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生死观探析

作者简介：李栋；男；山东省莘县；（1987.6-）；硕士研究生；学生；工作单位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伦理学专业；

摘 要：面对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孔子作了关于有限生命走向无限价值的努力，把死之困惑转化为生之智慧，并以“天命”为根据，主张以“仁”与“礼”确立人的现世价值，从而超越死亡。他的关于生死之事的智慧对中华民族精神脊梁和民族品格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关键词：死亡；生存；超越

中国传统哲学多从生命体出发立论，视“生”尤为重。然而生与死正是生命体之两端，所以欲阐发其“生”之据，必先察其“死”之迷，而欲知其“死”之迷，则需明其“生”之状。本文将在历史背景中，分析孔子关于生死之事的智慧解答。

《论语•先进》中记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生的玄机尚未明晰，更何况虚无缥缈的死亡呢？人生在世，我们应当首先考虑如何使生命富于意义。这便是孔子关于生死之事的根本性回答。雅克•乔郎在《死亡与西方思想》一书中认为，孔子的回答是对死亡的逃避。然而闭口不谈死亡之事，专事生之种种，究竟是否是在逃避死亡呢？

孔子之所以如此回答生死之事，是为了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人的生的世界。这样一来，就必须首先淡化人们对死亡的恐惧，“逝者如斯夫”，将生老病死视为自然规律；其次强调生命的可贵及人的现世价值的确立及追求，形成一套以孝为核心的仁义礼智信；最后，教导人们按照确立的孝仁义礼智信，孝养、尊敬父母并且以礼葬之、思之。在这些之外，将人的生存、死亡推广为国家的兴废，从而将人的小家与大家纳入同一套伦理体系之中，并借此进一步强化这一套伦理体系对君主与庶民的共同适用性。

一 死亡作为自然规律

《论语》中有言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又有“日月逝矣，岁不我与”（《论语•阳货》），这些话都表明了时间流逝的不可逆转性，人的生老病死也是一个自然过程。但是我们仔细考察这些话语，可以发现它们都是通过观察自然界，并与我们自身进行对比后，所得出的结论。因此时间流逝的不可逆转性和人生老病死的自然性，在《论语》的语境里，更加突出一种面对生命消逝的无奈之情。然而，当我们反观它的时代背景，能够发现，孔子并没有因为时代动乱中生灵涂炭，转向消极的人生态度。恰恰相反，孔子把死亡作为自然规律的根本目的，一方面，是为了重新建立一个秩序世界，从而也就转移了人们对死亡的注意力，淡化了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另一方面，将生命体纳入了下一步构建的秩序世界。在这里，实质上孔子把生灵涂炭归因为秩序的丧失。因此，死亡的困惑变成了生的智慧。

值得注意的是，《论语》中记载：“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又有“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这里的“天”究竟指的是什么呢？众所周知，孔子十分推崇周礼，“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可见，孔子认为“仁”乃安身立命之根本，而要达到“仁”，就必须“克己复礼”，显然如果礼崩乐坏，“仁”便荡然无存，天下势必大乱，生灵惨遭涂炭。

如此，“天”便具有了两层意思，一曰“自然之结果”，二曰“仁”。死亡在此基础上，便同样获取了两层意思，一是生老病死皆犹如花开花落之自然般不可抗拒，二为礼之丢失，仁之不复，国之不治，生灵涂炭，此为天下之大不幸！后者才是孔子真正用意所在。由此，死亡转变为“克己复礼”以达“仁”。

二 死亡作为生之智慧

死亡问题既已转变为生之智慧，即如何生的问题，孔子称之为“克己复礼而为仁”。那么，孔子首先强调了生命之可贵。《论语》中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又有“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论语•卫灵公》），还有“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从这些话语中，我们能够得到如下信息：孔子看重人之生命，并认为人之生命有别于动物。那么孔子究竟看重的是什么“人”呢？如前所述，当时的生产仍是自然经济，需要依靠人力与畜力，男女皆参加劳作，人口的繁盛与否是一个社会强盛与否的重要标准，“人”自然就成为最重要的。但是，很显然在依靠人力与畜力的农业生产中，男劳力拥有绝对的优势，那么我们能够凭借这一点就确定孔子重男轻女呢？不能。因为孔子称其编纂的《诗经》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该书中有大量歌颂女子以及描写男女间美好爱情的篇章，并且孔子本人幼年丧父，由其母抚养长大，二人关系相当深厚。我们进一步放大考察的维度，春秋战国时期无疑是男权社会，也就是说孔子的思想中不可能不带有男权的印记，但是作为生活于两千年前的古人，男权与女权之争不可能成为其理论的关注对象。因此，一方面孔子必然肯定男性在生产领域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不在情感上轻贱女性，就成为可能。所以“人”应当是泛指，指一切人，既不专指男劳力，也不专指某一阶级或者阶层的成员，同时也不专指“个体”。

在肯定了生之可贵之后，孔子做出了如何生之解答。如何生之解答，便是人之生命区别于动物的关键――“克己复礼而为仁”。“礼”即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俏》），但孔子同时认为应该对“周礼”有所损益，“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在孔子看来，“周礼”原仅是一种外在的礼仪或仪式，“礼”的作用因此非常有限。由此，“礼”便不能仅仅是外在强制性要求，而应该成为人们遵守宗法登记制度的自然要求或者自然意识，成为仁爱之心，即内在的道德要求。也就是说“礼”作为行为规范，只有内化为人们的内心要求而藏于内心、形于外表，“礼”才能真正发挥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作用。据此，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仁”“礼”相统一的新道德理论。这便是孔子对“周礼”所做的“损益”。那么如何使人们接受这样的“礼”呢？孔子找到了切入点“孝”。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活动被束缚在土地上，进行农业生产，活动也多以家庭为单位展开，因此社会结构以家庭为单位，每个人既是家族成员，又是社会成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家族关系扩大而成。一个人正是从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开始，不断扩展，达到爱朋友、君王，以致爱整个社会、民族和国家的。所以作为处理家庭关系的“孝”的道德规范，既是家庭关系的重点，又是扩展社会人伦关系的起点。同时，孔子注意到了“孝”在维护社会稳定、治理国家方面所具有的作用，“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这是有子对“孝”的社会政治作用的坦率而明确的说明。一个人只有在家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在外才不会犯上作乱，做出有悖礼法的事情。这样，孔子便构建了一个以“仁”为目标的有序安定的“礼法社会”的模型，而“仁”是由“孝”开始的，以致扩大到对所有人的爱。

这样，孔子便把所有人纳入了同一个伦理体系之中，而这一体系是所有人必须认同和遵守的。“人”的现实价值也由此被确立，从此开始以此岸生活方式超越死亡的旅程。

三 在“孝”中对死亡的超越

经过以上工作，我们发现孔子确定了两条超越死亡的基本原则――此岸超越和价值超越，即以“人”的方式“超越”死亡。“孝”便是实践这两大原则的基本点，《论语》中有言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

1.生命延续的阶梯

个体的自然生命极其有限，并且还时常遭受着战乱和疾病的威胁。为了能使整个社会延续下去，就必须保证人口的繁衍，这也是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所必然要求的。而在孔子看来，人不同于动物，因此，除了自然生殖之外，还必须有其他因素灌注到“人”的生命当中。这就是“人”之“孝”，即我们应该以“养”“敬”“爱”“顺”对待父母。《论语•为政》中记载：“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又有《论语•里仁》中：“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远，劳而不怨。’”我们只有做到了尊敬父母、关怀父母、爱护父母、体贴父母、不触犯父母，才算是真正的对父母尽了“孝”，既使父母的晚年生活有所保证，使得父母被当做“人”一样对待，同时又凸显出“人”之为“人”之处，使得人的“生命”得以升华，以升华的方式实现超越。

2.对先代的体认与承袭

“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论语•子罕》）。可见，孔子非常重视“以礼葬之”。但是孔子并不仅仅看重外在的葬礼形式，而是更加强调在形式中所表现出的发自内心的悲戚与追思，“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论语•八俏》）。有了这种发自内心的悲戚与追思，才能使我们从根本上确认先代们的人生，从而继续他们“未尽的事业”，“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有人认为这是糟粕之举，然而它仍然透露出孔子所坚信的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之处。但不可否认的是，“无改于父之道”的直接目的便是找到一种恢复“周礼”的途径。同样由于孔子一贯主张必须发自内心的认同，因此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还要在丧葬之后进行祭祀，并且通过对先代的祭祀，把价值认同推广到整个民族和国家的价值认同。《论语》中记载：“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俏》）。经过了一整套的灌注真正内心情感的丧祭之礼，先辈们的宏图远志与安身立命之则在后辈人心中扎根发芽，于是便会从心底里发出“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的感叹。由此，后辈们的生命与先辈们的生命力连为一体，“礼”之传承清晰可循，并且由于个体生命消亡和天下大乱、生灵涂炭所带来的恐惧与不安被消融于其中。“克己复礼而归仁”成为整个民族共同的理想，追求并实践之乃人生之价值所在，以至于“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作者单位：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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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谷小溪.论孔子与老子生死观的异同［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9(5).

［3］ 郭鲁兵.儒家的生死观论析［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6).

［4］ 韩德民.孝亲的情怀［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

［5］ 栗志亮.孔子对西周的孝的继承和深化［J］.文教资料，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