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产的人生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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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物质概念的“中产阶层”越来越模糊而可笑之后，我们豁然发现，“中产阶层”的文化内涵，一直没有真正走远。

“中产阶级”已经在中文媒体上流行了10年，其中最主要的存在方式，便是关于中国中产阶级是否存在的讨论。这在事实上说明，“中国中产阶层”在存在上的尴尬。

今天中国的所谓“中产阶层”，显然缺乏公共领域和价值体系的支撑。其生活方式和文化意识，都没有表现出自身独立和独有的形态。以至于从官方到民间，制造了诸如“中等收入阶层”、“新富”等各种具有中间色彩的词汇以取代“中产阶层”这个模棱两可的词汇。

几年前，几本被认为是中产阶层生活教科书的读物如《格调》、《品位》等，在国内出版，一度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密切关注。但到今天，“中国中产阶层”依然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人们仍然无法给定“中国中产阶层”的真实来源和构成规则。国内一本新锐刊物曾经用“忽然中产”来形容过这一群体的出现和迅速壮大，但是有关中产阶层的界定标准依然是模糊的――

在中国，具备怎样的条件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中产者?所谓“品质生活”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生活状态?

就在这模棱两可之间，一股徒有其表的中产阶层文化潮流开始在中国蔓延，一些没有来龙去脉的暴发户用拙劣的东施效颦，装点着所谓“中产阶层”冷热交替的早春季节。商家们用大HOUSE、豪车、高尔夫这样简化的物质内涵积极地鼓吹“中产”概念；甚至2005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份调查也以物质方式定义：“6万元～50万元，这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收入的标准”。但这个官方“中产阶层”标准一经公布，便有人戏称，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农民年收入超过50万的有的是，是不是都叫做中产阶层?最低标准和最高标准差距近10倍之多，那“中国中产阶层”是否可以细分高等中产、中等中产、低等中产；高等小资、中等小资、低等小资?

当物质概念的“中产阶层”越来越模糊而可笑之后，我们豁然发现，“中产阶层”的文化内涵，一直没有真正走远。

新晋富人的分化时代

在崛起的新富阶层中，代表知识力量的新富以其有别于传统的消费特点正在改变和塑造着中国的消费新趋势。

日前，一份对于中国新富群落最权威的分析结论指出“‘知识新富’崛起，新富裂变的二元结构昭示财富中国新趋势”。简单地说，就是一直被社会认知为一个整体的“新富人群”已经分化为两大群落――“知识新富”和“传统新富”。

在关于新富最早的定义中，一直强调两点：其一是“新”，即进入富裕的时间较短。其二是“富”，即经济状况较好，或者个人收入较高，或者家庭收入较高。但这样的分析显然还不足以反映新兴富裕人群的内核。

新兴富裕人群的崛起，最根源的力量在于：以高科技产业发展带来的新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到来，取代了过去以制造业为根本的经济结构，并最终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资源配制结构，掌握新经济核心资源的知识分子迅速成为社会的新核心阶层，他们的社会地位、功能和资源(包括财富)占用也迅速地发生着相应的变化。

但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必然导致社会人群构成的变化，“新富”概念却无法反映这一变化的发生。由于在社会经济大发展的前提下，传统领域富人也同样出现了可观的增量，这直接导致“新富”概念无法阐释新兴领域富裕人群和传统领域富人群本质的不同。

在最新调查中，社会产业结构发生变迁，职业结构中代表知识精英的“白领”职业比重大幅度上升。比如，在新富人群的行业分布中，45％来自新经济以及围绕新经济的服务业，其余来自传统工业经济以及周边服务行业。

生产性社会向消费性社会转型，消费领域阶层分化加剧。在崛起的新富阶层中，代表知识力量的新富以其有别于传统的消费特点正在改变和塑造着中国的消费新趋势。比如，知识新富对价值的认同重知识实现，而非简单的工作／物质至上；对后代的消费投资，知识新富更倾向于留学教育，而非物质赠与；对资产的运作，知识新富更倾向基金、企业债券，而非房产、黄金；对于信息的获取，知识新富更倚重网站、杂志，而非口碑和销售店面。

知识新富有引领未来的天然优势。研究显示，知识新富主要年龄在25～39岁，传统新富年龄主要在35岁以上。

新富二元机构对比

分析并未继续深入下去，最终只是将两者统共定义为“商务精英”(指新富中拥有或管理着企业资产、人力资源或核心技术的人们。这个群体集中了知识新富和传统新富中拥有资源最多的人)，并且高调地声称“他们的消费未必代表着时尚潮流，却代表着财富中国未来的消费风尚与营销法宝”。这个结论，远不足以揭示这种人群分化所预示的未来，但整个调查却显示，中国“文化中产”隐然欲现。

从新晋富人到文化中产

中产阶层对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之所以非常重要，在于这个团体的一种积极向上、不偏不激的理性文化观念，这包括生活观、心理期望、价值观等。

2006年，一本关于富人话题更严肃也更为深刻的著作――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历史系主任约翰，斯梅尔(John Smail)教授的《中产阶级文化的起源》被引进入中国。它立即引起了中国社会学界的深度关注，因为这本书细致而动态地区分了中等阶层与中产阶级，并且它以英国工业革命摇篮地之一，约克郡西区的哈利法克斯教区为研究范围，论述了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晚期该教区中等阶层向中产阶级演变的过程。

中产阶层对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之所以非常重要，在于这个团体的一种积极向上、不偏不激的理性文化观念，这包括生活观、心理期望、价值观等等。那么斯梅尔笔下的中产阶级内心世界又如何呢?这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公共利益观，即关注公共利益，他们可以为之勇挑重担，可以为之振臂高呼，可以为主据理力争。另一个是财富观，近代英国准中产阶级是从早先的农民和工匠中脱颖而出的，因此他们身上秉承了他们祖辈所具有的节俭，他们还具有后来演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理性、审慎；他们又向往那种与他们经济优势相匹配的优雅、舒适生活。于是这些有钱人在节俭和文雅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迷茫，慢慢地工商业者和专业精英有两个版本的文雅，一个是有节制的体面，另一个则是无节制的放纵，恪守前者的成了后来的中产阶级，而追随后者的则家道中落、一落千丈。因此后来的中产阶级的财富观包含了两面内容，一是节俭、审慎，二是优雅闲适。中产阶级用前者将他们自己与土地精英分开，用后者将自己与下层劳动者分离开来。

“在哈利克斯，人们的美德取决于如何同时兼顾追求文雅和坚持节约的能力。”中产阶级占有这种将文雅与他们商业伦理完美结合起来的观念，并

尽力维护它，他们丝毫不客气地抨击讽刺那些奢侈放纵沾染恶习的人们，比如一段对沉溺于牌局的女人们的描写幽默而辛辣，“她的精神是那样全神贯注，而她的内心是那样焦虑不安(因为你肯定知道，一个淑女很少冷漠地游戏)，以至于随着输赢忽而异常激愤，忽而纵声大笑”。英国乃至西方中产阶级文化观中的量财而行的理性财富观或许就是这群人保持活力的重要因素。

“中产阶层”在10年前开始在中文媒体上的流行，既是一部分中国人对现状的某种自我满足，也是对于未来的某种期待。在近代世界兴起过程中，中产阶层是商业革命、工业革命与全球市场的缔造者，是新财富的创造者，他们也是民主政治的推动者，他们还是新意识形态的代表者――而这些角色，在过去的10年，并没有人出色地担当。

社会科学院2001年底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阶级”被精到地替代为“阶层”。因为那时，我们还无法区分一个阶层和一个阶级之间的细微差别。被归入“中间阶层”的人群，不分享共同的价值观，只是在经济成就上水平相当。也许我们欢呼信息革命和全球化造就了年轻一代的专业人士，一个视野更开阔、更富足的“中产阶层”时，他们却又立刻陷入了消费主义与网络带来的“自我沉溺”，他们对于公共事物缺乏兴趣，追逐的是即时的个人；他们愿意享受个人主义的放纵一面，却对于要承担的责任没有兴趣，他们的精力放在了个人仪表、短期的度假、设计精美的家具上；他们也是既得利益的一部分，愿意保持现状，而非改变现状。

在那时，我们甚至担心，中国中产阶层未来的一种可能是，他们在成熟之前，就已经腐败。他们或许身穿Hugo Boss，购买LV包，却阅读着八卦小报，夜晚时间则在卡拉OK与桑拿房中度过。

幸而历史在这里出现了分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看到了从财富态度到生活状态截然不同的两群“中间收入阶层”。多么类似的叉路口。当相关机构煞费苦心地以“新富”概念替代“中产阶层”时，并没有料想到，历史的进程仍然会把他们的研究带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当“知识新富”们拥有了整个群落完整的共同价值观，中国的中产阶层就将从这群“新富”中分化、剥离出来，成为这个社会的重要推动力之一，也将从精神到实质向世人展示“文化中产”的真实概念。

文化中产新生活

中产阶层的概念是由经济条件、生活方式、思想文化诸多概念共同构成的，除了经济条件的达成，中国中间收入阶层向中产阶层转变最接近完成状态的，便是生活观念的集体变迁。

1　饮食　健康精致

在一位英国新兴大庄园主宴客的餐桌上，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菜肴远不如想象中丰盛――沙拉是生菜、西红柿，主菜是烤鸡，甜品是奶酪，饮料是水和榨果汁。但这些简单的菜肴里面蕴含的是高度健康的品质。他的生菜西红柿和一些香料是自己田地里种出来的，不施农药，完全无公害。鸡是从附近认识十几年的农场主那里买来的，是一种Free Range Corn Fed Chicken(玉米喂的散养鸡)，鸡肉色美味香，非一般市场上的鸡肉能比。奶酪也是认识了好多年专门制作这种食品的农家那里买的，也是精品。主人是不喝可乐雪碧的，也不允许他们的孩子吃麦当劳、肯德基这些“垃圾食品”。饮用的水也是从原产地包装生产的，果汁是新鲜水果榨出来的。算算下来，这一桌简单的招待其实并不简单，它里面的细节聚集了一种健康精致的浓缩。

这种对饮食健康的极端追求，也不是所有的富人能享受。但是这种观念却是文化中产所要倡导的。文化中产的饮食观念是对健康品质的追求，吃好品牌的有机健康食品，并不在乎菜肴有多复杂和多昂贵奢侈。你去超市买最贵的无公害土豆，回家烹调，也比在外面餐馆吃一盘炒土豆丝便宜。但里面的健康差别却是显而易见的。在保健产品上愿意花钱，选择的保健品也不是化学合成的，而是纯天然提炼出来的。

2　穿着　舒适得体

文化中产在衣着上不会乱秀自己的LOGO，好像这个牌子的衣服只有自己才能买得起。文化中产也不会为了LOGO买跟自己不相称的衣服。他们在穿着上更加注重舒适，简约，重质量而不是数量，不奢华但绝对不随便，并非全部国际名牌，但是一定要专卖店以上的。在文化中产的观念里，穿适合自己的名牌是因为它们经久不衰的品质，这种品质能给他们带来舒适和由内而外的气质的融合。香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明星，穿着在当时非常流行，但现在看来却是非常的过时和土气。但是我们再看奥黛丽・赫本，杰奎琳・肯尼迪等这些人物，她们的魅力却是经久不衰的。很大原因就是她们在穿着上的得体，跟她们气质相称。奥黛丽・赫本对衣着态度十分执着，执着于她所买的衣服，也执着于她的穿法。她买衣服重视质量大于重视数量，相信优雅是最重要的。

文化中产相信棉织品是最好的布料，这种棉是高纺棉，透气排汗、舒适度和外观都非常的好。像阿拉伯贵族男子穿的白袍子，细心的人会发现他们的袍子不会起皱，非常挺拔。他们的袍子就是棉质的，非常考究的高纺棉。

3　居住　简约朴实

文化中产希望自己的住处能营造出家的舒适，并不需要花里胡哨的装饰，这反而给自己带来心理的压力。他们追求简约、自然，走进家门能让自己放松心情。文化中产的家在外观上给人温暖和舒适的感觉，简约但不简陋，但在细节上仍然能体现出他们的与众不同。可能一个烟灰缸、一个桌垫、一个水龙头都是主人经过千挑细选，从国内外的精品店里淘回来的。一个贵族后代的家不一定富丽堂皇，但你可以发现他家里那些上等木制家具上隐藏的精良做工。这样的装饰非常朴实简约，但映照了主人的高贵和雍容。

文化中产挑选住房，不光看房子的大小质量，价格的高低，对周边的环境要求很高。他们看重社区、学区、邻里的档次。他们需要一个能让他们放松运动的会所，对孩子有教育意义的环境，这种环境能形成一个良好的氛围。

4　出行　从容自在

知识中产的用车观早已不再把豪华车作为身份象征。他们的观点是花你该花的钱，不要因为别人的目光而不切实际地死扛。国外的富人很少开宝马奔驰，但他们家庭一般有两辆车，首辆车奥迪、VOLVO居多，次辆可能是SUV或旅行车，家中的狗也可以舒适乘坐。

车也要跟自己的气质相结合，如果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开着一辆奥迪，就算自己掏钱买的，别人也会认为这是他老爸的车，或者他是某个公司的司机。所以，文化中产在用车上是要跟自己的气质身份相称就行，也不必追求奢侈的车。

在出游方面，文化中产为了保证自己的生活质量，会提前做好旅行计划。旅行计划不是文化中产们随便拍拍脑袋想出来，然后再去旅游点观人潮。他们会在年初或者提前几个月就制定好出游计划，包括旅行的时间、目

的地、酒店和其他需要准备预订的东西。他们对酒店的要求非常高，不像其他人为了省点钱多玩些地方对住处要求低。酒店在年初或者三四个月前就预订好了，提前预订不仅能比较便宜，而且能订到好的酒店和房间。文化中产的旅游地点可以是again and again的，像美国的lake district、瑞士的滑雪场、意大利的威尼斯等。

5　教育　国际理念

文化中产重视子女教育，也愿意支付高费用。他们不会给孩子买过多的玩具但很舍得给孩子买书，上各种课程，参加各种活动，体育运动准备规范配套齐全(如自行车、头盔、护膝、护肘、领骑衫、运动鞋、专用内衣、喝水瓶等)，不仅给孩子，家长陪着玩的也装备齐全。

在挑选住所上要看是不是适合孩子的环境，有没有儿童活动中心。购买玩具也是开发潜力的玩具，比如国外流行的LamaZe Learning Curve的玩具，上面有各种颜色和图案，挂在孩子的床头，会转动，小婴儿躺床上会盯着它瞧，等孩子长大了，还能拆下来教孩子认。

文化中产会在言传身教上培养孩子向自己的阶层靠近。无论是穿衣打扮，生活方式还是言谈举止，文化中产都会做出表率让孩子接受。读的学校也是最好的，接受的教育也是国际化的，可能中学在国内读优秀的学校，等到孩子大了再送他们到国外留学，让孩子同时拥有国内国外的教育背景，文化中产的教育是培养孩子为地球村人。

6　投资　发散远见

文化中产的投资思维是发散的，一件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事，都能被他们看到投资的商机。一位美国富商在上世纪80年代听说有艾滋病这种绝症时，立刻打电话叫她远在马来西亚的母亲投资橡胶业及其股票。原来她的同学从艾滋病联想到肯定会有巨大的市场，而橡胶是制造的原料。当时马来西亚橡胶业正处于低谷，但现在价值已经翻涨了几百倍。

文化中产不仅有发散的思维，而且对投资策略结合自己的实际。有人认为，越有钱的人越抠门，其实是文化中产们把这些钱充分调动到了钱生钱的地方去了。年轻的时候，文化中产们会把钱投到基金、债券、股票这些较高风险的理财产品中去，也购买大的房子。年纪大了，对投资也比较谨慎，他们会把大房子换成小房子，把大房子卖了或者出租，得一笔钱养老。较小的房子一定要靠近市区，小房子的好处是方便，年老的人能及时能到照顾。

文化中产在生前会买好人寿保险，安排好自己的遗嘱，这样做是为了不给活着的人带来麻烦。生人的离去，亲人们已经够悲痛了，还要为了你的财产产生纠纷，安排好遗嘱就是为了减少这种麻烦，买保险是为了给家人保障――这才是文化中产的价值观。

文化中产之路

目前，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还缺乏最核心的因素――共同精神文化价值观，仅仅拥有中产式的生活只不过是拥有了“中产阶层”的壳，而精神文化因素才是中产之所以成为一个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阶级的根本凝聚力所在。

文化中产的英国样本

还是回到西方中产阶层发展初期。利物浦在18世纪的时候还是一个不起眼的海港，人们靠从事商业贸易活动而逐渐富裕起来。财富的增长滋生了城市的骄傲，利物浦商人认为其财富是来自商业而非制造业，于是刻意要将利物浦城市与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区分开来。

尽管商人们的深谋远虑和进取心为人称道，但同时，这些靠自我奋斗而成功的人们大都出身低微，没有受过正统教育，因此他们也常常因为缺乏文化修养而被人耻笑。1795年，历史学家詹姆士・华莱士曾描述道：“艺术和科学在这里遭到冷遇，人们关注的是海上的风浪，商业利润是他们的唯一追求。”然而到了19世纪中期，人们则完全改变了看法：“英国没有一个城市能够像利物浦这样拥有如此多的教堂，也没有一个城市能够像利物浦的商人这样可以拥有持续的热情来建造大厦，提升城市的文化形象。”尽管这两种说法不免带有夸大之词，但无疑都表示了相同的意思，即利物浦在城市文化认同上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对利物浦城市文化认同的重新建构，主要出于一个动因：伴随着经济地位的崛起，商人阶层信心增强了，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了文化建设，试图与当时的大都市曼彻斯特一比高低。一位英国艺术的积极鼓吹者，曾经这样质问：“为什么艺术只能受限于大城市，它应该根植于英国大地的每一块土壤上。”

在这种背景下，以“雅典娜神庙”命名的城市“绅士”图书馆终于在利物浦完工了，这是当时英国最大最壮丽的建筑，从此揭开了人们对利物浦城市文化认同重新建构的序幕。

“雅典娜神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轰动效应，不仅英国达官贵人们来访参观络绎不绝，而且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雅典娜神庙”的身价就翻了三倍。“雅典娜神庙”的股东们被认为是利物浦商业贵族阶层的根本象征。在国际舞台上，“雅典娜神庙”也为利物浦城市文化赢得了重要的认同，它日益成为世界其他城市争相模仿的一个典范。

受到“雅典娜神庙”成功的鼓励，利物浦城市中其他一些知识分子群体又投资建设了植物园、学术讲演会堂、艺术学院、哲学研究团体等。不久之后，利物浦皇家协会也成立了。所有这些利物浦文化组织中的成员都是当地的中产阶层，其中绝大部分是来自从事各种活动的商业人士。利物浦城市所有文化组织都对市民开放，而且价格也比其他城市要便宜得多。以图书馆、哲学社团之类文化组织为平台，利物浦的商业阶层要向世人展示：他们不仅只是知道如何获得金钱，他们也已经懂得追求商业精神，而且他们的商业精神已经融入在城市文化的认同之中。

在中产阶层认同的建构中，文化形式与文化实践是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19世纪末的建筑，虽然是由建筑师和设计师们共同实施完成的，事实上却是城市及其市民一定理念的表现。而且，城市建筑的作用还在于将精英人物从普通人中隔离出来，并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我们可以看到，伯明翰的艺术馆、博物馆、慈善机构等就是制造业主、律师等人捐赠的。

在19世纪末，市民普遍认同这样的城市文化：男性气质的、理性的、积极的、自强不息的、体现知识的，尤其是要能够体现艺术性和科技性，这实际上也是商业与制造业人士所推崇的文化品味。许多中产阶层男性精英把城市文化团体当成自己社会舞台的延伸，以便相互交流，巩固他们自己的阶层或群体认同。其他社会群体可以自由参与，但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其他社会群体只能作为一般公民身份旁听讲座，而讲课的人则是中产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