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监管回归

27个成员国，近两年的争执和妥协，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全球统一银行业监管体系巴塞尔III（巴塞尔协议第三版）。

但凡牵涉巨大利益的国际规则，其制定过程往往经历旷日持久的争吵，但此次巴塞尔III的推出，异常迅速，前后仅用两年时间。如果从2009年底公布第一版征求意见稿算起，到2010年11月在G20峰会上通过最终版本，就更缩短至不到一年。这背后发生了什么？推动力来自哪里？

巴塞尔III大幅提高银行资本要求，净化资本成分，提出杠杆率等新的监管指标，提出逆周期监管理念并增加资本要求……大刀阔斧的改革同时遭遇质疑，监管效力如何？是否会抑制经济增长？就在巴塞尔III通过之际，中国银监会开始在国内商业银行监管中推行巴塞尔II的监管标准，接下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是否需要迅速跟进落实最新监管标准？

2010年12月7日，《财经》杂志记者在阿姆斯特丹荷兰央行大楼里专访了巴塞尔委员会主席的魏霖克（Nout Wellink）先生，这位67岁的银行业监管者精力充沛，他同时担任荷兰央行行长。

采访在清晨进行，面对记者的第一个问题：“制定巴塞尔III的过程有多困难？”魏霖克用手揉搓额头，像是刚从一场让人精疲力竭的争吵中解放出来。

好在接下来的对话进展顺利，这位身处国际银行业第一线的监管者，首次通过中国媒体向银行业同行解释巴塞尔协议讨论制定的前因后果，涉及多元的监管理念冲突与标准博弈。

谈及中国正在引入的巴塞尔新协议监管标准，魏霖克表示了谨慎的乐观。他相信中国银行业正在经历一个过程，“方向是让银行的风险敏感性更高。这个过程欧洲经历过”。

银行将更传统

《财经》：新协议终于通过了，这是否意味着大家就银行业监管规则彻底达成了一致？

魏霖克：实际上，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个新规则。老实说，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腹诽新的监管规则。但不管怎样，质疑归质疑，我们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因为每个人都意识到必须要有一个解决措施，而且还需要走得更远。

《财经》：在巴塞尔III一系列的监管改革中，哪部分最困难？

魏霖克：很难说哪部分是最困难的。你很快会发现，所有这些改变都非常困难。

其中，很困难的一点是“资本定义”。我们提升了资本的质量和要求水平。资本质量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以前所谓的各种资本组成成分并非都合格。比如在一些国家，商誉被视为资本构成成分，但是危机来临时，商誉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全球统一的资本定义。这是个异常困难的事，因为一些国家的金融资本工具在其他国家根本就不存在，即使一样的金融工具，在经历危机时的表现也不一样。

真正高质量的资本是普通股和利润留存，除此以外，只有少数的特例被纳入到了合格资本范围内，因为这不可避免，我们不得不为了个别国家的特殊情况做一些调整。

关于流动性，也是一个很艰难的提议。以前并没有全球统一的最低监管值，所以讨论进行得非常困难。一开始，我问自己，有没有可能达成共识呢？我开始是很怀疑的。但是最后一天，我们做到了。同样的，我们再次遇到这个问题：定义，什么是流动资产的定义。

《财经》:除了重新定义资本，我们还看到，一些曾被认为是“古旧”而过时的指标在巴塞尔III中开始重提，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魏霖克：是的。这恰是巴塞尔III的第三个难点――杠杆率。当我2006年成为巴塞尔委员会主席时，在墨西哥的一次会议中讨论引入杠杆率的提议。当时，除了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Sheila Bair，每个人都反对。他们说，杠杆率过时了，是100年前的指标！

但这个指标并不像说的那样过时。在巴塞尔II框架下，人们考虑风险权重，这是非常合理的方法，但如果你犯了错误，没有前瞻性地衡量风险，那你就有大麻烦了。这就是刚刚发生的事情。

曾经有一个大型跨国银行的负责人跟我说，“我过去犯过一个错误。”我开玩笑说，“祝贺你！我犯过不止一个错误。”他说，“不，真是犯了一个错误。我忘记了杠杆率。”

杠杆率看似过时，但不会让你把所有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即使你认为这些篮子都没有风险。举个例子，房产抵押贷款，在风险敏感型框架中，它的风险权重是很低的，因为人们需要住所，根据以往的经验违约率是很低的。但是当你碰到房地产业危机时，就会遇到大麻烦。这就是发生在爱尔兰、西班牙的事情，也是30年前荷兰遇到的问题。

所以“防弹墙”是必要的，否则你就会在巴塞尔II的框架下追求永无止境增长的资产负债表。

《财经》：所以要回到最基本的银行业监管原则上来？

魏霖克：在巴塞尔II下，风险敏感框架是核心，因为这种敏感框架对作决策很有帮助。但是一个安全网或者说防弹墙也是极其重要的。

我们竭力想让银行回到比较保守的轨道上来。巴塞尔III的一个影响将是，相比最近几年的趋势，银行变得更加传统。流动性比率将促使银行减少资产和负债的错配。

对于银行的交易账户，涉及到复杂的金融产品，我们对其提出更高的资本要求。这就使得这类业务的吸引力降低，银行会减少此类业务的规模。很多银行不喜欢这样，游说的力量也在增加。

《财经》：比如国际金融协会（IIF），他们也在出面游说？

魏霖克：是的。我们和IIF的关系是不错的。我经常告诉自己他们是游说机构，不应该经常听他们的。不仅是IIF，这种事也经常发生在欧洲，给欧洲机构、欧洲议会和政府施加压力。

大家应该知道，巴塞尔委员会制定的是一篮子措施，但最后需要各个国家的议会批准才能在该国实施。所以我们不是在替欧洲作决定，我们只是制定一篮子措施，它是国际社会都认可的，而现在轮到各国政府了，需要各国议会的认可。

未来你可能也会看到一些国家监管政策的调整，比如在美国和欧洲。游说力量在此时此刻所能施压的是各国政府和各国监管当局。

经济受影响有限

《财经》：新监管协议对经济究竟产生多大影响？IIF曾经了一份评估报告，结论是会打击经济复苏，你认同他们的判断吗？

魏霖克：他们试图吓唬各国政府，说“如果你遵循了巴塞尔委员会的建议，会让GDP重挫3％、4％甚至5％”。可是我们不相信。我们做了几百个模型来测量新监管规则对经济的影响，世界上大部分监管部门负责人、很多专家都参与其中。最后我们得出结论，在过渡期，增加银行资本要求对经济的影响有限。

《财经》：我们看到你们的报告测算数据，似乎新规则对全球经济负面影响不足1％。

魏霖克：不足1％。每增加银行业资本1个百分点，经济下挫0.2％，这仅是过渡期的影响。当进入稳定期，新规则对经济的影响会是正面的。

在过去100年里，金融业的危机发生过很多次，平均来讲，每个国家每20年－25年就会遭遇一次。而合理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可以降低50％危机发生的几率。所以这是值得的，因为危机的代价是巨大的。IMF的测算是，危机平均让一国GDP萎缩15％。对于特定国家，这个数字还会更高。

根本上讲，一个体系需要缓冲，就像公共领域一样，缓冲对于银行系统一样重要。前者对应的是预算盈余，后者是资本缓冲。在非金融领域也是如此，也需要有一定缓冲。因为有太多风险是我们不能预见的。虽然你不确定这些未知风险何时出现，但它们始终存在。这就是为什么要有缓冲，这就是制定更高流动性缓冲和资本缓冲背后的逻辑。

《财经》：新监管规则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测算是个平均数字，有没有对各个国家经济产生影响的具体测算数字？哪个国家受到影响最大？

魏霖克：我们确实做了这样的测算，有接近300个银行样本，但不应该由我们来结果。我们把结果给了各国的监管机构，它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做出类似的测算。

我们之所以做这样的测算，是因为不想破坏银行系统，这就需要知道新规则对每个国家甚至每个银行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结果是，各国受到的影响距离平均水平有个波动区间，但并不大。

《财经》：各国的国情很不一样，在推行统一监管措施上，如何解决差异化监管问题？

魏霖克：我们在制定规则时考虑了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有人说，这虽然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但各国国情不同，你必须接受这一点。但我的理念不同：如果你想在全球化的时代生存，不管你现在的金融体系具有19世纪的做法，还是别的什么世纪，都不得不做出改变以应全球化。

在全球化的时代，新的银行监管规则有两种解决方法，一是制定一个包含十万个特例的规则，这样的结果是透明度下降；二是为了增加透明度，尽量制定一个适应全部国家的规则，只提供有限数量的特例，剩下的让各个国家调整它们的系统以适应新的环境。

并非适用所有银行

《财经》：新规则提出了大银行的约束问题，具体会采取什么策略？

魏霖克：我们已经完成了银行业监管的整体框架，接下来要讨论的是：对于一些具有很强系统关联性，而且在市场中因为“大而不能倒”而具有特殊竞争优势的银行，应打消其“优势”，提出更高的资本金等要求。

我们正在开发一套方法来界定哪些是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我们称其为“大而不能倒”，但这不是正确的表述。因为小型银行也有可能在系统中扮演重要角色，比如支付系统中。

《财经》：所以确定系统性重要银行名单时，规模不是唯一标准？

魏霖克：是的。我们还要考虑关联性和替代性。目前巴塞尔委员会正在制定这样的鉴别方法，我们最终提交给金融稳定委员会的不仅是一套方法，还会有一个名单。

在2011年一季度，我们将尝试找到更精确的数据，来确定应该给这些银行设定多少额外资本要求。但这只是针对系统性重要银行一篮子指标中的一个。

《财经》：什么时候能有结果？

魏霖克：我们争取2011年中拿出名单来。

《财经》：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它们既有国际型的银行，也有只在国内开展业务的银行。如果统一全球的银行监管规则，会不会产生新问题？

魏霖克：你所说的是在一些情况下，全球的银行监管规则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有些银行是完全本地化的。这就需要这个国家来做选择。比如在美国，巴塞尔II只用于大银行，多少家呢？大约20个，甚至更少。如果说要把这套规则搬来推行到农村地区的所有银行，那肯定是疯了。在欧洲，我们选择了一个比较难的路，我们决定在全部银行系统中推行巴塞尔II。

但不得不说的是，巴塞尔II根本上来讲是一个有益的方法。但是如果你不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业务，不卖那些复杂的金融产品，不证券化和再证券化，那么你就不会有问题，即使在巴塞尔II的框架下也是如此。我个人的看法是，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引入这样的监管体系，但是对于一些国家的本土金融系统，它可能太超前了。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你不开展复杂的金融业务，新规则也不会阻碍你的业务发展。

《财经》：让我们缩小一下观察尺度。亚洲金融与欧美的有很大差别。比如中国，银行是有隐形国家信用担保的。资本对于中国的银行和其对欧美的银行，意义和作用是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统一国际资本要求的意义何在？

魏霖克：在特定的时刻，一国政府决定为银行提供担保，这也正是他们目前的做法，但可能不再是最好的方式。这取决于每个国家怎样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自己的路。我不确定政府为银行提供担保是否是明智的做法，因为有些国家处于特定的发展阶段。

但另一方面，如果看更远一点，比如2050年，你已经有了充分发达的经济，有很庞大的银行业，大到政府再也没有能力去担保了，事情会怎样？所以，出于长期利益考虑，一国应该思考，该多大程度地引入国际游戏规则。

《财经》：你个人认为新兴市场，比如中国该多大程度上引入这些规则？

魏霖克：我对中国的了解还不够，所以答案要中国人自己给出。但我可以介绍一些经验。欧洲决定全面推行巴塞尔II，因为欧洲大陆是一个统一开放的经济体，具有一定的发达程度。但是，当我穿越美国中西部地区时，看到很多本土小银行，致力于本地经营，私人拥有。我也倾向于不将巴塞尔II引入到类似银行系统中。

《财经》：对于中国推广新监管措施，有没有一些具体建议或提醒？

魏霖克：必须说的是，中国地域广大，有很多农村地区银行，它们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中国银行业（引入新监管规则）正在经历一个过程，方向是让银行的风险敏感性更高。这个过程欧洲经历过。100多年前，在荷兰也是由政府来决定投资这个项目，还是那个项目。如果银行不听话，政府就会创建自己的银行，来执行原有的决定。但是现代银行业是不同的，是基于风险判断来运营，这是大的方向。

实习生Angus Beattie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