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红包经验交流

红包是指包着钱的红布包或红纸包，多用于感谢、馈赠，从传统文化而言，它是人们“礼尚往来”的产物，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一般都会封个红包作客赴宴，密切关系，增强感情，加深友谊，成为一种传统美德。不知从何时起，红包变了味，红包不红了，成了反腐败的对象，成了专项治理的目标。掀开“红包”的盖头来，不难发现：红包，是一种腐败现象。前不久，省纪委监察厅发出通知，坚决治理党政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接受和赠送“红包”问题，这是我省反腐倡廉又一重大举措，全省上下齐动，一个专项治理的活动正在全面展开。

《通知》所指的红包是指“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从现实中，我们撕开红包往里看，红包是一个个酬金、奖金、礼金、贿金的大杂烩。既有经济生活中的回扣、酬金、奖金，又有政治生活中的贿金，人情往来的礼金。从法纪的角度看，红包大致上有三种：一是合法的，比如那些报酬性的、奖励性的红包；二是非法的，就是那些具有贿赂或变相贿赂性的红包；三是“似是而非”的红包，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通常被归入“不正之风”名下。

多年来，治理“红包”工作常抓不懈，取得了成效，但是“地下红包”有增无减，仍在泛滥：

第一，红包渗透的范围越来越广。领导干部收红包、医生收红包、交警收红包……要官送红包、贷款送红包、求情送红包、办事送红包……群众说：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红包。

第二，红包的形式越来越多。现金有人民币、港币、外币、存折，有价证券有股票、购物券、支付凭证、手机充值卡等等。

第三，红包的份量越来越重。小则几十上百，多则成千上万，根据其谋利的多少、难易的程度和权力含量的大小，红包的份量也随行就市，待价而送。原广东省民政厅副厅长苏凤娟在任徐闻县县委书记四年多时间，光收受红包就高达60万元，大多数是春节给拜年送的，其中93年春节，所送红包20多万元。

第四，送红包的方式越来越巧。红包刚兴起的时候，送红包的盲目性较大，“狂轰滥炸”，现在送红包的针对性强，善于瞄准关键环节、关键人物，搞“定向爆破”了。

总之，红包在现实生活中已成为一股暗流，一种流行病，在一些地方和领域，简直时尚化了。

红包之所以流行，有其赖以滋生的土壤：

第一，红包的作用多功能。有人说，红包有眼、红包有路、红包有情、红包有效。红包是“跑官要官”的重要手段，红包是“权力寻租”的重要谋介，在一些地方，红包简直成了各种钱权交易的共同谋体，成了各种腐败现象的共同“娼妓”。

第二，红包的外衣很漂亮。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礼尚往来”给红包披上了漂亮的衣服。正是以“传统美德”作掩护，给红包贴上合理的标签，冠以合法的名义“化腐败为神奇”。现在渗透到公务活动和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带有贿赂、准贿赂性质的红包，正是这种“礼仪”的推陈出新、借尸还魂。另外，红包最直观、最大方、最体面，稍有机会便可“成交”，送的很潇洒，收的也不尴尬。

第三，红包问题难查处。送收红包，“一对一”，“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对这类案件，纪检监察机关查处时很难突破，往往是“挂一漏万”；对于单位或集体送红包，往往量纪过宽、查处不严。

红包不红，红包很黑，它腐蚀和侵扰的是党和国家的某些领导干部，使权力资本化，公共权力私有化，损害的是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红包泛滥，使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水准下降，导致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盛行，毒化社会风气，造成人们价值观念的混乱。红包是腐败的闸门，阴谋的开关，公平的亏蚀，道德的堕落，人性的染缸，葬送人才的陷阱，公有财产流失的黑洞，经济秩序的腐蚀剂。

治理红包问题必须标本兼治。治标主要是各级党委政府要综合治理，齐抓共管；各级财政、审计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要严格财政管理，严肃财经纪律，加强财政、审计监督；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大监督检查和查处力度。治本主要是从教育、体制、法制三管齐下，加大源头治腐的力度，使红包这种消极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得到有效治理和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