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成都路径

2007年6月，经国家批准，成都市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三年以来，成都市以土地制度改革为基础的统筹城乡改革经验，在全国范围得到了高度关注，也引发媒体、政策和学术研究机构以及公众从不同角度的观察、思考和讨论。

2010年末，《财经》先后派出多名记者对成都土地制度改革进行了调查并形成报道，调点为“农地确权”“集体土地流转和入市”等成都试验中的关键环节。

《财经》亦获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土地制度改革综合课题组对成都经验的调研和总结，提供了系统的观察和思考。该综合课题组关于成都城乡统筹改革经验的总结报告，已于日前提交给相关决策部门作为制定全国性政策的参考。报告认为，成都在城乡统筹实践中，探索到一条全面改革城乡二元结构、重建城乡一体的财产权利与公民权利体系的新路。在土地制度层面，经“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允许农民依法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开发经营”，以及“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可以平稳实现对现行体制的突破。因此，《财经》约请该课题组及其负责人周其仁教授为本刊撰文，详解成都经验在更大范围内推广的可行性和所需配套改革措施。

此外，《财经》专访了前国家农委副主任、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先生，这位年近百岁的耄耋老人依然念念不忘“要赋予农民自我组织权和自由发展权”。

此前，本刊亦发表了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就相关问题的论述（详见2010年第25期“工业化城镇化加速下的‘三农’问题”），他认为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必须的，但应当在坚持土地用途管制和农地农用的前提下推进。

30多年前，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产权制度的重大变革，重新界定了集体土地的农户使用权和经营权，适应了中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对农民普遍摆脱贫困、解决温饱问题，做出历史性贡献。无论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灵魂人物杜润生，还是当年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农发组）里的“年轻人”陈锡文和周其仁，都为上一轮改革奉献了自己的心力与才具，而在其后的岁月里，他们继续为中国农村的变革戮力求索。

三人30年后的再度“聚首”，亦表明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中国农村产权制度又到了一个变革的关口。

城市化的加速正在对农村经济制度提出新的要求，以“清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为重点的农村产权制度，如何发展为以“有保障的转让权”为重点的更加完备的产权制度，从而为中国城市化的加速奠定可靠的微观制度基础，值得各界勇敢探索，以期突破。

本刊调查文章和北大课题组的调研均表明成都试验的未竟之局在于，如何将政府主导型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集中流转和入市模式，转化为以充分自我组织化的农民为交易主体、充分发育的市场为操作平台的常态流转模式，从而在推进城市化与保护农民利益之间找到现实平衡点。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