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无过当防卫权的适用范围

摘要：我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对无过当防卫权进行了规定。该条款自出台以来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争议，尤其是在该权利适用范围的理解上更是见仁见智。本文从案例中存在的争议出发，分别对第三款中“行凶”的含义、“杀人、抢劫、、绑架”的含义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范围界定等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并结合法院和检察院双方截然相反的观点，对现实案例中无过当防卫权的适用及认定进行了分析，力图探析并明确无过当防卫权的适用范围，以求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得到合理的适用。

关键词：无过当防卫权 人身安全 适用范围

一、案情介绍及争论焦点

（一）案情介绍

孙某和张某同为沈阳市棋盘山开发区满堂乡莲花池村村民，各自经营着“农家院”生意。2004年6月某日，两家因抢客一事发生争吵，激愤的张某便从自家操起斧子赶至孙家，孙某见状，回屋找到一把改制的匕首。张某将孙妻砍倒后又与刚出屋的孙某厮打。厮打过程中张某砍中孙某后脑部一下，孙某随后用匕首刺张某颈部一刀。被人拉开后，三人被送往医院。经医院鉴定，孙某夫妇损害程度均为轻微伤，而张某因颈部被刺经抢救无效死亡。检察机关以故意伤害罪对孙某提起公诉。沈阳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孙某主观上并没有准备打架的故意，而张某将孙妻砍倒并不能代表整个侵害行为已经停止，且孙某被砍在先，其人身安全已经面临严重危胁。孙某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有权采取防卫行为，属于正当防卫。据此，法院于2005年6月判决孙某无罪，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一审宣判后，检察机关提起抗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认定事实清楚，作出维持原判的裁定。

（二）争论焦点

本案在以下两点存疑：第一，孙某与张某厮打并造成的死亡结果是否是出于孙某事先的伤害故意，孙某的行为是属于正当防卫行为还是不法侵害行为；第二，如果肯定孙某的防卫行为，但张某的不法侵害只造成孙某夫妇轻微伤，而孙某却在厮打过程中用匕首将其刺死，是否超过了必要的防卫限度。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孙某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有权采取防卫行为，属于正当防卫。通过法院的审判意见可以分析出，审判机关认定张某的行为已经严重危及孙某夫妇的人身安全，其行为很显然已经构成暴力犯罪，属于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无过当防卫权的行使范围。孙某主观上并没有事先的伤害故意，客观上张某的行为已然构成暴力犯罪，并可视为严重危及孙某夫妇的人身安全，对张某有权采取无过当防卫，即使造成侵害者人身伤亡也无需承担刑事责任。

但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孙某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正当防卫的主观要件和时间要件，应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孙某的刑事责任。首先，被告人孙某与张某双方都是不法侵害而不是正当防卫，孙某主观上有相互斗殴的故意。其次，孙某持刀与张某厮打并刺中张某颈部致其死亡的行为，并不是针对正在进行的侵害行为所实行，此时张某对孙某妻子的侵害行为已经停止，不存在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行为。孙某在防卫过程中主观上具有放任致张某重伤的间接故意，客观上造成张某死亡的结果，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二、无过当防卫权适用范围的界定

无过当防卫是正当防卫的一种特殊形态，虽然也是作为一种排除犯罪的方式存在，但与一般防卫相比，无过当防卫具有不法侵害的严重性、防卫限度的无限性等特点。

但无过当防卫权毕竟是国家赋予公民的一种私力救济权利，这种权利并不是可以随意使用的，只有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不法侵害具有严重性的前提下公民才能使用无过当防卫权来维护被侵害的权益。为了明确无过当防卫权的适用范围，使无过当防卫权在错综复杂的刑事案件中得到合理的适用，有必要对此条款中规定的不法侵害行为的具体范围进行阐释：

（一）“行凶”的含义

对“行凶”的准确定义将直接关系到防卫行为的定性问题。行凶的行为是一种以暴力对被侵害人人身进行攻击的行为，行为人造成被害人伤亡的意图并不明确，但从外观上看，这种暴力性的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害可能是重伤，也可能是死亡，也可能是对被害人的性的自由权造成损害，至于侵害人是否使用器械或者工具，并非必要，关键是看是否对被害人的人身权利造成严重的侵害。因此像某些学者认为的“行凶”只局限于“使用凶器”是有失偏颇的，任何暴力手段都有可能属于行凶的范畴；从本质上分析，手段的判断并不是认定行凶的关键，危害程度才是行凶的本质表现。故而，凡是危害程度巨大、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不法侵害均应纳入到“行凶”的考虑范围之内。综合上述的考虑，笔者认为“行凶”应该理解为并不限于使用凶器，某些未使用凶器的行凶行为只要能造成与杀人等罪同等的危胁性，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不法侵害行为，对之自然可以依法进行无过当防卫。

（二）“杀人、抢劫、、绑架”范围的理解

对“杀人、抢劫、、绑架”犯罪范围的理解学界存在不同观点。其中一种观点认为，这四种犯罪既是指具体罪名，也可以指四种形式犯罪手段，即不仅是指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罪、绑架罪，还包括这四种犯罪的转化犯、根据立法推定而涵括的犯罪以及以这四种手段所实施的触犯其他具体罪名的犯罪。考虑到立法者既然已将“杀人、抢劫、、绑架”与本身并不是具体罪名的“行凶”并列描述，如果从理解的一致性上分析，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可取的，应该将“杀人、抢劫、、绑架”理解为既指四种具体罪名，同时也包括其他犯罪中含有的杀人、抢劫、、绑架行为。

（三）“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范围界定

由于该部分规定的概念比较模糊，不利于司法部门具体操作，因而有必要对刑法的规定加以具体化。

1.“其他”的范围

因为同一法条中不会出现两处具有相容关系的概括性词语，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地肯定，“其他”应该是除了“杀人”等之外的暴力行为，而且其暴力程度也应同条中列举的杀人、抢劫、、绑架等四个具有代表性的的暴力犯罪的暴力程度相当，即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程度。

2.“严重危及”的把握

“严重”和“危及”不可分离。“严重”是修饰暴力手段的强度性质，即能对被害人的人身权利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危及”是修饰暴力行为后果的程度，要求在主观上足以让防卫人感到危险，客观上有从危险状态转化成现实损害的危险性和紧迫性。需要指出的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危及”应是指不法侵害可能损害到防卫人的人身安全，而不是以已经损害到防卫人人身安全作为衡量标准。这里的“危及”是或然概念，而非已然概念。

3.“人身安全”的范围

对这一问题学术界的分歧是比较大的。有的学者认为所谓“人身安全”是指生命、健康的安全；但有的学者则认为，除生命、健康以外还应包括行动自由和性自由的安全。笔者认为，从价值上衡量，生命、健康的价值是至高无上的，列入“人身安全”的范围内毋庸置疑，而行动自由故然不可侵犯，一经侵害也难以恢复，但与生命、健康相比，其对被侵害人得损害结果毕竟不可同日而语，不应纳入考虑范围。那么，妇女的性自由是否应该在“人身安全”之列受到无过当防卫权的保护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性的自由权与名誉权、行动自由权等人格权利以及财产权利有所不同。与名誉权和财产权利相比，性的自由权一旦遭到侵害便无法再恢复原状；与行动自由的权利相比，性自由被侵害所带来的损害程度一般更为巨大，无论对个人、家庭乃至整个社会来说，其危害程度一般也都要超过行动自由。所以，综合评价，性的自由权享有更大的私力救济的权利是理所当然的。由此，笔者认为，将“人身安全”解释为包括生命权、重大健康权和性自由权的安全不仅符合立法精神，也更能体现刑法的公平价值。

4.“暴力犯罪”的理解

刑法规定的暴力犯罪名目众多，但不可能是每一个暴力犯罪都可以进行无过当防卫，这样将会损害刑法的公正价值。笔者认为，无过当防卫条款中的“暴力犯罪”应该理解为是达到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程度的特定的暴力犯罪行为。但并不局限于该条款所列举的犯罪，还包括其他严重暴力犯罪，如抢劫枪支弹药罪等；也不限于直接对人的身体行使有形力的暴力犯罪，如果对物行使有形力但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也属于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如爆炸罪等。而对于一般违法暴力行为、轻微暴力犯罪以及一般暴力犯罪实施的防卫，因其暴力程度尚不足以严重危及到人身安全，一般不能适用无过当防卫条款，只能适用普通的一般防卫权。

三、对本案争论要点的分析

结合上文对无过当防卫权适用范围的阐述，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分析本案争论的焦点：首先，张某操斧砍杀孙某夫妇的行为是使用武力对被害人肉体直接进行袭击的犯罪，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已然构成暴力犯罪无疑。而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孙某持刀与张某厮打，无论是出于保护妻子的人身安全还是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都可以认定为正当防卫行为。其次，张某将孙妻砍倒后并未继续进行伤害而是与刚出屋的孙某进行厮打，设想一下当时的情形，张某必然是在砍倒孙妻后又将孙某视为下一个攻击的目标，此时孙某的还击行为应该认定为是出于防卫的意识，而非斗殴的伤害故意。而且在厮打过程中，当张某用斧子先砍中孙某后脑部时，孙某只能认为自己的生命安全正受到张某行凶的严重危胁，这也是情理之中的。此时孙某用匕首刺张某的行为完全也是出于自我保护的防卫意识，属于正当的防卫行为。因此可以判定，孙某在与张某的厮打中所造成的死亡结果并非是出于事先的准备斗殴的伤害故意，而是在行使无过当防卫权过程中产生的伤害故意，而法律对这种伤害故意及其造成的结果是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最后，当孙某面对张某举起的斧子时，精神必定是高度紧张的，此时要求他判断侵害人的真实意图和危害结果显然是不可能也是不合理的。以常理来看，张某手持斧子袭击孙某夫妇的行为完全可以视为具有现实的紧迫性，面对此种情况，孙某只能认为张某的行凶已经严重危及到自己的生命安全，继而对其采取防卫无可厚非。综上所述孙某主观上并没有事先的伤害故意，客观上张某的行为已然构成明示的暴力犯罪，并可视为严重危及孙某夫妇的人身安全，对张某有权采取无过当防卫，即使造成侵害者人身伤亡也无需承担刑事责任。

就防卫限度来看，客观的讲，在那些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不法侵害环境中，防卫人并没有充足的时间去衡量不法侵害的侵害强度，也没有时间充分权衡自己的防卫强度。面对紧迫的客观情势，防卫人要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保全被侵犯的人身权利已然不易，法律此时就不再去强求防卫的限度了。因此，无过当防卫权的防卫限度是具有无限性的，这里不存在防卫过当的问题。无过当防卫权是一种特殊的的正当防卫，法律对于那些针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侵害所进行的防卫行为更多的肯定了其正义性。反观案例中的张某，由于暴力侵害的突然性，又无法准确预见到暴力侵害造成的结果，此时要求张某先预计侵害结果是轻伤、重伤还是死亡，然后再采取与其暴力结果相当的防卫措施显然是不可能的。只要现实的状况足以让其判断正在遭受危及自身人身安全的暴力侵害，张某就完全有理由行使无过当防卫权，而且该权利的防卫是没有限度的。因此，笔者认为辽宁法院的对该案件的认定分析和判决应该是正确的。

结语：

无过当防卫权的从无到有，经历了一个复杂而又漫长的过程，整个过程也充满了刑事理论和司法界对社会秩序安定和刑法价值的追求和反思。虽然在立法上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其适用范围未进一步明确，但无过当防卫权的立法意图是很积极的。笔者始终认为，通过司法机关对无过当防卫条款的正确理解和适用，在社会治安形势日益严峻的今天仍然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其在具体案件中传递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必然有利于伸张正义、威慑犯罪。当然，这需要整个社会的法律人共同努力，不断完善，早日就无过当防卫权的适用范围及认定标准达成共识，才能最终达到我们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真正实现刑法的公正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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