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源于多种因素，“人口红利”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当前，我国的人口红利主要表现为较高的劳动人口比例和劳动力配置效率。但人口红利并非可持续。长期看，随着我国人口出生率下降，劳动参与率将下降；短期看，我国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依然存在，不利于劳动力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因此，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消除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是实现我国“人口红利”效应最大化的重要措施。

关键词：经济增长；人口红利；劳动力配置效率；劳动力素质

中图分类号：F1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1―0104―07

一、引言

从1978至2005年，中国GDP实现了年均9%的增长速度，这一成绩被称为“中国奇迹”。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有着各种不同的解释。Baiding Hu和Michael McAleer利用中国30个省份从1991到1997年间农业部门的面板数据，估计出大部分省份农业经济的增长源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尽管省份间生产效率的差距有所扩大。［1］475Liu Shinan研究了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原因，认为它们的发展是基于这些部门劳动力使用效率的提高：低效的国有部门要么倒闭，要么转型为私有部门，使得许多工人下岗，从而使劳动力得到充分的利用。有些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甚至将劳动力使用到极限以使成本降到最低限度。［2］Sarah Cook认为，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和越南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经济结构和人口转型相伴而生，因此经济结构从农业向以城市化为基础的工业转变以及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对于经济增长无疑有着重要意义。［3］51-52张军将中国高经济增长率归因于生产要素的高投入和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例如，采用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指标可发现，我国近年来的ICOR在5左右，而在此之前的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的一个时期这一指标仅为2。①这一指标值变化反映了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高要素投入特征。而要素的配置效率是相对于技术效率而言的，它是指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现存资源的重新配置带来的效率提高。郭继强则认为经济增长是由劳动力素质、劳动力数量、物质资本、技术进步、制约劳动力发挥作用程度的经济条件和制度结构等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的结果。［4］81这些观点展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一条较为清晰的脉络：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即从农业为主导转向以城市化为基础的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导，使得大量生产率较低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成为生产率较高的劳动力，这一过程也是人口转型的过程。这种转型一方面减少了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提高了该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另一方面为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提供了大量低成本的劳动力，拓宽了它们的发展空间。因此，劳动力的高参与率和较高的配置效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这种促进作用就是“人口红利”。

二、“人口红利”效应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人口红利” 是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中国正处于人口红利期。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导致的高劳动参与率――即总人口中劳动力人口比重较大――对一国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①人口红利期是指当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抚养比例下降、总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上升，而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的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时期。目前，中国人口正值年龄结构较合理、适龄劳动人口比重较大，且农业劳动力大量剩余并有进一步转移的潜力的阶段，大量廉价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可为经济增长提供大量机会成本为零的劳动力要素投入。这种人口转型带来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效应。

“人口红利”从三方面推动中国经济增长：(1)高劳动参与率。高劳动力比重意味着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参与率高。利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KαLβ(其中，Y是产出；A代表劳动的有效性或者简化为技术进步；K是资本；L是劳动；α、β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可以看出，在一定的生产范围内，总产出Y与劳动力L是正向变动关系，即劳动力要素投入越多，总产出越多。对该函数的两边同时取自然对数，然后求关于时间的导数，得到Y′/Y=A′/A+αK′/K+βL′/L。其中，Y′、 A′、 K′、 L′代表变量对时间的变化率，所以该式左边表示总产出增长率，是经济增长率的一个近似替代。右边的A′/A是索洛余值增长率，它代表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等不能用资本和劳动投入量解释的增长因素；αK′/K是资本产出弹性与资本增长率的乘积，代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βL′/L是劳动产出弹性与劳动增长率的乘积，代表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该式不难看出，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比例高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据统计，截至2005年1月6日，中国总人口达13亿。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15岁―64岁劳动力人口为8.8亿，占总人口的70.15%。到2003年提高到70.4%，专家预测，在未来的15年中，劳动力人口所占比重都在70%左右，到2020年达到峰值。这是世界上劳动人口的最高比例。［5］22

(2)高储蓄率。适龄劳动力比重大，同时也意味着人口赡养率低或劳动力人均负担率低，即每个劳动者需要赡养的老人和孩子数量较少。②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这是实现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高储蓄率的一个重要条件。同样，从Y′/Y=A′/A+αK′/K+βL′/L可看出，资本积累(K)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储蓄是资本积累或投资的重要来源。所以，高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在哈罗德-多马模型(g=s/v，其中，g是经济增长率，s是储蓄率，v是资本-产出比，后者是由经济体的技术条件决定的外生变量)中，社会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率具有决定性作用。即使在以“干中学”为特征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中，资本对经济增长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A=f（K）表明，技术进步或知识和经验的积累A，是通过资本积累K实现的。因此，资本积累以及与此相关的储蓄率，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居民储蓄率一直处于25%左右的高位。央行新近公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15.12万亿元，同比增长18.3%。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60―1970年间，囊括高收入国家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平均储蓄率只有14.8%。［6］

(3)较高的劳动力配置效率。配置效率是相对于技术效率而言的。技术效率是指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提高，而配置效率是指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现存资源的重新配置带来的效率。配置效率在Y′/Y=A′/A+αK′/K+βL′/L中，体现为使A′/A提高的一个因素。我国工农业生产率的巨大差异为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从而使其效率提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劳动年龄人口构成看，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量农村劳动力人群从土地中走出来，走向城市，走向发达地区。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民工”占二、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46.5%，其中第二产业占56.7%，建筑行业占80%。［7］因此，中国收获“人口红利”的程度将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由潜在的劳动力资源转化成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程度。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里，我国有超过1.6亿的青壮年劳动力从农业种植业和农村转移到非农产业和城市就业。即使在发生“民工荒”现象的2004年，我国进入非农产业和城镇的农民仍有1.2亿，占农村总劳动力的20%以上。［8］39显然，大量过剩劳动力滞留在农村，无疑造成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巨大浪费，一旦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就能发挥劳动力要素重新配置的巨大效应，创造出新的生产力。

总之，人口和劳动力因素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研究表明，中国在过去20多年的经济增长中，物质资本的影响占28%，劳动力数量的影响占24%，劳动力质量的影响占24%，人口流动或要素配置的影响占21%，其他因素(如管理水平等)占3%。［9］研究战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学者指出，这些国家(地区)的高经济增长，主要归因于资本投入的增加、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和劳动力质量的改善，而非技术进步。［10］25

三、妨碍“人口红利”效应发挥的因素

从长期看，一国的“人口红利”并非可持续。人口转型理论告诉我们，“人口红利”期只是一国人口变迁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即当人口出生率尚未显著下降，而死亡率明显下降的阶段。就中国而言，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的逐渐下降必将导致总劳动人口的下降。另外，近年来，中国开始呈现较快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中国已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有关研究估计，到2030年，中国超过60岁的人口比重将从现在的8%增加到20%，到那时，退休人口数将占就业人口数的40%以上，中国青壮年劳动力将在2015年达到零增长。①因此，从长期看，中国总人口中劳动人口比重将减少，中国经济所享有的“人口红利”的黄金时代正在渐行渐远。人口的老龄化和青壮年劳动力供给速度的持续下降，将经由劳动力要素供给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储蓄和资本积累两方面，制约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

从短期看，目前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依然存在，使“人口红利”效应的发挥受到影响。根据M.P.托达罗(M.P.Todaro)的城乡人口流动模型，只有在迁移的预期收入超过预期成本时，农民才会选择进城。农民进城的收益包括经济收益(即进城后从事经济活动的经济所得)、技能收益(即从事城镇非农业产业就业获得的各种技能)，以及文化收益(即随着农村居民生存空间和生活条件的改变，所获得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素养的提升)。农民的进城成本包括：迁移成本(即一次性转移的搬迁费用、季节性或兼业型就业的城乡往返交通费用，以及有关各种身份转换的证件和手续费用)、机会成本(即农民从事非农产业活动而放弃的务农收入)、高于农村的城市生活费用(由于我国农业或农村经济生活的自给自足程度较高，农村居民生活费用远远低于城市)、心理成本(即农民进城务工改变了习以为常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社会交往方式所付出的心理代价)。总之，农民是否进城务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进城的预期成本-收益比较，只有提高收益和降低成本，使进城务工的预期净收益为正，才有利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从而改善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农民进城收益并无提高，进城成本却明显上涨，因而消减了农民进城的愿望。这就是免除农业税(即务农收益相对提高)之后，我国部分地区一度出现“民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

首先，看农民进城务工的经济收益。有资料显示，近20年来，农民工工资水平几乎没有上涨。2004年中国经济数据会上，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李德水指出，我国某些地方出现“民工荒”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工工资太低。广东省劳动保障厅公布的数据表明，2004年，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平均月工资为600元左右，与20年前该地区民工工资差别不大。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GDP年均增长率在20%以上，而农民工月平均工资在近12年内仅增加68元。①众所周知，东部地区是全国农民工的主要集聚地区，全国约有70%的农民工集中在东部地区做工，且东部地区农民工月工资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发达地区农民务工状况尚且如此，较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情况当可想而知。

其次，看农民进城务工的技能收益。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农民工进城务工的行业分布主要为：制造业、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零售业、居民服务业等，其中，制造业占27%，建筑业占26%，住宿和餐饮业占11%，批发和零售业占12%，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占9%，其他行业占15%。国家统计局的一项调查也表明，在2004年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中，从事制造业的占30%，建筑业23%，社会服务业10%，住宿和餐饮业7%，批发零售业5%。在加工制造业中，农民工占68%，在建筑业中，接近80%，在批发、零售和餐饮业中，约为52%。［8］39不难看出，与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的制造业和知识或技能密集的现代服务业行业相比，上述行业是技术、技能和知识水平要求相对有限的行业，而农民工又往往从事这些行业中技术和技能程度较低的工作种类，因此，农民进城务工获得的技能收益相当有限。更为糟糕的是，农民进城就业或失业均无保障，从而使进城农民随时面临生存危机，而不得不选择返乡务农。下表反映的是我国几个城市的企业员工养老保障情况，该表表明，作为流动人口的主要部分的农民工拥有养老保障的比例最低。

再次，看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文化收益。尽管从技术角度看，文化收益的度量较为困难，但农民工及其家庭进城后长期处于城市生活的边缘化状态，至少说明他们从城市生活中获得的文化收益并不大。南京大学的一项调查表明，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在同一城市中，平均拥有老乡人数为30人左右，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习惯或经常和老乡交往的占80%［11］85。可见，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和文化生活带有明显的内凝性质。然而，与城市文化的疏离并非农民的自愿选择，而是迫于无奈。因为，第一，较低的经济收入和较低的知识文化背景、使进城农民工的社会文化生活受到局限；第二，城市文化对农民工产生的“排他性”也使其游离于城市文化圈之外。在2004年第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上，有专家指出：“艰难的生存状态和陌生的城市使中国农民工饱受心理疾患之苦。”户籍制度是农民进城的天然屏障，而且进城后，农民工面临的恶劣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加上各种政策歧视和社会歧视，使其缺少自信和平等的公民意识而难以融入城市文化圈，致使进城农民的文化收益十分有限。

然而，在农民工进城务工收益并未明显上升的同时，进城务工成本却大幅度提高。当然，仅就狭义的迁移成本看，似乎变化并不明显。甚至某些经济发达地区一定程度降低了农民进城的门槛。但从生活成本看，情况明显恶化。这是因为，随着城镇人口增加，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在内的生活资源的供给更加紧张，尤其是城市住房、水电、生活能源、城市交通，以及就医、子女就学等费用上涨较快，城市生活费用的攀升，无疑增加了农民进城的生活成本。从机会成本看，农业税的取消和农业补贴制度的实施使务农回报明显提高，农民进城打工的机会成本相应增加。此外，农村义务教育学费的免除，意味着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费用的相对上涨。一项中国少年儿童中心的抽样调查显示，处于流动状态的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状况达不到全国平均水平，中途辍学现象十分严重。［12］但与跟随父母颠沛流离的农民子女相比，更为不幸的是大量农村“留守儿童”，他们无法跟随父母进城，由于长期与父母分离，得不到应有的亲情、关怀和教育，从而影响其身心健康，由此引起的社会问题已经受到社会各界关注。然而，在升学是 “农村人”变成“城市人”的重要或唯一途径的现有体制下，那些得不到父母关怀和良好教育的“留守儿童” 很可能重蹈父母覆辙，成为未来“农转非”的困难群体――这可能是当下农民进城打工的最大的机会成本。总之，有关我国农民进城的成本-收益分析表明，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并不顺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力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

四、促使“人口红利”效应最大化的措施

如前所述，尽管“人口红利”效应终将因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劳动参与率降低而逐渐消失。但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面前，我们仍能有所作为，我们可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提高劳动力素质、消除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减少劳动力闲置和浪费，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从而使我国“人口红利”的效应最大化。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口红利”效应，减少劳动力素质较低以及大量积压和流动不畅所造成负面影响，须从以下两方面作出努力：提高劳动力素质和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在哈罗德中性的总量生产函数中，Y=f（K，AL），即总产出是资本和有效劳动的函数。显然，随着人口增长率减缓，增加劳动量(L)投入的空间将逐步减小，但仍能从提高劳动的有效性(A)上寻找增加产出的出路。提高劳动的有效性，一方面，与提升劳动力素质相关；另一方面，与改善劳动力要素配置效率相关。

(一)提高劳动力素质。由于历史和国情的原因，中国走的是一条依靠农业积累和廉价劳动力推动的工业化道路。短期看，劳动力的低成本可以支持经济的发展，但长期看，劳动力的低成本必然是低劳动力素质和低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反映，它无疑将阻碍经济的发展。2003年中国首次公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显示，中国农村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而城市是10.20年。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预计，目前中国至少有1.2亿农村人口流入城镇，其中1/3-1/4为15-25岁的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就业，但都得不到应有的教育与培训。低成本劳动力的创造力也相对较低。制造业1小时劳动力的价格，美国是30美元左右，中国大约是2美元，而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也比中国高10-20倍。［7］提高劳动力成本，中国才能兑现“人口红利”。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是提高劳动力成本的前提，大力发展教育是提高劳动力素质的一条重要途径，尤其是发展农村地区的九年义务教育。此外，还应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使我国农业劳动力在进入非农产业就业之前，获得必要的职业技术训练。［13］49近年来，我国普通高等教育发展突飞猛进，职业技术教育备受冷落，导致劳动力市场上技术工人或熟练工人严重短缺，普通高校毕业生供过于求。所谓的“知识失业”在并不富裕的中国已显现端倪。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已普及了“平民教育”，也不意味着我国研究型人才培养过剩。相反，这是现阶段我国教育结构和人才培养模式背离“金字塔”规律，从而导致人才供给与需求严重脱节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普通高等教育超常发展和职业技术教育的严重短缺，导致教育和人才培养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错位，从而引发“知识失业”；“知识失业”又可能滋生“读书无用论”。为避免这种恶性循环，对教育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教育无论何时都不会“过度”。所谓“过度”，是指教育结构失衡从而与社会需求不匹配而导致的人力资本投资的浪费。“教育过度”，不是笼统地否定教育，而是批评教育迷失了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总之，在我国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里，就地区而言，教育投入的重点应放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就教育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而言，应加快扩大和提升职业技术教育的规模和水平，通过普遍提高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劳动者的素质和技术(技能)水平，使我国“人口红利”效应最大化。

(二)促进劳动力流动。促进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可以改善劳动力的配置效率。目前，我国依然存在着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的诸多制度，只有逐步废除这些制度，促进劳动力流动，才能进一步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进而最大化我国的“人口红利”效应。［14］65 鉴于我国城乡人口的不同发展趋势，有必要出台相关政策推动农村劳动力人口不断合理地向城市转移，加快城市化进程。这样既有利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又有利于缓解城市老龄化，降低城市人口的总负担系数，有效优化城乡人口结构，从而促进经济全面发展。人口的不断流动和转移，不仅能带回大量的资金收入，壮大农村消费市场，而且能带回来新的更符合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观念，这些观念对于经济的长期发展尤为重要。促进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的另一个层面是积极推进人口的对外交流，包括：留学深造，外派劳务，人员交流等等。这种人口向外流动的方式在短期内作用有限，但有利于我国经济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在全球化步伐日益加快的大环境中，积极促进这个层面的劳动力流动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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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6―09―29 责任编辑：赵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