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娱乐化的陷阱

【摘要】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与《童年的消逝》从媒介生态学和媒介文化学的角度，以媒介即隐喻和媒介即认识论为基础，深入分析了媒介娱乐化的现象，并对媒介社会化造成的人的“异化”表示深深的忧虑。他指出：当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人可能就变成娱乐至死的物种。当成人秘密和暴力进入儿童视野，电视的新闻与广告定位在10岁儿童的智力水平，儿童的成人化与成人的儿童化就势在必然。

【关键词】媒介即隐喻；媒介即认识论；电视娱乐化；童年的消逝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1931-2003）是当今世界著名的媒介文化研究学者，他在纽约大学任教期间首创了媒体生态学专业。波兹曼出版过18部书，并为各大报刊写过200多篇文章。其中《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和《童年的消逝》（The 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1]两本书影响最大。本文试就这两本书对尼尔·波兹曼的媒介文化观作以梳理、分析和评价。

一、媒介、隐喻、认识论

任何有价值的研究都不是学者自己的凭空想象，它一定是对时代必须回答的问题有感而发。波兹曼的研究为什么会受人关注，就是因为他的研究没有停留在学术的象牙塔里，而是就正在发生的文化问题做出了回应和思考。

（一）研究的源起

在《娱乐至死》中他从两本书引出了他的电视文化研究。美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3）在1932年发表的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在1949年所著的长篇小说《一九八四年》分别对人类的未来做了预言。奥威尔警告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失去自由，我们的文化会变成一种受制文化。而赫胥黎则认为，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在《一九八四年》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1]4

作者认为娱乐是我们所爱的东西，过度的娱乐将会毁掉我们的身体与心灵。电视的娱乐化使赫胥黎的预言正在变为现实。

（二）研究的理论前提

1.媒介即隐喻。什么是媒介？广义的媒介就是两者之间的中间物即media，它是双方发生关系的人或物，起到一种联系、促进、沟通、转化的作用。狭义的媒介主要指传播意义上的媒介，即文字、声音、图像，早期的传播媒介基本上都是以单一的方式呈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媒介向着融合化方向发展，比如电视、电影、网络，它们是一种综合媒介而不是单一性媒介。

什么是隐喻？从语言学意义上，隐喻是一种修辞手法，是相对于明喻而言的，但在传播意义上隐喻更是一种象征，是在彼类事物的暗示之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此类事物的心理行为、语言行为和文化行为。在《娱乐至死》中，作者认为“隐喻是一种通过把某一事物和其他事物作比较来揭示该事物实质的方法。通过这种强大的暗示力，我们脑中也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那就是要理解一个事物必须引入另一个事物”[1]14。

在《娱乐至死》中，作者对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信息”作了修正，他认为媒介不仅仅是“信息”而是“隐喻”。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来理解，“媒介即信息”完全正确，但如果从人文的角度理解则含混不清。波兹曼认为：“信息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明确具体的说明，但是我们的媒介，包括那些使会话得以实现的符号，却没有这个功能。它们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不管我们是通过言语还是印刷的文字或是电视摄影机来感受这个世界，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为我们将这个世界进行着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着色，并且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1]11

如果说媒介是无生命、无立场、无偏向，是中性的，而运用媒介的人则不是中性的，他是有生命、有立场、有偏向的。因此，媒介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并不是没有选择的，并不是仅仅让人们知道，在很大程度上它还传达了传播者的态度、思想、观点、倾向，通过传递的信息来影响人、说服人、改变人。但“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它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却往往不为人所注意”[1]11。这一点，波兹曼讲得很好，媒介影响世界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旗帜鲜明的，而往往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用自己的话语方式改变了人、改变了世界。正如中国诗人杜甫所说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在当今媒介化的社会中，媒介正是通过这种“潜在”方式，通过无处不在的媒介事象与媒介话语，渲染一种有别于真实世界的环境，“同化”着人，“塑造”着人。

2.媒介即认识论。波兹曼所提出的“媒介即认识论”的命题，是指在媒介化的社会中，人们思想观念的形成已经不是来自客观的现实世界，而是来自人们周围的媒介世界。本来媒介世界只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它并不就是真实的客观世界。但身处媒介环境中的人则往往将媒介世界等同于客观世界，认为媒介世界给予他们的就是真实、真理。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道德观、审美观均来自媒介的教导和同化。媒介自身也在有意或无意中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和社会结构，影响着人们对于真善美的看法，左右着人们理解真理和定义真理的方法。关于媒介对人的影响，美国传媒学者格伯纳的“培养”理论认为，“大众传播通过象征性事物的选择、加工、记录和传达活动，向人们提供关于外部世界及其变化的信息，用以作为社会成员认识、判断、行为的基础”，从而形成维持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共识”[2]。英国著名传媒学者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译码”理论指出，传播活动是编码与解码的过程，是意义流通的过程，传播者通过自己的编码，“对人们施加影响，为人们提供娱乐，起到教导和说服作用，从而造成非常复杂的感性上、认识上、情感上和意识形态上及行为上的后果”[3]。

为了解释媒介是怎样于无形之中影响文化，作者举了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来自西部非洲的一个部落，这里没有书面文字，但人们丰富的口述传统促成了民法的诞生。然而在现代社会，人们有时也以口头语言作为证据，但人们更相信书面文字的真实性，尤其是法律条文的权威性。第二个例子是在大学里教授们更相信文字证据而不大相信口头证据，出版的文字被赋予的权威性与真实性远远超过口头语言。第三个例子来自苏格拉底的审判。虽然苏格拉底为自己作了辩护，但由于他不喜欢运用修辞，最终还是没有取得法官的信任，其原因是同时代的人相信修辞是“正确的观点”。作者用这三个例子想要说明的是，“对于真理的认识是同表达方式密切相联的。真理不能、也从来没有，毫无修饰地存在。它必须穿着某种合适的外衣出现，否则就可能得不到承认”[1]22。在这里，文字语言被置于口头语言之上，取得了统治地位。同时，影响着人们对于事物和真理的判断。这就是媒介即认识论。

二、电视：“躲躲猫的世界”

媒介变迁与文明演进息息相关。在文字没有出现的时候，口头语言占统治地位。由于口头语言具有系统性和抽象性，因而运用口头语言比体态、手势、声音、表情要有效得多。但由于口头语言只能是面对面的传播，一旦超过声音能达到的距离，传播就无法进行。与此相关的，口头语言传播的范围非常有限，它依据人的声音大小和面对的人数多少而定，难以让更远更多的人接受。更重要的是口头语言具有在场性和即时性，信息不易保存，要将谈话的内容传播开来，必须借助记忆，但记忆又是有限的，有的情况下甚至是含混不清的。因此，口口相传的文化，相对而言，准确性差，可信度低。

文字出现之后，克服了口头语言的种种缺陷，它具有准确性、容易保存，可传播得更远、更久、更广。特别是印刷术发明之后，文字语言的威力更是不可估量。印刷术的出现，造就了报业与出版业的辉煌，这是人类文化的一次飞跃。但是，任何一种媒介文化都有它的长处与短处，印刷术也是如此。作者认为，“印刷术树立了个体的现代意识，却毁灭了中世纪的集体感和统一感；印刷术创造了散文，却把诗歌变成了一种奇异的表达形式；印刷术使现代科学成为可能，却把宗教变成了迷信；印刷术帮助了国家民族的成长，却把爱国主义变成了一种近乎致命的狭隘情感”[1]26。印刷术是一把双刃剑，它发展了文化，也伤害了文化。

自19世纪中叶，电报发明以后，人类文化又进入了电子传播阶段，照相机、电话、电影、广播、电视先后出现，人类不再局限于平面而抽象的文字。声音、图像传播迅速进入文化的主流，电子时代首先是对于时空的压缩，加快了传播的速度，其次是传播媒介立体化和多样化，两种优势相结合，使原来占主导地位的印刷文化退居边缘。但是按照作者的理解，电子世界又是一个“躲躲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突然进入你的视线，然后又很快消失。这是一个没有连续性、没有意义的世界，一个不要求我们、也不允许我们做任何事的世界，一个像孩子们玩的躲躲猫游戏那样完全独立闭塞的世界”[1]70。电子传播与文字传播是不同的，文字传播是静态的、思维的、线性的，而电子传播则是动态的、视听的、跳跃的，电子传播的媒介特性注定产生不同于以往文字时代的文化形态。

电视就是一个“躲躲猫的世界”，但却让人感到快乐。如果文字媒介是一个抽象的世界，人们进入这个世界，需要跨越文字的障碍，需要花费时间、精力、智力和财力，那么电视媒介则是一个形象世界，人们进入这个世界，不需要多高的文化水准，不识字的人完全可以看电视。文字时代是有门槛的，电视则没有任何门槛。文字时代是有深度和难度的，电视时代则没有深度和难度。正是电视让人容易接近的特性，使其获得了空前优越的地位和最广大的受众，电视在社会上的威力也就发挥出来了。“电视是新认识论的指挥中心。没有什么人会因为年幼而被禁止观看电视，没有什么人会因为贫穷而不得不舍弃电视，没有什么教育崇高得不受电视的影响。最重要的是，任何一个公众感兴趣的话题——政治、新闻、教育、宗教、科学和体育——都能在电视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电视的倾向影响着公众对于所有话题的理解。”[1]71

电视成了最重要的媒体之后，开始成为人们获取知识信息的重要渠道，不仅如此，也成了人们的教科书和人生指南。老百姓除了了解每天发生的新闻，吃什么饭、穿什么衣服、住什么房子、读什么书、看什么电影都要接受电视的指导和影响。与此同时，电视还在更深层次影响着我们的知识、思维和对世界的看法。“电视呈现出来的世界在我们眼里已经不再是奇怪的，而是自然的。……我们已经完全接受了电视对于真理、知识和现实的定义，无聊的东西在我们眼里充满了意义，语无伦次变得合情合理。”[1]72

与其他媒介相比，电视最大的特性是它的娱乐性。电视是流动的媒体，只需要用画面吸引人的注意力，不需要做深入的思考。电视的价值是看与被看，虽然在电视上也有声音和文字，但那些都是为图像服务的。电视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吸引人们的眼球，好看成了硬道理。人们喜欢看电视，电视也在控制着人，“就像印刷术曾经控制政治、宗教、商业、教育、法律和其他重要社会事务的运行方式一样，现在电视决定着一切。在法庭、教室、手术室、会议室和教堂里，甚至在飞机上，人们不再彼此交谈，不再交流思想，而是交流图像。他们争论问题不是靠观点取胜，他们靠的是中看的外表、名人效应和电视广告”[1]81。

作者要强调的是，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

三、泛娱乐化了的电视

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波兹曼对电视娱乐化的种种表现进行了详尽的描述与分析。

（一）新闻的娱乐化

新闻的娱乐化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它流行的播报方式，只要一打开电视新闻，我们经常听到主持人讲的一句话：“好……现在……”这句话之所以被经常运用于电视新闻节目，目的是将大家的注意力从上一条新闻尽快地转到下一条新闻。现在的电视新闻都追求播音的速度和信息量，力求在一个单元里尽可能地容纳更多的信息。这样一来，观众不可以在一条新闻上停留更多的时间去思索与回味，观众的注意力必须追随着主持人的速度和节奏，才能保证一点不落地看完新闻。于是，“再残忍的谋杀，再具破坏力的地震，再严重的政治错误，只要新闻播音员一句‘好……现在’，一切就可以马上从我们脑海消失”[1]86。“在这里，我们看见的不仅是零散不全的新闻，而且是没有背景、没有结果、没有价值、没有任何严肃性的新闻，也就是说，新闻变成了纯粹的娱乐。”[1]87新闻节目原本视为生命的“真实性”原则已不重要，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吸引大家的眼球，提高收视率，新闻发生了质的变化，变成了一种离奇的表演、视觉的冲击、超强的感觉刺激，在话语的流动中，人们已经没有时间关心新闻的真实性与严肃性。电视新闻中之所以经常有假新闻出现，就是因为这些假新闻比真新闻更离奇、更离谱、更具有吸引力。

（二）宗教的娱乐化

宗教本是超越世俗具有净化灵魂作用的一种文化形式，今天，与电视这个影响最大的媒体结合之后，已经变成了世俗化与娱乐化的活动。虽然从传播的影响力来讲，宗教通过电视可能具有更大的传播效力，但因为时间、地点、场景、人物的变化，宗教的神秘氛围、让人忏悔的力量以及净化灵魂的作用可能就大打折扣。电视与宗教结合，作者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在电视上，宗教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被明白无误地表现为一种娱乐形式。在这里，宗教不再是具有历史感的深刻而神圣的人类活动，没有仪式，没有教义，没有传统，没有神学，更重要的是没有精神的超脱。在这些节目中传教士是头号人物，上帝只充当配角”；二是“宗教之所以成为娱乐是由电视本身的倾向决定的，而不是因为这些传教士存在缺陷。……今天的电视传教士和早期的福音传教士或今天只局限于教堂传教的神甫们差别并不大。使这些电视传教士成为宗教体验敌人的不是他们的弱点，而是他们赖以工作的媒介”。[1]100电视就其属性来说，不是神圣的、不食人间烟火的，电视是现世的、世俗的，电视上广告和娱乐节目扎堆就说明了电视是面向大众的。电视宗教节目不仅场景与传统的教堂迥然有别，而且在组织方式上也大不相同。电视宗教节目和其他世俗的娱乐节目一样，都是为了吸引观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电视台安排了俊男靓女来出场。他们既出现在节目主持人里，也出现在观众里。电视宗教节目的发展趋势，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说：“真正的危险不在于宗教已经成为电视节目的内容，而在于电视节目可能成为宗教的内容。”[1]107

（三）政治的娱乐化

政治的娱乐化实际上是把政治作为广告来处理。广告不仅作用于物质产品，也作用于政治。电视广告使政治人物变得广为人知的重要手段就是把政治人物包装成明星。“电视广告是塑造现代政治观点表达方式的重要工具，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政治竞选逐渐采用了电视广告的形式。”[1]111有的利用漫画使自己的形象在人们眼中更有亲和力，还有的运用类似麦当劳广告的视觉手段在电视上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经验丰富、政治虔诚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参加竞选的人都要聘请形象顾问和形象设计师为自己设计一个能够深入人心的形象。第二，电视让政治人物成为娱乐世界的一分子。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少政界人物开始涌向电视，有的为产品作广告，有的参加电视节目，有的主持电视节目，还有的成为电视版电影中的一个角色。政治人物之所以频频出现在电视上，主要是为了增加人们对他的认知度，形象政治使得政治人物不是把心思用在解决现实问题上，而是把心思用在如何做表面文章给人们以好感。从民众的投票到参选者的演讲，政治人物关心的是如何引起轰动。第三，政治利用电视的娱乐性愚弄公众。既然电视能让大家高兴，那就让人们使劲地高兴吧。因为这种高兴政治人物很愿意，它可以让人们放弃思考，减少敌对的力量。电视的娱乐化不是限制信息传播，而是让人们充分地接受信息。但是，“我们的文化部是赫胥黎式的，而不是奥威尔式的，它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不断地看电视，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使信息简单化的一种媒介，它使信息变得没有内容、没有历史、没有思想、没有语境，也就是说，信息被包装成娱乐”[1]121，各种各样的专制者都深谙通过提供给民众的娱乐来安抚民心的重要性，现在，“所有的政治话语都采取了娱乐的形式，审查制度已经失去存在的必要性”。[1]121统治者通过娱乐统治了人们，这就是电视政治娱乐化的结果。

（四）教育的娱乐化

作者认为电视的三条戒律形成了电视的教育哲学。第一，你不能有前提条件。每一个电视节目都应该是完整独立的，观众在看节目的时候不需要具备其他知识。我们不能说学习是循序渐进的，也不能强调知识的积累需要一定的基础。电视学习者应该可以自由地选择何时开始学习而不会受到歧视。电视是不分等级的课程，它不会在任何时候因为任何原因拒绝观众。换句话说，电视通过摒弃教育中的顺序性和连贯性而彻底否定了它们和思想之间存在任何关系。第二，你不能令人困惑。在电视教学中，让观众心生困惑就意味着低收视率。遇到难题的学习者必然要转向其他频道。这就要求电视节目不能有任何需要记忆、学习、运用甚至忍受的东西，也就是说，任何信息、故事或者观点都要以最易懂的方式出现，因为对电视来说，最重要的是学习者的满意程度而不是学习者的成长。第三，你应该像躲避瘟神一样避开阐述。在电视教学的所有敌人中，包括连续性、让人困惑的难题，没有哪一个比阐述更可怕。争论、假设、讨论、说理、辩驳其他任何用于演说的传统方法都会让电视变成广播，或者更糟糕，变成三流的印刷材料，所以，电视教学常常采用讲故事的形式，通过动感的图像伴以音乐来进行。如果没有可视性和戏剧背景，任何电视教学都不可能实现。[1]126电视这种教学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娱乐的方式，如果说这种方式对于儿童和文化水平不高的人很有成效，那么对于需要解决复杂问题和从事思辨工作的高级知识分子来说就远远不够了。对于学校来说，用电视教学，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辅助手段，如果把它当作传授知识的主要渠道和必需手段，那么它只能降低人们的思维水平和知识水平。特别是对于大学来说，如果我们的教学仅仅通过讲故事和视频吸引学生，那么必定限制人们对于抽象世界和复杂世界的探索。

四、成人儿童化与儿童成人化

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的总体框架与思路与《娱乐至死》有不少相通之处，都是基于对电视娱乐文化的批判，不同的是，他在《童年的消逝》中揭示的是由电视所造成的成人与儿童的“异化”与错位，这就是“成人儿童化”和“儿童成人化”。作者要表达的基本观点是：“我们的电视信息环境正在让儿童‘消逝’，也可以表述为我们的电子信息环境正在使成年消逝。”[1]253

所谓“成人儿童化”，是指成人在身体和心智方面应该是成熟的，有思想和深度的。也就是说成人不仅是一个年龄概念，更重要的是一个文化概念。但是现代社会的成人却不像成人，虽然从年龄上已是成人，但其内在素质并没有达到成人的标准。他们不会思考，心智不成熟，单纯、幼稚、无忧无虑、封闭自守，没有政治意识、责任意识、自我意识、担当意识。他们依然生活在童话的世界里、游戏的世界里、肯德基和麦当劳的世界里。“成人的儿童化”依照作者的解释是：“一个在知识和情感能力上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的成年人，尤其在特征上跟儿童没有显著的区别。”[1]254

所谓“儿童的成人化”，是指儿童本身应该有美好的童年，天真、活泼、幻想、纯真，儿童正是因为这些特性为人们所喜爱。但是，现在我们很难看到这样的儿童。现在的儿童在电视的影响下过早地进入了成人世界。虽然年龄、身体还没有发育成熟，但心智却已成熟，在兴趣、语言、服装甚至性取向上的表现都与成人没有什么区别。秀兰·邓波儿曾被当作儿童的偶像，但是这种形象现在在电视上已经很难找到了。儿童的成人化，意味着童年的消逝，“当儿童有机会接触到从前密藏的成人化信息的果实的时候，他们已经被逐出儿童这个乐园”[1]252。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情况，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环境变了，特别是媒介环境变了。在过去的年代，儿童和成人的界限是非常明显的，儿童不可能过早进入成年，成年人也无法倒退到童年，儿童与成年人各自有自己的心灵世界。但是电视出现以后，打破了原有的文化分界。儿童和成人共同面对电视，接受电视的信息和教育，其心灵必然发生变化。所以，作者认为“在电视时代，人生有三个阶段：一端是婴儿期，另一端是老年期，中间我们可以称之为‘成人化的儿童期’”[1]254。电视作为媒介，将儿童与成人的世界融合在一起，成人变成了儿童，儿童则变成了成人。我们不能说这种融合完全是坏事，但可以肯定，它不完全是好事。因为电视让成年人没有了成年，让该子没有了童年，各自的“异化”，不仅打乱了人生的时序，更导致了文化的错乱。

造成“成人儿童化”和“儿童成人化”的主要原因在于电视。电视不是分众的，尽管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儿童频道，但只要一打开电视，所有的信息就会扑面而来，不管是儿童还是成年人，大家看到的东西都一样。电视也不是小众文化，它是地地道道的大众文化，既然要让大众都能接受，电视所传播的内容就不能太高深，而要通俗易懂，如果还想抓住人，就要学会讲故事，因为只有故事，大人小孩才能都听明白。于是，在电视的改造下，政治变成了故事，新闻是故事，商业和宗教也是故事，就连科学也变成了故事。电视更不是教科书，靠文字的学习日积月累，循序渐进，电视是跳动的、形象的、视觉的、转瞬即逝的，所以视觉形象永远是第一位的。作为电视来说，重要的是谁在播音而不是被播的内容。人们与其说是在看电视，还不如说是在看电视上的人。但是这种文化是有问题的，由于没有分众，儿童接受了不该接受的东西；由于是大众文化，电视又忽视了不同人群的文化需要；由于只能讲故事，就自然省略了讲道理；由于注重的是视觉效应，自然就阻断了逻辑思维。总之，由于电视文化是照顾大多数人的文化，是平均、齐一、混杂、平面、转瞬即逝的文化，自然就对个体的人、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儿童和成年人所体现的文化差异造成一种改写、改造、抹平，使其适应自己的文化范式，其结果不仅是文化的平庸与杂乱，更重要的是造成人的“异化”。人类为自己造出电视而庆幸，而电视反过来又主宰了人；人创造了电视，自以为是电视的主人，反过来电视又在教化人，使人成为电视的奴隶，这就是电视文化的“悖论”。

哲学家雅斯贝尔士说：“应该把技术视为既可以成为大幸，又可以成为不幸的东西……我们的使命在于自觉地把握技术。”[4]对于电视文化的“悖论”，作为传播者、接受者和研究者都应该有这样的文化自觉。

结 语

细读《娱乐至死》与《童年的消逝》这两本书不难发现，波兹曼对于电视娱乐化的问题总是持忧虑态度，他担心的不是奥威尔的问题——文化成为监狱；他担心的是赫胥黎的问题——文化失去控制。针对电视娱乐化的狂潮，波兹曼质问：“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事务，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1]133因此，他认为，应该对电视的娱乐化作出反思，应该对电视的娱乐化有所回应。虽然他在书中提出的一些应对措施（制作一些教人怎么看电视的节目和在学校开设媒介教育课）不一定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至少能够启发人们进一步思考。

总体而言，波兹曼的电视娱乐化研究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尽管他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对电视媒介的正面作用肯定得较少，对造成电视娱乐化的深层原因揭示得不够，对应对泛娱乐化的办法思考得还不成熟，但对中国的传媒研究来说则有如下启示之处：第一，媒介研究的人文立场。作者在研究电视的过程中，不是科学功能主义研究，而是媒介文化研究。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作者所坚守的人文立场。在培根、歌德和杰弗逊这些前辈的精神激励下，作者关注的不仅仅是电视媒介本身，还有由电视媒介本身所造成的对于人的影响和社会的影响。第二，媒介研究的忧患情怀。媒介研究不是为媒介的丰功伟绩唱赞歌，而是及时发现媒介发展过程中的文化误区。作者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从电视娱乐化本身看到了媒介对人造成的“异化”现象，并对媒介化社会表示深深的忧虑，表现出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第三，媒介研究的批判态度。作者在研究的过程中没有人云亦云，而是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比如对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观点就提出了自己的理解。特别是作者对媒介娱乐化造成的人的退化和异化总体是持批评和批判态度的，这一点在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研究流行的美国，非常难得。第四，媒介研究的科学方法。作者在研究过程中采取了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一方面从媒介演变的角度对历史上出现的每一种媒介的特性和历史作用进行了认真考察，另一方面又对同一时空中不同媒介的传播效果和社会反应做了认真比较。作者的研究既有现象描述，又有本质揭示，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和现象归纳、逻辑思辨的能力充分体现出来。这些优点，值得国内传播学界认真学习和借鉴。

参考文献：

[1]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 童年的消逝[M].章艳，吴燕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26.

[3]张国良.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426.

[4]中国科学院哲学所西方哲学史组编.存在主义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236.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