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司马迁成功背后的时代关系

摘 要：成功的背后有很多原因，但是与所处的时代是密不可分的，司马迁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司马迁所撰写的《史记》，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一部分归功于他自己的经历、学识、努力，另一部分，可以说是时代造就的，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即“时势造英雄”之故也。两者的巧妙结合，成就了《史记》，更成就了司马迁。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时代；成功

俗话说，时世造就英雄。纵观历史上下五千年，不难发现这句话的真理。解放区文学下的一些著名作家，之所以名噪一时都是在战争这个环境之下，有了题材和发挥的空间，更离不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时提出的“一切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化方针。那么，先唐也一样，众所周知的道家、儒家、法家、兵家，都在战争混乱之下及百家争鸣的文化大背景下发展产生，当国家相对稳定时，统治者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方针下，明显儒学就上升到了高度，而尊崇儒学的人也便得到了肯定。诚然，个人的命运离开时代背景，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个人的功绩。所谓“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和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即个人的意志。笔者就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的成功与成功背后的时代关系做阐释，希望能够给予现在正在努力成功或处于迷茫中的人们作一点启示，正确的认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

“成功”在新华字典里的解释是：获得预期的结果、达到目的。司马迁以《史记》又名《太史公专》被后世尊称为“史圣”，又被当代文学大家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当然，司马迁一心完成父亲遗志，写史，并完成，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也就是一种成功，但他是否有着为人们所最高评价的想法，笔者不敢妄加评论，无法考证。肯定的是鲁迅用屈原的《离骚》用之比喻，比喻的不仅是作品本身，更多的是时代背景。因为作品本身的可比性不太强，一个是诗歌，一个是通史，但他们作品背后的原因却是同时代、政治、文化和个人的意志有着惊人的相似。屈原生在危机四伏的楚国，怀才不遇、报国无门，唯一有的是才华与写作，也就成就了自己的文学，然而，司马迁的个人命运与时代关系同样密不可分。

一、个人于家庭的影响

司马迁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因素是受家庭的影响，《史记》的创作可以说是司马迁和父亲司马炎共同完成，虽然完成于司马迁，但是他的父亲的贡献是不可忽略的。司马迁父子对《史记》的贡献与他们的家庭密不可分。司马迁的先祖为周朝的史官，司马炎任西汉太史令有二十年之久，负责管理国家各地资料文献和天文历法，以及记事修史。这样就可以接触古今典籍并懂得天文历法，司马迁从小就收其熏陶。

司马迁出生在官宦之家的他，结交的人也大多有着文化素养，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经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总言而之，司马迁的家庭环境是成就后来司马迁的一个重要因素。[1]

二、个人于时代背景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全面发展发展的一个高峰，对外交往日益频，文化更是突出，西汉定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陵寝遍布关中，文物遗存十分丰富，显示出“汉并天下”、多姿多彩的时代风貌。民变和楚汉战争，造成期间全国人口减少。汉朝建立后实施的政治措施“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经过六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到元狩三年（前120年）时，全国人口达到4000万。武帝之后，继任者吸取了教训，继而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2]

这样稳定的社会大环境之下，统治者有了更多的经历来丰富精神生活，而文化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读书人也变有了一个安定的环境学习。司马迁也一样，社会环境安定，家庭环境优越，更是促使他成功的一个大前提。

三、个人于社会文化背景

司马迁出生于公元前145年，距西汉的建立（公元前202年）只相距60年左右，一切政治和文化的规模还没有十分定型，用黄仁宇先生的话就是处于草创阶段。所以司马迁也能够感受到“先秦”遗风的学术精神或气象，与“先秦”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原来就政治说，打到暴秦的是汉，但就文化上说，得到胜利的乃是楚[3]。在文学艺术上，与楚地的山川秀丽，民族混杂，信鬼好巫，文明与蒙昧交织的氛围相表里，又孕育了浪漫主义风格，一如庄子散文，一如楚辞。所以楚文化是浪漫的，这种浪漫的文化不仅征服了汉代，而且征服了这一时代的司马迁，司马迁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这样，在司马迁生长的文化背景中，除了周代的伦理情感，秦人的强悍作风，又增加了楚人的自由精神。

司马迁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成长，使得他的思想能较之他前代的思想家，有较大的突破的可能。李陵之祸，使司马迁罹专制祸毒，因而发愤著书，改变“麟止”计划，讫于太初，以彰汉武帝之多事、专权、残忍，从歌颂变为批判，实乃司马迁思想之一大转折。[4]他受祸发愤，使得《史记》更加灿烂夺目。这自然而然也为之成功打下了结实的文学基础。

四、个人于遭遇后的意志

天汉二年，司马迁因直言进谏汉武帝，汉武帝大怒，将司马迁下入了死牢。这件事的发生要追溯到同年发生的“李陵之祸”。[5]李陵是汉武帝时的大将。汉武帝令李陵率五千步卒出延北，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兵出酒泉，共击匈奴。李陵贪功冒进，与匈奴主力相遇陷入重围，兵败投降。汉武帝刘彻召问群臣，司马迁便照实把这些想法陈述了出来。汉武帝闻则大怒。加之汉武帝对司马迁不满意已非一日，“李陵之祸”只不过汉武帝杀司马迁的借口罢了。原来，到天汉二年时，司马迁写《史记》已有六七年了。东汉卫宏就曾在《汉书·旧仪注》上说道，“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而削去之。”司马迁在写史时，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汉朝社会的某些黑暗现实，为那些被贵族阶层无辜杀害的人物或小人物鸣冤叫屈。更要命的是，他还无情地拂去了当朝汉武大帝的神圣光圈，将其缘饰儒术、刻薄寡恩的酷吏统治，侵略掠夺弱小民族的扩张野心，以及迷信神仙方士的种种荒唐丑态，逐一呈现在世人眼前，使其受于宫刑。[6]

公元前 96 年（汉武帝太始元年），司马迁受大赦出狱。司马迁升他为一般由宦官担任的中书令。这无疑又压一块屈辱之石于司马迁的头上。“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加上司马迁父亲的遗志便是写史，他忍辱负重，一心写史。这也是他成功的重大意志因数。

司马迁的成功，离不开整个时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整个时代是水，个人是舟。时代造就了司马迁，那么我们呢，我们的时代稳定，光明，优越，因而更应该把握时代的优越性，成就自己，时代也会造就更多的成功。（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该文系2012年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自筹经费项目《先唐论史》〈12ZC070〉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2] 胡佩韦.司马迁和史记.[M].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79年11.

[3] 韩兆琦.史记赏析集.[M].巴蜀书社出版发行，1988年8月.

[4] 张衍田.史记正义佚文缉校.[M].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85年1月.

[5] 陆永品.史记论文史记评议.[M].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85年10月第一版.

[6] 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M].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1996年7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