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影《真相至上》看新闻职业道德与司法公正的冲突

【摘要】

使用匿名消息在美国早已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很多国家的法律及新闻职业伦理规范普遍规定了记者的消息来源保密义务和司法上的消息来源拒证特权。但对于匿名消息来源的处理仍没有比较确定的结论，由匿名消息来源而引发的记者入狱、假新闻等事件时有发生。新闻记者是否使用、如何使用匿名消息，如何处理与匿名消息来源的关系，一直是美国新闻界面临的道德和法律上的难题。本文以电影《真相至上》中记者因保护消息来源而身陷囹圄的事件为例，试图通过分析新闻的职业道德与司法公正、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探讨种种冲突产生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

匿名消息来源;职业道德;司法公正

一、《真相至上》：在正义和正确之间的两难

《真相至上》，讲了一个从平凡到伟大的故事。2003年7月14日，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在报纸上撰文，称“美国前驻伊拉克大使威尔逊的夫人普雷姆是CIA特工”。接着，美国情报部门、白宫、司法部门、报社媒体开始了一阵忙活，慢慢地，有了布什政府有人为报复对伊战不满的威尔逊大使，所以暗中泄露秘密的说法，但是真相依然模糊，而这个过程中，记者和报社也死扛不肯透露消息来源，引起了一场相关讨论，最终导致瑞秋身陷囹圄，遭遇丈夫的背叛，孩子的不理解，而最初支持她的报社也被处以巨额罚款，损失惨重。

虽然电影《真相至上》被认为取材于“布莱兹伯格案”，但是观看本片时，我第一反应却是几年前的这起让白宫难堪的“特工门”事件，只是涉及的国家从尼日尔换成了委内瑞拉，涉及的机密从伊拉克买浓缩铀问题换成了暗杀，而本片在探讨新闻界原则的同时，更多加入了对涉及人等心理和感情波动的展现，体现了捍卫一种原则的代价，而最后的结尾反转更是让人有些五味杂陈。原来瑞秋至始至终保护着的线人就是死去特工的6岁。一个童言无忌的“告密”，带来的不仅是一幕幕人间悲剧，更带给人们的是无限的唏嘘和思考。本片的焦点表面上是围绕“新闻自由”与“国家安全”之间展开，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其实”新闻自由的边界”与“以国家安全名义执法的边界点应该在什么地方”这两个议题的深刻探讨。

如果我们要保证自由的空间不被政府无缘无故压缩到最小，防治滥权，就必须对政府抱有一种监督性的心态去面对它，那么，对它进行监督的一个有效武器，新闻自由，就需要很大程度上保持一种近乎（并非完全）绝对的自由状态。倘若要达到这种状态，那么对新闻来源的保密性的法律保证，及涉及到可能的司法豁免，就在所难免。但是，另一方面，倘若国家秘密可以被人随意泄露――注意，在这里，随意报道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泄露”――那么国家安全可能就会变成一个笑话。所以，对于泄密人员的追查，是为了保证国家安全，进而更好的保证国民自由。从这一点上来讲，这与保证新闻自由的初衷，是一致的。

所以，现在的局面是：我们一方面要防止政府侵害我们的自由，要用新闻自由对抗它;另一方面，我们的自由又需要它来予以保证，我们必须让渡自己的一部分自由以让步于国家安全。这似乎成了一个死结。其实，问题并没有陷入绝路。起码，从理论上来讲，这个问题依赖于法律对“新闻自由”与“国家安全”各自边界予以界定，使其各守其城。不过在现实的实施中，由于它们存在着相邻边界，发生摩擦便在所难免。再者，在现实中，自由与秩序问题的此消彼长也总随着大环境的变化而随之调整。比如相对安全的时期，自由的呼声可能更高一些，危险而人心惶惶的时期，人们可能对国家安全的呼声更高一些。所以，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也就会不断根据社会现实，对其二者的边界以判例的形式做出调整，从而适应新的社会变化。

瑞秋在捍卫新闻自由的底线上，毫无疑问是没有错的，没有这种对正义与真理的坚守，人类的进步便无从谈起，这是政治正义;但是现实的大环境却要求重视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这代表了一种政治正确。当政治正义与政治正确一致的时候，判决容易做出;不一致呢？是遵从正义，还是让步于现实？这样的抉择不仅困扰着瑞秋，更困扰着我们每一个人。

二、消息来源保密：记者职业道德的最高要求

与忠于事实、客观公正、独立负责等一样，为消息提供者保密，是西方新闻界甚至是国际新闻界的一条重要的职业道德原则。联合国新闻自由小组委员会1954年制订的《国际新闻道德信条》第二三条规定：“关于消息来源，应慎重处理。对暗中透露的事件，应当保守职业秘密;这项特权经常可在法律范围内，作最大限度的运用。”《记者行为原则宣言》也宣称：“对秘密获得的新闻来源，将保守职业秘密。”《韩国报人行为准则》要求报人应具有“采访新闻时，对采访对象应尊重，对新闻来源应守密，对提供消息者应加保护”的品格。《英国新闻工作者行为准则》第十六条规定：“新闻工作者有道义上的责任保护不愿透露姓名的信息提供者。”

在美国，为消息提供者保密不仅仅是一项成文的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的规定，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它已内化为一种自觉的新闻工作准则，积淀成一种新闻职业精神，不少媒体和新闻工作者为恪守这一准则，即使被科以巨额罚款，甚至被判予藐视法庭罪而遭受监禁也在所不惜。1958年，《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玛丽・托里在一起诽谤诉讼案中，因拒绝透露消息来源而被判定藐视法庭罪，为捍卫新闻工作者的保密信誉，她情愿离开刚刚出生的婴儿和蹒跚学步的幼子，去服10天的监禁徒刑。1975年，根据线人提出的密报，《纽约时报》记者法尔勃对10年前发生在新泽西州某医院的一桩13位病人离奇死亡疑案进行调查，所写报道刊登在时报第一版显著位置上。在《纽约时报》刊登了法尔勃的调查报告后，检查官重启这桩死亡疑案。法官裁示法尔勃交出所有采访笔记和录音带等资料，遭到拒绝;《纽约时报》对法尔勃的做法予以支持。为此，法尔勃总共坐了40天牢，时报先后交付28.6万罚金。时报实际上为此案所付出的，包括罚金及诉讼费用，总数超过了100万美元。

电影中女记者瑞秋的遭遇可说是现实的一个缩影。在拒绝透露消息源后，瑞秋受到了来自检察官、法官、丈夫乃至辩护律师等多方压力，虽然她在不断的妥协，可她坚持保护消息来源的信念却从未变过。她以自身的行为捍卫了新闻的尊严，亲身践行着一个记者应有的职业道德。这不仅体现出记者职业道德的最高要求，同时彰显出瑞秋高洁的人格和品质，哪怕电影的结局不够圆满，可这种对信念的坚守却实实在在的打动着每位观众的心，引发我们深入的思考。

三、记者保护消息来源的合法性分析

美国新闻界为什么把为消息提供者保密列为重要的职业道德信条，并且在实践中持之不渝地遵循？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新闻界认为，信息的自由流通是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新闻自由的体现，是媒体在民主社会中行使公共职能的前提。为消息提供者保密，才能实现信息自由、充分地流向公众，满足公众的知晓权，服务于公共利益。这一观点即使在法官中也不乏赞同者。在“布莱兹伯格案”中，斯图尔特大法官就指出：记者的与新闻来源保持秘密联系的宪法权利植根于广泛的社会利益――即信息向公众全面的自由的流动。这个根本关系正是宪法保护新闻自由的基础，因为这种保证，“不是为了新闻媒体的利益，而是为了我们所有人的利益。”第二，泄密会对试图向媒体提供消息的人产生“激冷效应”，导致媒体信息源尤其是揭丑性信息源的枯竭。在上述的《纽约时报》及其记者法尔勃案中，记者与时报就认为，如果交出采访笔记及录音带等资料，消息来源将被泄露，而消息来源不能保密，将使所有消息来源受到威胁，不敢出头提供重大新闻线索和新闻事实，也不敢自供或指控，使新闻自由及公众知悉权利受到极大的威胁与损害。第三，不遵守保密诺言而泄露消息来源的记者将被看作是“不可靠的”，这不但会对这些记者及其所服务的媒体的信誉造成损害，而且也会对其采集和传播新闻的能力产生抑制作用。法尔勃出狱后，写了一本《有人说谎：X医生的故事》的专书，详细叙述了疑案事件调查与法庭审理的经过。在书中他说：“如果我放弃了采访笔记和录音带等资料，我将毁损了我的职业人格，并丧失了新闻同业的信誉。更重要的，我这种做法，无疑地是公开宣布，时报这份最有声誉的报纸已经不再是任何人可资信赖的对象。”第四，新闻记者认为他们自己是像律师或医生那样的“职业人员”。按照普通法传统，律师与其当事人、医生与其病人之间，有豁免作证的特权。“有鉴于此，新闻工作人员坚持主张，当他们的作证有悖于他们的职业道德义务或对他们采集新闻的能力产生负面作用时，法律应当赋予他们在传票的强迫下不予作证或拒绝出示有关材料的特权。”

影片的结尾，当我们看到最后的真相时，相信前面艾瑞卡之死带来的伤感恰恰在末尾产生一种悲情却又感人的效果，瑞秋的坚守，实际上也是给身为母亲的艾瑞卡带去了一份保护，相信她在天堂也能理解这份代价。关于真相价值几何，理想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国家利益至上主义者都会给出各自角度的诠释，然而本片告诉我们的却是这个社会秩序下，一些个体的抉择和代价，正是他们的选择在维系着这个社会秩序的平衡，他们永远有着冲突和调和，促成一个相对良性的社会体系在运转，他们的价值和牺牲理应被我们当做一个个鲜活的个体，而非简单的新闻事件的符号去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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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戴雪敏（1990-），女，汉族，湖北武汉人，硕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方向：法制新闻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