现象学角度看，多元化的批评伦理是批评主体对自身日常生活意义探询的一种反映。因为人与世界的经验，不止来自直接的片断观察、体认，还受制于被社会认可的“接近经验”——符号系统，每个个体的经历、视野和体验的分殊，会对生活表象有着独特的“纯粹意识内的存有”，它通过说明、理解和判断的外在形式，展示自身对对象的理性认知。对于中国的电视批评者而言，“话语共生”格局的呈现，既有事实层面的电视媒介文本意义隐匿性的原因，又根源于行政或批判研究的不同学术批评话语的介入方式带来的多重解读模式，加诸中国社会裂变、重组过程殊的利益分割，使“神圣的、精英的批评标准丧失了其独尊地位后，由批评个体出场，运用自己的思想和智慧重新整理和修复这个世界的精神秩序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相对的批评标准也出现了”【8】。甚至于，那些过去缺乏话语权、被压抑的草根阶层的观众，会有意识地诉诸新的媒介批评形式，提出与既有价值观不同的道德观念，以抗拒主导的或精英主义的伦理规范，分享着属于自己的文化权利。

即便是同属精英阶层的学院批评，也在消费社会的碎片化的精神处境中，伴随同一性宏大叙事话语的消解，伦理观念越发呈现出反本质主义的离散性征。在全民狂欢式的娱乐潮流推动下，对于电视新闻节目、新闻报道日显故事化、日常生活化趋势，有的批评家从消费主义语境下观众的收视心理、影像媒介的娱乐特性、市场的利益诱惑等方面研究，探讨电视媒体的社会责任和道德底线，强调媒体的职业准则和伦理意识；而有的批评家会从整个中国社会的文化进程出发，认为新闻的娱乐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符合社会演进的逻辑，只要避免明显的性、暴力、人格歧视等“恶俗化”倾向，就理应受到尊重和认可。从电视媒介实践看，当下的媒介伦理问题，已关涉到电视行为的方方面面，除了新闻节目之外，像广告播放、纪录片、谈话节目、大型晚会、情感真人秀等，都在伦理规范与收视利益的激烈争讼中，彳亍前行。

伦理向度的话语共生现象，不止说明人们生活观、价值观的多元化运行态势，也表征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社会政治空间、经济发展和精神生活的拓展和丰富多变。但同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伦理关系的失范，也容易导致社会生活的空壳化和社会机制的运行障碍。这在电视及其它新闻媒体中，有着显著表现。张亚敏、刘敬东在梳理中国电视新闻的“伦理缺失”时指出，新时期以来电视新闻经历了从“政治新闻”之“魅”到精英新闻之“魅”再到“大众新闻”之“魅”的“祛”与“赋”的过程，电视新闻业者的职业操守也在“真”、“善”和“美”的迷失、旁落与困顿中探索着，像流行的民生新闻、社会新闻一方面拓增了新闻的题材，另一方面它的猎奇性与低俗化倾向，与高调标榜的所谓“人文关怀”南辕北辙，甚至根本就是“挂羊头卖狗肉”【9】。可见，电视新闻乃至电视媒介，在商业主义、消费主义及去政治化的策略下，其伦理意识的缺失处处都在。

三、构建分析性伦理批评

当代电视批评话语的伦理向度，从“道德焦虑”向多元共生的转换，是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过程和消费大众的“接受意向”而展开的。这种转型，无论对批评话语自身的独特性、复杂性，还是对不断涌现的花样繁多的电视现象来说，都是正常的运行规律。尽管多元化的伦理指向，会夹杂无序、混沌的价值信念，与之前过度、狭隘的政治化的道德说教而言，却无疑是一个进步。转型期的社会，需要在厘清这些缠绕、纠葛的批评话语之后，重新构建一种具有解释力的批评行为和机制，通过对主观化、感性化道德主义的超越，达至对集体性的“人伦之理”、“做人之理”的彰显。

当然，电视媒介承载的丰富多样的内容及不同节目目标、功能的差异，必然带来批评话语叙述上的张力；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就是电视文化最终的服务对象是“人”这一社会实践主体，所要实现的是对差异和他者性的人的伦理关怀。在电视媒介日益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的今天，传统的日常生活与报刊、书籍、广播等大众媒体分割化的局面已不复存在，电子影像世界既是外部世界的反映，也以强大的动力构筑了普通人的生活世界，真实与虚拟、感性娱乐与理性思考之间的界限似乎渐渐消除，这进一步促成了生活世界的艺术化和艺术世界的生活化，在如此对立统一、变动不居的媒介化社会，无原则的欢呼或者怀旧式的悲观失望，都不是理想的应对之策。因为媒介技术并未携带好坏标签，“成为美化生活还是贬低生活的力量，关键看人们如何对待它，尤其是拥有掌控和使用它的权力的人”【10】。只要对人类他者怀有理解心和责任感，启迪观众的娱乐节目与有人文关怀的新闻纪录片，同样能提升道德意识、扶正社会风气。

电视批评理论与实践，对于研究时间较短的中国学人来说，还处于摸索、学步阶段，或者更具体地说，时下丰富多彩的批评话语实践，多拿外来的工具分析本土的案例，深陷“后殖民主义”的语境之中；因之，批判地审视国外的电视批评话语的内在逻辑，确乎是创新的前提。时统宇认为，伦理的追问和学理的批评是西方电视批评理论的两条基本线索。虽然我们不能完全认同他的学理批评比伦理追问“更为深刻”的二分式论断，但作者通过对电视批评大师级人物批评话语的缕述，指出“这些对电视的伦理追问，其着眼点仍不失为探讨电视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根本问题”【11】的评语，还是中肯、贴切的。从目前情形看，中国电视批评话语的伦理追问，还未能提出像北美、欧陆那样拥有深厚哲学基础、进行文本的社会和审美价值阐释的规模化与系统化的理论命题；它需要在摒弃激越的理想主义或相对主义道德论之后，注重客观化的文化分析，将“电视事实”置入宏阔的社会变迁的历史情境中，揭示中国媒介文化独有的时代和体制问题，才能使伦理批评朝着原创性的、健康的方向发展，对社会文化问题的把握也会更为准确、深入，进而培育分析批判性的公共道德意识，为可能的社会共识的达成提供话语资源。

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说过，“社会主义不仅是对特定疏离的人类能力的全面‘再发现’，而且更具决定性地是新的、复杂的交往能力和交往关系的必要机制”【12】。这意味着，真正社会主义化的电视媒介能够发展人们的交往能力，并有效提供公众参与社会对话、形成道德共识的机会。当下中国正在努力建设“和谐社会”，那么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将是整个社会和谐的基础和前提，从电视批评的职能看，除了匡正、引导、监察、解析“电视事实”的效果、趋势之外，道德伦理的建构意识亦是批评话语的应有之义。在狂欢式的大众消费主义语境下，电视批评话语如何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公共性与私人领域之间，建立起一种相互依赖和对话性的伦理关系，既是传播媒介自身的需求，也是社会赋予的职责。

参考文献

【1】欧阳宏生：《中国电视批评的四个阶段》，《现代传播》2002年第1期。

【2】杨河山、曹茜：《电视文化》，北方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9页。

【3】郭镇之：《市场经济中的广播电视》，《新闻与传播研究》1994年第3期。

【4】妙斋：《电视批评的紧迫性及其基本困境》，《当代电视》1995年第3期。

【5】王荃乐：《电视批评的批评》，《电视研究》1998年第1期。

【6】罗萍：《“低俗”与“非低俗”的启示——关于电视传媒低俗化讨论的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第6期。

【7】胡智锋：《电视低俗化三题》，《中国电视》2008年第9期。

【8】梁英：《多元话语共生的电视批评》，《当代传播》2008年第3期。

【9】张亚敏、刘敬东：《“祛魅”与电视新闻的伦理缺失》，《新闻记者》2009年第6期。

【10】洪艳：《电视媒介的伦理批评》，《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9期。

【11】时统宇：《伦理的追问与学理的批评——对西方电视批评理论的一种解读》，《现代传播》2001年第5期。

【12】尼克·史蒂文森：《媒介的转型——全球化、道德和伦理》，顾宜凡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2页。

作者简介

丁云亮，男，安徽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媒介理论与批评及文化社会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