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电视遭遇灾难……

当电视遭遇灾难，电视媒体如何作为？怎样发挥第一传媒的第一影响力？如何通过电视媒介新闻传播影响甚至改变世界对中国的看法？7月5日，在北京梅地亚中心参加“当电视遭遇灾难―――中国电视媒体突发事件应对高层论坛”的中国电视业界和新闻传播学界的众多顶尖专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罗明在论坛上致辞，他表示，这场地震对我们国家和民族来说，是一次巨大的灾难；对电视新闻媒体来说，则是一次巨大的考验。回溯中国电视面对灾难的作为，这次抗震救灾的直播报道可以说是掀开了中国灾难报道史新的一页。

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主任梁晓涛在主题演讲中把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抗震救灾报道的成功归因为“理念的力量、架构的力量、频道的力量、系统的力量”四个方面，由此提出CCTV新闻频道的战略目标是“打造华文媒体新闻传播第一平台”，并阐发了作为一个央视新闻人的梦想―――“把CCTV的话筒投放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大事件的现场！”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方汉奇教授、新华社高级编辑陆小华、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邵培仁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喻国明教授、《现代传播》主编胡智锋、中国社会科学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时统宇等专家学者也分别从汶川地震现场直播报道与电视竞争力、危机事件与媒介制度创新的内在关联、国家应急机制中媒体价值构建的思考、四川大地震电视直播报道的探析与思考、中央电视台抗震救灾直播的历史意义和传播价值等角度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主要内容刊载于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编辑出版的《震撼》丛书中）。

本次论坛还设置了“媒体在国家形象塑造中作用”、“灾难报道的突破与思考”、“灾难报道的人文关怀”三个主题对话。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朱羽君、北京大学教授程曼丽、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小普、清华大学教授陆地、复旦大学教授黄旦等学者就这些话题进行了研讨。以下是主题对话的主要内容。

媒体在国家形象塑造中作用

对于央视在抗震救灾报道中的表现，专家们一致给予高度评价。程曼丽认为，地震报道中，央视作为主体信息源，提供了开放、及时、不间断的信息流。陆地指出，此次央视的地震报道从媒体的意志力、实力、能力和传播效果上看，给中国的形象起到了正面加分的作用。

当然，这样的作为也是央视作为国家电视台的责任所在。周小普说，主流媒体占有最多的资源意味着应该承担最大的责任。国家所有的媒体理应代表国家形象。国内的媒体必须掌握国内事务的发言权，“我们不说，谁说？”从这个角度看，陆地认为，中央电视台这一次地震报道是回归本能，做了应该做的事。

周小普提出，国家形象是特定时期内人们对一个国家的总体观感，其中包括这个国家的政治、科技、文化、军事和媒介形象，是国家软实力的载体。程曼丽说，国家形象的塑造是一项系统工程，主体是政府，政府应该具备战略设想，在对外传播中应该投入必要的资源。从全球来看，各个国家占有的信息资源不同，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信息的二传手，发达国家的信息借由发展中国家的媒体进行二次传播和多次传播。我国必须制定国家形象策略，只有把媒体做大做强才能提升自身的影响力，树立国家的形象。陆地认为，媒体是国家形象传播的主力军。总体上，我们在与国际媒体的舆论信息战中，在资源配置上仍然处于下风。突发事件像一条鱼，媒体平时在织网，只有做好准备，关键时刻才能快而不乱、有条不紊、有始有终。

周小普还提出，国家形象理解不能狭窄，媒体不能一味地替政府说话，对人民形象报道得少。央视对地震灾难中老百姓如何应对的、他们的生存状态究竟如何报道得相对比较少。抽离了人民形象和人文精神的灾难报道是不完整的。灾难报道公开性是首要的，否则媒体形象先受损，国家形象后受损。说话的时间也很重要，时间就等于空间，说晚就放弃机会了，没空间了。陆地说，关于如何对待负面报道的关键是如何正确看待自己的缺点，我们往往表现为防守不当，一遇到批评，就跳起来反驳，显得反击无力，突破不了国外媒体的议题设置，被国际舆论牵着鼻子走。

灾难报道的突破与思考

北京大学教授关世杰代表他所领导的研究小组，从国际传播的角度，对5月12日至6月3日的6家美国媒体进行了全文本分析，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对我国抗震救灾持明显肯定态度的报道占53%；二是认为我国国家形象为正面的报道占67%。由此得出的思考是：一、政府救灾做得漂亮；二、电视直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应该说是各家媒体共同作用的结果；三、遵循了灾难报道的规律：公开、信息量大、快；四、以人为本，人类基本价值观是相同的。国际上公认的普世价值有两条，一是尊重人，把人当人看；二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秘书长助理张君昌认为，此次央视抗震救灾报道可以概括为速度快、多方位、无死角、影响大。他同时也提出了对于此次报道的一些反思意见：一、政府对媒体应重新认识；二、媒体人的自身观念有所突破；三、应急反应机制需要继续健全完善；四、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有待提高。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孙旭培先就媒体与国家形象的关系谈了个人的观点，他认为，塑造国家形象的任务媒体无法完成，这是政府的事。如果媒体不放下这个包袱，只能是报喜不报忧。媒体的职能是向人民报告情况，向世界全面客观地介绍中国，国家形象是不能刻意塑造的。

至于灾难报道的突破口，他认为是公布死者的人数和姓名。比如空难报道不但公布死亡人数，而且公布死亡者姓名，就体现出一种人文关怀。

灾难报道的人文关怀

四川大学教授蒋晓丽指出，灾难报道内容非常复杂，具有不可预知性，情感非常复杂。

在灾难报道中，媒介情感与受众情感应该取得共鸣。施拉姆说，有情感的传播效果更好。

灾难报道应该满足基本的心理需求，如同情、理解、爱和尊重。灾难对安全构成威胁，人的生命为最高原则：关注人物命运，表达同情；尊重隐私；尊重受众，如过滤血腥镜头。以往的报道，生命与财产同等重要，此次报道中，只有生命最重要，这是人道主义的做法，是普世价值观的延展。媒介在灾难报道中发挥了渲导抚慰的功能。在公共危机中，人们有一种普遍的焦虑，媒体如果能够利用传播心理学的知识，最大限度地恰当表达，就会起到情感稀释、陶冶、唤起，情绪节制和转换的作用。

清华大学教授郭镇之指出，什么叫人文关怀，如何做到人文关怀？这是一个伦理问题，由于个人的感觉和分寸不同，所以见仁见智，没有统一的标准。她理解的人文关怀是对普通人命运及生存状态的关注，灾民、受难者、志愿者、参与救灾者、受众都属于普通人的范畴。比如，日本救援者挖出死难者后集体默哀就是一种人文关怀。对受众而言，让他们过多地接触带有煽情意味的灾难细节，容易导致压抑和忧郁，是缺乏人文关怀的表现。

媒体报道的原则一是量和度要适当。过去是不允许报，现在一旦放开，媒体就显得非常亢奋，但是在表达激情的时候还是应该适可而止。加拿大就出现过一个案例，在一次火灾中，记者拍到一名消防队员抱着救出来的儿童的照片，由于照片拍得非常好，被媒体广为采用，后来儿童的母亲提出了诉讼，理由是当时儿童已经遇难，每次看到这张照片都会对她造成心理创伤。媒体在报道灾难的受害者时，一定要考虑亲属的感觉，避免无意识地伤害到一些人。国外对此类报道有详细的规定。二是维护报道的真实性。比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唐远清发表在《国际新闻界》的文章披露，此次救灾中那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中，一位母亲临死前留给怀抱中婴儿一段感人的手机短信，让无数人为之流泪动容。但是，其中有一些细节并不一定真实，因为这个报道既没有作者署名，情节又过于离奇，而且使用了夸张的文学语言，都让人产生匪夷所思的感觉，不排除有人想出名而编造新闻以博取人们的同情心。

黄旦提出，人文关怀是一个价值问题。媒体的人文关怀是什么？立足点在哪里？与受众的交叉点在哪里？他认为，让人们知道发生了什么就是最大的人文关怀。社会凝聚靠的是真相，而不是情感的激荡。

朱羽君认为，电视是非常人性化的传播手段。以往的电视报道不关心人，不关心个体的生命，如今年初的雪灾报道。再如杭州湾大桥的报道，很少报道建设者，也是败笔。我们对待民间影像应该怀有一种敬意，因为突发事件中民众永远是第一现场的目击者。在抗震救灾报道中，我们看到了武警战士休息的画面，歪着睡觉、吃方便面的画面，镜头语言传递出的是生命间的对话、情感的交融，人际间的传播最感人。在救灾的后期报道阶段，也应该注意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