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环境下祭礼仪式的转型与国家共同体建构

【摘要】新媒体环境下祭礼仪式正在发生转型，国家公祭网是为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于2014年7月6日正式上线的。它看似一个虚拟的网络空间，却是承载社会共同记忆的历史“博物馆”，公民可以在线参加国家公祭仪式，并在其中接受南京大屠杀历史知识教育，重塑社会集体记忆。此外，国家公祭网更是一个提供平等对话的公共领域，帮助公民表达爱国情感，并对国家共同体的建构产生重大推动作用。

【关键词】祭礼仪式；国家公祭；集体记忆；共同体

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曾经依托家庭而形成的“血缘共同体”和依托地域而形成的“地缘共同体”正在不断分离和弱化，而在新媒体环境下，个人借助互联网实现虚拟连接而进入的“网络共同体”却正在加强。网络共同体能否承担传统共同体凝结社群的责任，这是一个有待探究的问题。与此同时，共同体的传统仪式也正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发生转换变形。延续几千年的祭礼仪式就是一大明证，从祭祖大典到公祭仪式，从电子鞭炮到在线祭奠，祭礼仪式转型的重大推动力要归于互联网技术。本文主要以“国家公祭网”为例，通过对其创立的背景、特点和意义的梳理，以小见大地描述祭礼仪式的转型，并探讨这种转型对国家共同体建构的影响。

一、新媒体与“认同的空间”

新媒体（New Media）这一词语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1967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的一份商品开发计划。从技术角度看，新媒体是“利用数字技术、通过计算机网络、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服务的传播形态”。[1]

美国《连线》杂志从传播角度把“新媒体”定义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Communications for all， by all）。此定义揭示出新媒体的最大实质：高度的互动性。传统媒体（报刊、广播、电视等）的传播模式大致为传播者通过印刷文字、声音和影像将信息传递给受传者，受传者虽然可以通过反馈以达到与传播者的交流，但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局限，这样的交流显得滞后又低效。而新媒体则开启了另一种传播模式：每一个人既是信息的传播者，同时又是信息的接收者，他们借助新媒体技术，在虚拟空间中进行实时连接，高度的互动仿佛是正在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这样的传播模式似曾相识，根据麦克卢汉的说法，它就发生在“部落社会”。在部落中，人们进行着直接交流，信息在部落内多向交织传播。但由于生活区域和技术手段的局限，信息传播的输入和输出也受到限制，随着报刊、广播和电视逐一打破时空的局限，部落内的人们快速且大量地获得外部信息。他们既身处部落内，又融入了更大的圈子，最终导致了“脱部落化”。而随着“新媒体”的出现，人们通过传统媒体了解外部世界之余，发挥着主观能动性，自由地寻找和加入对话，“面对面”的交流再次复活，也带动了部落化的重生。

部落在新媒体环境下的“重生”就发生在这样的虚拟空间中，例如百度贴吧、豆瓣小组、论坛等网络聚集地。成员在其中针对同一话题、基于同一爱好或信奉同一精神进行交流和互动，形成“网络共同体”。不过，囿于媒介的性质，这些共同体四下分布，各自为政，既充满不确定性，又充满不稳定性。若想让这些散落的个体联结和统一在一起，让共同体在现实生活中历久弥新，势必需要更宏大的议题和更深刻的记忆，而国家公祭日和国家公祭网正成为这样一个契机。

二、国家公祭网设立的背景与意义

（一）国家公祭网设立的背景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在中国南京进行了持续40多天的屠杀活动，手段野蛮残忍，且奸淫、掠夺、焚烧和破坏并举，30多万中国人民在此次暴行中不幸遇难，这一惨案后来被称为“南京大屠杀”。然而，由于“记录的不足和传播范围的有限，导致南京大屠杀惨案从发生之始就未能广泛而深入地进入人们的记忆”[2]，甚至成为一段被遗忘的历史。

时隔77年后的2014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12月13日确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同年公祭日当天，首个国家公祭仪式在南京举行，众多媒体对此广泛报道。但由于条件限制，能参与公祭仪式的人数有限，为了让更多的人铭记历史、唤醒记忆，由新华社主办的国家公祭网（）于2014年7月6日正式上线。

据统计，网站上线后的次日下午6时，浏览量便超过2200万，网上祭奠超过60万人次。进入国家公祭网首页，沉重的音乐随即响起，网页上显示着国家公祭网的主旨：国之祭、史之痛、民之愿。网页上还滚动播放着对这一主旨的解读：“彰显国家对同胞死难者的缅怀，牢记中华民族屈辱与抗争的历史，表达人民奋发图强与和平的心愿。”国家公祭网共分为公祭资讯、海外公祭、在线公祭、公祭回音、公祭教育、公祭知识和网上史料馆等七大版块，每个版块又下设不同栏目。

此外，“公祭教育”“公祭知识”和“网上史料馆”三大版块，主要目的在于公祭资料分享、公祭知识传承、公祭历史铭记等，网友可以自由点击不同栏目，阅览相关信息。整体来看，国家公祭网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祭礼仪式的范畴，它不仅仅成为国家官方的在线公祭网站，还成为融合祭礼文化、祭礼教育和历史记忆等多方面的综合性网站。

（二）国家公祭网设立的意义

国家公祭网的设立就像是一个承载社会共同记忆的历史“博物馆”，走进这座“博物馆”，就像是走进了记忆和反思的公共性空间。它用数字的方式保存着战争死难者的资料，寄托着当代人民对战争死难者的缅怀，并对人民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历史教育，国家公祭日只有一天，国家公祭仪式一年只举行一次，但国家公祭网却可以随时进入。这就是新媒体环境下祭礼仪式的特别之处，也必然具有非凡的意义。

1.慎终追远的缅怀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中向来包含着和平和宽容，遵从孝道，又重视礼祭，而以国家的名义设立国家公祭日和国家公祭网向死难者进行哀悼和祭奠，既能彰显国家对同胞死难者的缅怀，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又能体现出对传统礼孝的提倡和弘扬。

由于共同体已经逐步被社会所代替，以至于收缩回了“个人”的身体之内。在现代家庭中，传统的开放型生活被隐私和独立取代，子女向父母讨要自由和平等，两者的界限不是房门便是代沟。在模拟“村落”生活的“城市社区”中，家庭画地为牢，囚禁在防盗网和防盗门围造的房间里，失去了邻里观念。曾经依靠王权或宗教维系的版图上，个人主义越发强盛，集体观念和全局意识不断被消减，追求什么成为个人的问题，而不再有一个总目标作为彼此的纽带。当人们离鲍曼所言的“天堂”越来越远，曾经联系彼此的“结合关系”就这样被消解，而这势必会在原子式的社会生活中，造成毁灭性的“断裂”。当下，国家将目光投向过去，希望从历史伤痛中寻找情感力量联系社会中的个人，让超出血缘和地缘关系却又属于同缘关系的人们重新“连接”在一起，这也正是国家对共同体建构的有力尝试。

2.集体记忆的重塑

集体记忆理论的开创者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我们所认为的个人记忆，实际上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家庭、族群、国家等社会组织群体，都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并借此凝聚人群。但集体记忆并不完全等同于历史事实，它可以被叙述和更改，并经常“与社会群体认同或认同危机有关”[3]。面对日本祭奠靖国神社战犯、否认慰安妇和修改教科书等行为，加强对二战的历史教育和集体记忆迫在眉睫。

“拥有集体记忆未必能够构建和维系一个族群，而集体记忆的消失则注定造成共同体的孱弱、分裂和覆灭。”[4]由此可见，集体记忆正是一个族群自我认同的基础，也是共同体合法性的重要依据。南京大屠杀史是城市记忆、历史记忆，更是一段民族记忆，对这一集体记忆的重塑可以通过人工景物（如纪念碑、纪念堂）、定期仪式活动（如国家公祭仪式）和日常生活行为完成[5]。国家公祭网就试图把仪式的节日性转换为日常性，让集体记忆进入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并借此联系大众以重建共同体。在传统时代，精英依据现实重塑集体记忆，而到了互联网时代，新媒体实现了技术民主，集体记忆也开始由大众书写。更多人在日常中介入，不断补充历史又不断更新记忆，将集体的纪念仪式与个人的身体实践相结合，这实际上是个人重返集体、社会重返共同体的重要途径。

3.爱国情感的表达

“离开了反应，仪式就是空的。”[6]除通过电视直播观看祭礼仪式外，人们还可以即时在社交平台发表感想进行互动，如同身在现场呐喊出心声。传统仪式的感染性只是表现为起立、鼓掌或喝彩，但借助新媒体，人们的反应可以更加多元，传统仪式的肃穆氛围被网络上不断涌出的信息打破，爱国情感也有了表达的出口。但回顾时下热门的网络事件，从帝吧网友“出征”Facebook事件，到微博网友“口诛”赵薇事件，这些爱国情感的宣泄实际上已经构成了网络暴力。

只有爱国情感的合理表达才能成为弥合社会断裂的重要力量。有学者认为，共同体的衰落是现代性危机和价值理性危机的同病别发，若要恢复情感纽带，重彰价值理性，将共同体从前现代向现代过渡，则需要依赖于哈贝马斯式的“对话”[7]。这样的对话应该建立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在国家公祭网上，网民虽然没有身临祭礼仪式现场，但可以通过书写祭文和诗词的文明方式，将心中的爱国情感转换成文字交流，而不是宣泄为一种粗鲁的谩骂和攻击。这一方式也使得人们可以与国家在情感上建立紧密的联系，又使得仪式趋向平民化，带来更多的群体感，对国家共同体的建构也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4.历史意识的唤醒

何谓历史意识，著名德国历史学家约恩・吕森认为，“历史意识是将时间经验通过回忆转化为生活实践导向的精神（包括情感和认知的、审美的、道德的、无意识和有意识的）活动的总和”。[8]历史意识是一种精神活动，用以诠释过去、理解现在和期待未来。没有历史意识，我们将失去前进的方向，也找不到自己的认同。国家公祭网的建立，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反思和记忆历史的空间，“人们通过回忆将自己融入一个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对自己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的因素（基本信念、价值等）长久存在，具有永恒的价值，或者至少可以贯穿数代人的链条，延续到未来”。[9]历史意识是一种重要的人类意识，因为“历史是自我理解的媒介物，是表达及产生自我（个人和社会的）认同的媒介。历史代表着过去，而过去如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人们能看到自己和世界在时间上的移动”[10]。因此，历史可以远去，但决不可忘记，因为没有历史，就没有认同。面对着全球化的冲击和电子媒介的“殖民”，强化历史意识和历史认同就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三、祭礼仪式的转型与网络祭祀特点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1]自古以来，中国就十分重视祭礼仪式及其作用。根据《礼记》记载，凡符合“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劳定国，能御大灾，能I大患”五项原则，自然神灵、人文始祖、先公先贤、地方名人、厉鬼冤魂都成为公共祭祀的对象。这一传统在中国历史上经数千年而不衰，已经成为一种稳固的传统。在向近代中国过渡的过程中，祭礼仪式为了适应民族国家文化建设的需要而逐渐改造，摒除繁琐，变得现代化，其象征意义也更多指向国族主义。[12]公祭一~的内涵，也从春秋时期的“公侯之祭”、唐代的“朝廷之祭”、宋代的“宗族共祭”转变至现代的由“公共团体或社会人士举行祭奠，向死者表示哀悼”之意。[13]

传统的祭礼仪式讲求宏大场面，“公”成为生活的主导，在祭礼仪式中，社会成员高度关注，并借助情感的连接形成一个统一的实体，有效加强了集体记忆。在新媒体环境下，祭礼仪式却是由“公”向“私”的转型，它更讲求个人在仪式中的反应。不过，这种转型并没有摒弃传统的仪式习惯，而只会是在传统基础上推陈出新，既保留传统仪式符号所代表的意义，又运用新型媒介语言传达出更为丰富的内涵。以下是新型祭礼仪式的三大特点。

（一）虚拟性与象征性

“身体的在场是第一手体验的一个先决条件”[14]，而在新媒体环境下，虚拟空间为人们提供了“不在场的在场”之可能，这便是新型祭礼仪式的虚拟性所在。人们在国家公祭网似乎脱离了物理空间，随时可以进行场景的虚拟转换，不受“地域”的限制，但依旧保留了“地域性”和爱国情感，这也是祭礼仪式对国家共同体建构的一大基础作用。同时，虚拟空间中场景的虚拟化并不意味着情感的脆弱和失真，毕竟仪式想要唤醒的社会集体记忆和情感一直都是存在的。

麦克卢汉曾把媒介视为人的身体的延伸，那么，新媒体则可以被视为人的记忆和情感的延伸。在传统环境下，情感的表达往往有去无回，无论是影响力还是保存性上都很受限。但新媒体为情感的表达提供了另一种可能：让情感可视化，甚至变成实在之物。虚拟的新媒体手段并没有抛弃传统祭礼仪式的象征性，它更多的是将传统祭礼仪式转换为另一种数字化的情感表达方式，甚至可以说是为了让这种情感表达更加多元。网友在国家公祭网上献花、植树，成为那个数字的一分子，还可以写下祭文、诗词或楹联，让对历史的哀思和对亡者的悼念长久保存并被更多人看到。因此，祭礼仪式在新媒体环境下的转型就像是它真实地发生在虚拟空间中，仪式中出现的“点蜡”“献花”“植树”“敲钟”等行为符号，同样具有缅怀先烈、铭记历史的象征意义，甚至由于新媒体的媒介作用，这种象征意义被加倍放大和感知。

（二）参与性与互动性

“对国家的真正认同不仅仅体现为外在的服从，还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内在的情感、思想和信仰认同”[15]，当法律和权威框定出一个人的义务之后，想要他真正地去主动履行，则必须依赖这个人内心的态度与信念。传统的祭礼仪式由于时空的限制，只能发生在某时某地，并只对现场观众产生直接影响，再借由电视直播和新闻报道，以发挥出更大的影响力。这样的祭礼仪式更多的是一种丹尼尔・戴扬与伊莱休・卡茨所言的“媒介事件”，尽管它可以“把仪式场地从广场和体育场转换到起居室”[16]，但它依旧是一种官方的宣传手段，仍无法起到国家共同体建构的持久作用。

而新媒体却使得作为“媒介事件”的祭礼仪式升级转型，成为一种与官方相对应的民间互动，甚至更贴合每一个人的心意，以至于使得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祭礼仪式之中，缅怀先烈，铭记历史，产生相通的情感。值得一提的是，往日的电视直播在新媒体环境下变成了网络直播，而观看直播的媒介除计算机外，还有现在更为流行的手机。曾经坐在电视机前被动接受祭礼仪式直播画面的观众，无论身在何处，现在都能够化身成为媒介事件的参与者，可以在手机版的公祭堂中点蜡敲钟、鲜花植树，进行在线公祭，在国家公祭网的论坛中发帖交流、彼此联系，这对集体记忆的重塑、爱国情感的表达、国家共同体的建构，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简便性与表达性

传统的祭礼仪式往往需要长时间的准备，过程也相对繁琐。比如2014年12月13日，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的第一次国家公祭仪式，它的仪式过程为：奏唱国歌、鸣警笛警报肃立默哀、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敬献花圈、青少年代表宣读“和平宣言”等。但是新媒体为祭礼仪式提供了更为简便的方式。网友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进入国家公祭网，通过计算机或者手机进行在线公祭。

国家公祭网作为一个表达平台，除简便性外，还承担着“公共领域”的作用。依哈贝马斯之见，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个人、公与私之间的场所，公民可在其中进行信息交流和意见表达。鲍曼更是认为，公共领域正是重新建构共同体的基本途径。网友在国家公祭网中的表达既关乎自身政治生活的微观记忆，又融入社会集体的宏观记忆，表现出对共同体的建构和价值传承的追求。

四、结语：新媒体与国家共同体建构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滕尼斯认为，人类社会是“相互独立的个人的一种纯粹的并存”，是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而共同体则意味着一种“统一地对内和对外发挥作用的人或物”所形成的结合关系，是“生机勃勃的有机体”。[17]然而技术的发展与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巨变，令我们不得不承认共同体正被社会所取代，这和另一位社会学家鲍曼所感慨的“‘共同体’今天成了失去的天堂”[18]一样，潜在地表达出对共同体温暖、安全、信任、亲密的失落和怀念。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国家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认为它是在印刷术普遍应用以后，人们在阅读报纸和小说的文字情境中想象出来的。然而，虽然是想象，但它们绝非幻觉或谎言，它们正“存在于主体之间，存在于千千万万人共同的想象之中”[19]。现代社会的人们“获得了解放，得到了自由；但也同时无所依傍，彷徨、摸索、苦闷、追求”，这也就迫切需要加强这种想象，使原子式的社会重新凝聚。在新媒体环境下，国家公祭网就成了这样一个公共话题，社会成员对南京大屠杀历史和对当前中国现实的讨论，将起到重塑集体记忆、建构国家共同体的巨大作用。同时，国家公祭网也成为传统祭礼仪式在互联网技术下的转型尝试，更成为一个公共领域，为社会成员提供讨论和对话的虚拟场所。新型祭礼仪式通过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的多方位展示，重塑了社会的集体记忆，对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具有重要意义，更有利于个人从自己向集体出发，从“私”向“公”转变，形成具备深厚情感力量和“选择性意志”的国家共同体。

参考文献：

[1]匡文波.“新媒体”概念辨析[J].国际新闻界，2008（6）.

[2]王山峰.南京大屠杀的仪式叙事与社会记忆[J].日本侵华史研究，2015（4）.

[3]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140.

[4]胡百精.互联网与集体记忆构建[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3）.

[5]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114-123.

[6]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107.

[7]胡百精.互联网与共同体的进化[J].新闻大学，2016（1）.

[8]约恩・吕森.历史思考的新途径[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63.

[9]约恩・吕森.历史思考的新途径[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15.

[10]s恩・吕森.历史思考的新途径[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130.

[11]王山峰.南京大屠杀的仪式叙事与社会记忆[J].日本侵华史研究，2015（4）.

[12]阮元校刻.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3：1911.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472.

[14]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76.

[15]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11.

[16]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245.

[17]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2-54.

[18]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M].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5.

[19]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M].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114.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