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视角下的中国与G20

摘要：G20推动中国从全球治理的走向中心，并催生了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观。中国的参与也增强了G20在全球治理领域内的

>> 全球治理视角下的德国与G20 G20：全球治理与中国角色 G20与全球发展治理 G20机制下的全球治理：中国国际领导力的新变化 G20与全球经济治理研究述评 G20可否打破全球治理体系的僵局？ G20：中国主导全球治理的首轮探索 论中国在G20框架下的全球治理 G20：全球治理新格局 G20对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影响与中国的对策 “G20机制化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学术研讨会议综述 中国“网络强国”战略与G20框架下的互联网经济治理 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改革倡议：基于WTO多哈回合谈判和G20进程的分析 杭州G20峰会开出全球治理“中国药方” 中国跻身G20全球治理第一梯队 G20能否重塑全球金融治理？ G20全球贸易增长破“碎”治理 G20 杭州峰会：全球治理风向标 解读G20：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G20―中国与欧盟合作的重要平台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总的来看，G20虽然是一个由发达国家集团设计的新机制，但是也有其历史必然性。传统的国际实力对比格局和利益分配发生变化，有必要通过新的政策谈判对全球治理的相关机制、制度和规则做出适应性的调整，G20正好适应了这种政策谈判的需要。中国通过加入G20平台实现了从全球经济治理到中心的转变，并且随着G20议题的泛化，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影响力也一并获得提升。

二、 G20催生中国全球治理观的形成

中国通过参与G20对话，加深了对于全球治理的认识，并逐步形成了中国的全球治理观。从1999年G20财长会议开始，中国呈现出逐步重视全球治理的明显趋势。G20杭州峰会是一个重要的催化剂，对中国全球治理观的形成是一个加速推力。中国国家主席不仅在杭州峰会上首次系统阐述了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观，而且在G20杭州峰会召开前后围绕全球治理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讲话（见表2），这些讲话比较完整地展现了中国的全球治理观。

G20杭州峰会上中国首次系统阐述了全球经济治理观，提出了“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的全球经济治理观，倡导构建金融、贸易投资、能源、发展等四大治理格局”主席在杭州出席2016年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中国发展新起点全球增长新蓝图》，2016年9月3日，中国外交部网站，。。（见图1）在后续的系列讲话中，在全球经济治理的基础上不断扩展，加入了安全和新兴领域的治理，并最终形成了系统化的全球治理观。这一治理观回答了要建设一个怎样的世界以及要通过国际合作来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全球治理格局的问题。对于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的问题，主席2017年1月18日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的演讲中将其总结为五个关键词：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主旨演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1月18日，中国外交部网站，。。“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我们要抓住机遇、顺势而为，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更好维护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更加有利的外部条件，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更大贡献。”：《加强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共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行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讲话），新华网，2016年9月28日，。。在中国看来，全球治理要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需求，需要创设平等开放的对话与合作格局，充分听取各国利益诉求，鼓励政府、社会各方积极参与和融入，不搞排他性安排，防止治理机制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全球治理的未来不取决于任何一个单一国家的意愿，在国际体系呈现日益多元化的趋势下，一个更加开放、平等和民主的治理结构才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尽管对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原因有不同的解读，比如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研究员丹妮拉・斯特拉布（Daniela Strube）、休・乔根森（Hugh Jorgensen）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提高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架构尤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第二，争取更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也是为了对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发展有所影响，从而避免未来中国利益受到威胁；第三，更大的发言权也符合中国作为利益攸关方承担更多责任的美好愿望。”Hugh Jorgensen， and Daniela Strube， China， The G20 and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November 2014， 。2013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第一次向世界传递对人类文明走向的中国判断，明确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基于对世界大势的准确把握及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主席在2013年到2015年之间曾62次谈到“命运共同体”，这一论述就是要告诉世界，中国人民期盼着同各国人民一起，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国纪平：《为世界许诺一个更好的未来――论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载《人民日报》， 2015年5月18日1版。 2017年1月18日，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的主题就是《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在演讲中指出，“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回首过去100多年的历史，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就是和平与发展。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2017年1月19日，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dnzt_674981/xzxzt/xjpdrsjxgsfw_688636/zxxx_688638/t1431759.shtml。。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肯定全球化发展大势和思考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基础上提出的。斯蒂格利茨在《全球化与发展》一文中指出：“全球化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确实具有巨大潜力，但是由于全球化过去五十多年的推进方式，它还没有充分发挥它的潜力。有许多改革可以进行。”同时，他也指出：“发展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重要问题。”[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全球化与发展》，载[英]戴维・赫尔德等：《驯服全球化》，童新耕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45、27页。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以发展治理为核心的新型全球治理理念。在中国看来，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的和可持续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治理理念是建立在维护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关系公认规则的基础之上。业已形成的国际关系公认准则包括：从36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原则，到150多年前《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从70多年前《联合国》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到60多年前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些国际关系演变所积累的一系列公认的原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规则和制度基础，既是全球治理的历史成就，也是今后全球治理的重要制度基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中提出：“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和不公，不是因为联合国宗旨和原则过时了，而恰恰是由于这些宗旨和原则未能得到有效履行。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维护和巩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积极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制，旗帜鲜明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2015年10月13日，新华网，http：///politics/201510/13/c_1116812159.htm。从维护国际社会已经形成的治理规则角度看，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要另起炉灶，而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给出的中国建议。

五、 中国参与以G20平台为代表的全球治理前景展望

中国对于全球治理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富有雄心、责任心和行动力。中国通过筹办2016年G20杭州峰会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平等和开放的主席国形象，为了办好G20峰会，中国“专程走进联合国、非盟总部、七十七国集团、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国和小岛国，向他们介绍峰会筹备情况，倾听各方利益诉求，集众智、聚合力，对话范围覆盖了几乎所有联合国会员国。依托博鳌亚洲论坛、世界经济论坛、亚太经合组织高官会、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等平台，连续召开协调人、财长和央行行长、各专业部长及工作组等近 70场会议，主办工商峰会、劳动会议、智库会议、青年会议、妇女会议以及民间社会会议等一系列大型配套活动，打造最广泛的国际共识”：《G20杭州峰会：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成功实践》，载《求是》，2016年第21期，第20页。。中国通过G20这一治理平台展现了大国领导力和行动力，这些广泛开展的对话在形成国际共识的同时也对中国的全球治理的思想产生了长远影响。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仍然面临一系列的重要挑战，主要问题是历史形成的治理主导权失衡，西方发达大国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的决策机制、议题设置、规则制定中具有优势，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群体则处于相对弱势。对此，中国致力于加强在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舆论宣传能力、统筹协调能力上的建设。总之，中国希望通过参与G20能实质性地提升自身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

G20论坛并非不存在隐忧，早在其建立之初就面临合法性和代表性的质疑，而且G20成员的多元化导致了价值观上的分歧，对形成全球治理所需要的集体共识构成长期挑战。此外，G20缺乏落实机制，使得其治理效果大打折扣。意大利前总理普罗迪曾列举了G20的三大局限性：“第一，G20不是一个组织，只是一个通过共识形成决策的论坛；第二，不可避免的是，一旦危机压力过去，成T国就会转而以其国家利益优先，集体行动很难达成，除非其符合国家利益的需要；第三，G20不是‘全球经济政府’。”Amano Prodi， “Global Governance and Global Summit From the G8 to the G20： History，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China & World Economy， 2016，24（4）， p.12.更为严峻的是，伴随当前反全球化和经济保守主义思潮，以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英国脱欧为标志性事件的国际大环境下，G20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开展有效的治理合作，正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说到底，全球治理最大的困境是落实，即集体行动的困境，也就是各国在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下如何开展有效的合作是个难题。“历史经验表明，大国间的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挑战，是解决全球问题的关键。因此大国理应承担‘全球领导’的使命与责任。作为传统大国的美国和新兴大国的中国，需要在新的历史时期探索出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许多全球问题的解决需要中美发挥领导力。”朱立群：《全球治理：现状与趋势》，见朱立群、富里奥・塞鲁蒂、卢静主编：《全球治理：挑战与趋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7页。对中国而言，要想在未来的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多的作用和影响力，必须要持续加强与以美国为首的全球系统性重要国家的合作与协调，唯此才能共同塑造一个稳定、强劲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经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