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国家化”的侧影:族规中国家意识的凸显

时间:2022-09-19 12:14:44

民族文化“国家化”的侧影:族规中国家意识的凸显

摘 要: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民族历史转化为世界历史的必然趋势。民族文化的国家化是它们世界化之路的积累和准备,是世界化的第一步和必经阶段。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族规的国家意识的凸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族文化的国家化历程。通过对广西京族《尾哈亭亭规》的文本分析,试图勾勒出京族文化“国家化”的状况。我们应该正视民族文化“国家化”的现象。

关键词:民族文化;国家化;族规;国家意识;京族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3)01-0065-05

民族是历史的产物,也终将在历史中消亡。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告诉我们,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民族历史必将转化为世界历史,“民族文化”必将走向“世界文化”。“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民族的东西,终将化为世界的东西。在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及其文化仍会长期存在,但这种存在并不是静态的凝固,而是动态的融合,并终将走向大同。

1956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我国建立以后,带来了上层建筑的巨大变化:古老的中国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和文化形态的洗礼。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也有相对的独立性。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历史上长期形成的社会意识具有历史的继承性,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与社会存在的同步。因此,建国初期党提出要尊重各民族的文化,并在宪法上赋予了各民族保持自己风俗和习惯自由的权利。可是,“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是不可避免的,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要融入国家文化之中。民族文化的国家化是它们世界化之路的积累和准备,是世界化的第一步和必经阶段。需要指出的是,民族文化的国家化是民族文化的自然同化而非强迫同化。“自然同化不是借助暴力和特权等强制手段,而是不同民族之间自然地、自由地发生发展的,是一个长期的“自愿选择”过程、自然接受过程和自然适应过程”[2]。民族文化的国家化是这样一个过程:国家或其他某个民族并没有积极主动地推进它,而它的实现竟是由于这个民族的成员的自觉选择。我国坚持尊重和保护各民族的文化,但事实上民族文化的国家化和世界化从未止步。

2011年7月,笔者回到家乡参加京族人一年一度的哈节活动。哈节是京族最重大的传统节日,是京族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但是,这几年哈节活动却发生了一些变化。按照一些老乡的说法,哈节有些“变味”了。在笔者眼中,传统的哈节活动是一种以祭祀为主要内容,以唱哈为主要形式的带有宗教色彩的民俗活动,包括祀神、祭祖、祈福、穰灾、坐蒙等内容。近年来为了开发当地的旅游资源,当地政府决定把哈节活动由“民办”转为“官办”。政府主办的“哈节”当然也包括传统的唱哈、祭祀海神等活动,但重头戏却是开幕式、大牌明星的歌舞晚会、美食节、趣味体育竞技(如沙滩排球等)。政府主办的“哈节”与当地京族群众眼中的哈节有重要区别:前者注重于发掘其娱乐和旅游资源,似乎想借哈节的名目增加宣传效果,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而后者注重的是哈节本身的宗教祭祀和文化意义[3]。虽然注意到了这些变化,但笔者起初认为它只是表层的变化,并未触及深层的文化维度。这种看法一直持续到笔者对京族族规――《尾哈亭亭规》的文本研究之前。

哈亭是京族人举办传统哈节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京族人共祭的镇海大王等神灵和各氏祖先“神主牌”的奉安之处。既然哈节是京族人最重要的节日和祭祀活动,而哈亭又是京族人心中最神圣的地方,所以哈亭的亭规在传统京族人看来,是除了国家法之外效力最高的民间规范,具有重要的社会和文化意义。据江徒的考证,京族地区的哈亭始建于1781年[4]。哈亭建立之后,亭内祭祀和日常管理的一套规范逐渐形成。起初这种规范可能并未形成文本,只存在于人们的口耳相传之间。后来随着祭祀和管理的仪式不断严格和复杂,口耳相传已经不足以承载,所以就有了文本的规范,这是哈亭亭规的雏形。哈亭亭规过去是不公开的,唯有族内“老大”掌握宣示,其他群众只能听候教化,不得查看。况且解放前京族群众中识字率很低,大部分群众也看不懂,亦无张贴公示之必要。哈亭亭规过去的版本大多不成体系,主要记载哈亭人员的分工及祭祀的程序。新中国成立初期,哈亭曾被重新修订并公之于众。1962年,剧作家田汉先生到京族地区采风就提到了哈亭的亭规,还写出了“哈亭只惜清规在,欲唱情歌不自由”的诗句[5]。在浩劫中,哈亭遭受了重大的破坏,亭规亦被烧毁;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新的亭规才被重新制定。现在实施的哈亭亭规是2008年修订的《尾哈亭亭规》。基于对该亭规的文本分析,笔者试图从一个侧面勾勒京族文化“国家化”的状况。

现行的《尾哈亭亭规》制定于2008年,其制定的背景、原因和目的,亭规上表达得十分明确。亭规首先叙述了制定的背景,是“二六年六月,文化部批准京族哈节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八年六月防城港市和东兴市政府介入京族哈节活动,把哈节做强做大”。而后又以半文言文的形式,论述了制定的原因,即“盖一国之中,必有法律,一村之中,须立村约”。最后道明了制定的目的:“为了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保护和传承哈亭、哈节文化工作,明确亭内各项事宜,使亭内诸人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从上述文字可知,哈亭亭规的重新制定,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国家(或政府)力量的外在影响。京族哈节活动作为一个传统的民俗活动,其程序是比较固定的;京族哈亭作为一个京族人心中的圣地,其秩序也应是比较稳定的。既然如此,就没有重新制定亭规的必要。反过来说,之所以现在制定了新的亭规,就是原先比较固定的程序和比较稳定的秩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正是国家(或政府)所带来的,那就是京族哈节被文化部批准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当地政府介入哈节活动。当地京族人的思考逻辑是:既然哈节被列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哈节就已经不仅仅属于京族地区,不仅仅属于京族人的了。虽然哈节仍是京族人的节日,但作为一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哈节在世界上就会代表一个中国的节日。这里我们还有必要分析一下“介入”一词。在当地语境下,“介入”是一个中性词。笔者曾经采访了亭规的几个主要起草人,他们表示用“介入”恰到好处。用“组织”显然不恰当,那就会反客为主了,传统哈节活动毕竟是京族群众自己组织的;用“参加”也不恰当,那就显得“把政府当外人看,不尊重政府”。这也反映出京族群众对政府与哈节关系的一种心态:既觉得政府的行为理所当然,又担心政府过多的干预。但是,前者的比重应该大于后者,因为京族群众“把哈节做强做大”,而如果没有当地政府的“介入”,恐怕比较困难。《尾哈亭亭规》关于制定的背景、原因、目的的表述,正说明了前文提出的民族文化“国家化”的原因:基于民族成员自觉的选择。无论是国家将哈节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还是当地政府的介入,都不能决定哈节文化走向“国家化”。由于京族群众想“把哈节做强做大”,而完全保留过去固定的程序和稳定的秩序是难以实现的,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所以才要有所变化,那就是“国家化”。

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理性国家共同体的观念,构建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国家是在社会中形成的虚幻的共同体。马克思说:“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6]国家建立以后,统治阶级努力遮蔽社会优先于国家的事实,极力美化国家的存在。“到处都一样,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那部分人的利益,总是要把现状作为法律加以神圣化,并且要把习惯和传统对现状造成的各种限制,用法律固定下来”[7]。在国家的经济基础之上,在统治阶级的塑造之下,国家意识被催生出来。国家意识,在本质上是国民对国家的认知和认同意识。学者将国家意识划分为国家观念、国家安全和国家富强三个部分[8]。还有学者直接列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意识,包括: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了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 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建设现代化国家, 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各民族关系是平等、团结、互助的关系;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等等[9]。笔者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国家意识的:从横向来说,国家包括经济意识、政治意识、文化意识、社会意识等;从纵向来说,国家意识包括历史国家意识和现实国家意识。历史国家意识,又可以称为祖国意识,即国民对历史上的国家的认知和认同;现实国家意识,又可以称为政权意识,即国民对现在的国家(集中体现在国家政权上)的认知和认同。

《尾哈亭亭规》中国家意识的凸显是京族文化“国家化”的侧影。亭规中未有直接体现祖国意识的规定,但在哈亭楹联和京族许多文学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祖国意识的身影。如刻在哈亭正殿离神位最近的两副楹联曰:“风云一遍白腾江上接威灵,社稷两会青史边中垂火烈”和“古在南邦成原例山河之永固,今朝北国敬严存社稷之遗风”,就分明把京族的历史与祖国山河、邦国、社稷联系在一起。特别是第二副楹联,突出地表现了京族的国家历史意识。“古在南邦”,表明中国京族与越南京族同源,由越南迁来;“今朝北国”,表明中国京族自公元15世纪迁至北部湾地区后,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又如京族哈节时的哈词(歌词)中就有“不分民族你我”的句子。在反抗法国侵略者的斗争中,京族的民歌《抗法歌》更深刻地反映了其国家意识:

兄弟姐妹们!

迅速起来赴战场。

为了我们的民族,

先要爱国后爱家。

大家一齐起来吧!

万众一心尽力量。

献身给我们祖国,

对敌斗争复河山![10]

《尾哈亭亭规》中国家意识主要是政权意识,即亭规在很多方面上体现了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政权的意识。亭规主要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哈亭规约,主要是哈节期间京族人的行为规范,第二部分是组织和人员职责。从总体上看,亭规的语言风格具有比较浓重的政治色彩。笔者在一篇调查报告中写道:亭规内容中有极多的政治性用语或者行政机关用语。如将哈亭的亭长、副亭长等称为“领导”,把某些宗教事务称为“业务”,对于一些人员的职责以“主持……全面工作”来表达,在具体的条文中还可见“大胆放手”“步伐整齐一致”“发扬民主”“建言献策”等革命词语。① ①王小龙:《广西京族尾村族谱调查研究――以杜氏为例》,2011年9月,未刊稿,现存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这些政治色彩浓重的亭规,是在社会主义时期政权意识的影响下产生的。具体来看,亭规吸收了我国民主政治和行政管理的诸多制度原则:第一,民主选举制。亭规规定:“亭长、副亭长、会计、出纳经民间村民代表选举产生。并由选出来的亭长、副亭长议决组成委员会成员”。第二,首长负责制度。亭规规定对亭长职责的规定是:“主持哈亭民间事务委员会全面工作。”“服从各级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对京族哈节安排活动”,“组织哈亭民间事务委员会、顾问组委会、村老大(翁古)、民间村民代表会议,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出谋划策,共同做好哈亭、哈节和财务收支等一切事物”。第三,行政分工原则。亭规规定要“各司其职,大胆放手和依靠副职做好分工协管工作”。对内务副亭长、外务副亭长职责的规定是:“受亭长直接领导,协助亭长做好分管的工作。履行“媒役”(理事)的职能,协助亭长处理具体事务。”第四,顾问制度。亭规规定:“顾问组委会的任务是建言献策,指导监督、协助参与各种哈亭事物活动。顾问组委会要在哈亭民间事务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参亭议亭工作。”“欲顾必须要问。调查研究是顾问谋事之基,成成事之道。所以顾问成员必须深入调查研究,提高参亭议亭水平”(“参亭议亭”显然是根据“参政议政”造出来的本土词汇)。亭规还明确规定了顾问的三项职责,即建言献策、指导监督、协助参与。第五,财政管理制度。亭规关于财务人员职责规定是:“接受亭长、副亭长的领导,履行翁记的职能,负责哈亭中的文书、账簿、财务的会计、出纳工作。”“熟练财务专业知识,广开增收财路,努力发展哈亭慈善事业”;“严格执行收支制度,节约开支,反对铺张浪费。祭神日需要开支的数额由正、副亭长讨论决定。其他一切开支,包括对哈亭领导等人的补贴提请哈亭事务委员会议讨论决定(补贴标准另附页)。会计、出纳员账目要清楚,做到日清月结。每半年制一次会计报表送正副亭长审核。并定期公布收支情况”……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笔者尝试将哈亭亭规中的一些专有名词加以替换(如将亭长换为局长),发现替换后的亭规与一部行政机关或事业单位的规章制度惊人地相似。也就是说,《尾哈亭亭规》已经开始由一部民族的族规趋向于一纸某部门的规章。这就是族规中国家意识凸显的结果。

族规中国家意识的凸显,是民族文化“国家化”在深层的文化维度上的体现,也反映了该民族成员的心理状况。或许有人认为族规是由个别人制定的,不能反映整个民族的心态。笔者以为不然,制定族规的人,一般是某民族成员中文化层次和地位较高的人。他们本来就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知和理解一般比该民族的其他成员要深刻。而如今连他们这样比较“传统”的人都认可并制定了凸显国家意识的族规,何况其他成员?其实,民族文化“国家化”在表层的实践维度中早已表现出来。1985年哈亭得以重建,哈节活动也开始恢复,“国家符号从此时起开始逐渐出现在仪式过程以及与仪式相关的民间传说之中”。吕俊彪认为:“哈节仪式中国家符号的植入,或可以认为是京族人对国家认同的一种展现。这种展现固然会夹杂着一些情境性表演的成分,但作为国家意识向民间仪式渗透的结果,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偶然……哈节仪式中国家符号的植入,同时也是民间力量实现对国家权力进行征用的一种手段……通过在仪式中植入国家符号, 民间力量可以实现对国家权力在某种意义上的征用,使之成为整合族群内外部关系的力量。”“从表面上看,在哈节仪式中植入国家符号是海村人‘向党、向国家表忠心’的一种积极的行动,但实际上也是出于自身的需要”[11]。这种需要就是“把哈节做强做大”,弘扬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发展的需要。吕先生眼中民间仪式与国家权力的征用,不正是民族文化“国家化”在民族仪式活动中的表达吗?

民族文化的“国家化”,是民族自然同化在民族文化这一要素中的具体体现。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不能赞同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地,它赞同一切促使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和促进各民族融合的东西”,无产阶级“欢迎民族的任何同化,只要它不是借助于暴力或特权进行的。”[12]民族文化“国家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任何刻意地加速或延缓民族文化“国家化”的想法和行动都是糊涂而徒劳的。在当代中国,我们既要正视在国家主流文化影响下民族文化自然同化的现象,也要尊重各民族人民传承和保护本民族文化的自由选择。挖掘民族文化资源,寻找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无可厚非,但必须要把握一个度。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个国家和民族的联系日益紧密,交往日益频繁,我们应该以一种包容和开放的积极心态看待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努力吸收和借鉴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为自身的发展进步提供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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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陈琦芳.冰消春暖歌声扬――田汉在京族海岛写的一首诗[N].广西日报,1982-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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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徐杰舜,等.京族简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79.

[11]吕俊彪.民间仪式与国家权力的征用――以海村哈节仪式为例[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5):67-69.

[12]列宁全集: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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