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义仓制度变迁评析

摘要：隋唐时期的社会保障机制在中国社会保障发展史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义仓制度是其核心内容之一。隋唐义仓制度的变迁可划分为初建、发展、较为成熟和衰落时期。隋唐义仓制度呈现出财政性、社会保障性、灵活性和管理机制健全等特征。比较完善的信息传播系统为隋唐义仓制度的有效运行奠定了基础，但是古代封建中央集权统治所具有的历史局限性使得隋唐义仓制度最终走向了衰落。

关键词：隋唐义仓制度；社会保障；信息传播

中图分类号：K241/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4）01-0148-03

仓储制度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社会保障机制之一，对其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历史上的仓储制度在汉代得以形成，在隋唐时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仓储制度可分为常平仓、正仓、义仓等。历代仓储制度之力行，需以重农政策的有效实施为基础。因为只有通过实施重农政策，形成仓储制度所需的物质基础――粮食，才能得到有效保存。

隋文帝开皇三年，分别在京师和陕州设置常平监和常平仓。唐武德五年，常平监被废除，永徽六年于京东西设置常平仓。开元二十年，下诏在全国各州、道设常平仓。义仓的建立晚于常平仓，其萌芽为北齐的“义租”。在隋开皇五年，度支尚书长孙平奏请设立义仓，得到采纳。唐代的义仓始建于贞观二年，由左丞相载胄建议实施。到天宝八年，唐代共存储96062220石粮食，其中义仓63177660石、常平仓为4602220石。可见义仓规模要远大于常平仓、太仓等其他仓储规模，且其主要以贫民作为赈济对象。

鉴于隋唐时期是仓储制度发展史中最重要的历史阶段之一和义仓在隋唐整个仓储制度结构中的主体地位，本文将隋唐义仓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变迁历程、特点及相关的信息传播基础进行分析。

一、隋唐义仓制度变迁

（一）初建时期

隋朝开皇五年（公元585年），长孙平建议“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公立义仓。收获之日，岁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使损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赈之”。此标志着我国封建时代的义仓制度得以建立。其课征并非强制性，义仓粮食的调剂使用与管理的层次在“社”，因此此阶段的义仓制度为一种统筹层次较低的民间自主性活动，只在有限的范围中发挥作用，对灾害识别及应对信息的传播速度及广度等要求都不高，并未形成规模效益。

（二）发展时期

隋开皇十五年，“……又北境诸州，异于余处，云、夏、长、灵、盐、兰、丰、鄯、凉、甘、瓜等州，所有义仓杂种，并纳本州”。（十六年）二月又诏：“……社苍，准上中下三等税，上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从此，义仓由原来的社仓转变为官仓，统筹层次由“社”转变为州县，其缴纳方式亦由半自愿性转变为强制性，且明确规定了筹粮标准。这个时期的义仓制度是一种强制性的社会共济性较强的机制。

（三）较为成熟时期

“贞观初，尚书左丞戴胄上言：‘……令丧乱之后，户口凋残，每岁粟米，不实仓廪，随即出给，才供当年，若遇凶灾，将何赈恤。故隋开皇立志，天下之人，节级输粟，名为社苍……今请自王公以下，爰及众庶，计所恳田稼樯倾亩，每至大熟，准其见苗，以理劝课，尽令出谷，稻卖之乡，亦同此税，各纳所在，为立义仓。年谷不登，百姓饥馑，当所州县，随便取给。’太宗日：‘既为百姓，先做储贮，官为举掌，以备凶年，非朕所须，横生赋敛，利人之事，深是可嘉，宜下有司，议立条制。’户部尚书韩仲良奏：‘王公以下垦田，亩纳二升，其粟麦梗稻之属，各依土地，贮之州县，以备凶年。’制从之。自是天下州县，始置义仓。”

可以看出，“王公以下”’表明义仓征粮对象范围有所扩大，这有利于提高义仓的储备水平，亦可通过增大向富裕阶层的征收范围来提高制度的互助共济性。义仓税的明确提出，标志着义仓制度的国家财政化。至此时，义仓制度可界定为由国家分散管理的一项专项财政制度。其分散性主要体现为以州县为单位进行的具体管理。

（四）衰落时期

从武则天当政后期开始，义仓制度逐步走向了衰落。当时，“国家频岁出师，所费滋广，西戍四镇，东戍安东，调发日加，百姓虚弊；“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租调既减少，国用不足”。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义仓的粮食储备由原来的主要赈济贫民逐渐转变为用途泛化，这使得义仓不再作为一项专项财政制度而存在。根据《旧唐书》卷49食货志记载：“贞观二年四月……自是天下州县始设义仓，每有饥馑，则开仓赈给。以至高宗、则天，数十年间，义仓不许杂用。公私窘迫，渐贷义仓支出；自中宗神龙之后，天下义仓费用向尽。”

义仓由专项财政收支转化为一般性财政收支的过程经历了一个由支出局部转移到全部转移再到收支全部转移的过程。事实上，从武则天后期到开元四年，义仓和正仓在国家财政中仍然彼此独立。如开元四年五月敕日：“天下百姓，皆有正条正租。州县义仓，本备荒年赈给，若缘官事便用，还以正仓却填。近年以来，每三年一度，以百姓义仓造米，远送交纳，仍勒百姓脚钱。”可以看出，尽管义仓的粮食遭到挪用，但是义、正两仓还是加以区分的。上述开元四年五月敕日后文为：“自今以后，更不得以义仓回造。……以后若不熟之少者，任所司临时具奏听进止。”玄宗试图扭转挪用义仓的混乱局面，但是同时却为继续挪用义仓之粮食提供了依据。在玄宗后期，义仓遭到挪用的事态愈发严重，全国很多地方“取州县仓粟，转市轻货”。到天宝年间，尽管义仓储粮制度仍与正仓相分离，但是义仓支出转移的力度倾向于全部转移。到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兵兴，财用益屈”；“民物耗弊，天下肃然”，义仓收支彻底转移至其他财政性收支中，义仓制度名存实亡。

二、隋唐义仓制度的时代特征

（一）财政性

财政是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行为，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满足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义仓制度由国家作为实施主体，向百姓课征一定税赋，其目的在于以财政支出的形式向贫困百姓赈济或赈贷。仅据文献中保留的记录所作的不完全统计，在唐代共计一百二十九次赈灾中，义仓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义仓由中央财政部门加以管理，“义仓之粟……若有不熟之处，随须给贷及种子，皆申尚书省（户部）奏闻”，各个州道定期向户部提交义仓收支账目。严格来讲，义仓的课征属于地方税，《通典》卷26《职官・太府卿》记录：“凡天下之仓廪……正租为正仓，地子为义仓”。其中地子即为地税。与社会发展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义仓制度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生产发展。

（二）社会保障性

尽管封建统治者以维护自身统治为主要目的来推行义仓制度，但不能忽视其具有社会保障的一般性特征。首先，它体现了大数法则的原则，通过向广大百姓征收粮食进行储备，向由于灾害等原因致贫的群体提供救济。其次，它体现了社会保障的互助共济性。义仓主要在中央的监管下由地方进行征收和管理，它通过在本统筹区域内调剂使用为主、中央政府跨统筹区域配置义仓粮食为辅来发挥作用。再次，义仓是由政府统一组织管理的，体现了社会保障的政府主导性。

（三）灵活性

隋唐并不具备现达的交通运输系统。如果将粮食集中储备于少数几个地方，恐怕会由于运输原因而不便于赈济，义仓制度因主要由地方进行管理，有利于通过建立义仓网络而便于实施救助。但如果赈济支出的规模较大，则不得不通过调剂其他地方的义仓储备来满足需要，而赈济对时效性的要求很高，在这种情况下，隋唐相对水平较高的信息传播及交通运输网络的畅通为义仓制度的有序运行奠定了基础。

（四）管理机制健全

首先，唐代义仓制度设置了相关的管理职位。与常平仓一致，义仓由仓曹司仓参军事执掌，由仓督进行管理，万户以上的县需专门设置三名义仓督。其次，建立了严格的仓印管理制度。唐代法律明确规定：“诸官物有印封，不请所由官司，而主典擅开者，杖六十。”对此长孙无忌等疏议日：“但是官物，有封闭印记，欲开者皆请所由官司，其主典不请官司而擅开者，杖六十。”有印封的官物当然也包括粮仓，主典要启封还得请示上司，否则要遭杖板。再次，赈济程序规定明晰。各地需“先申尚书（省），待报，然后分给”，才可开仓使用储备。如果擅自开仓，则按律“以盗论”或“准盗论”。由州府派遣“清干官”到所属各县主持赈济和赈贷事务。各个州县需按中央政府的规定，每年向尚书省报送出纳账目。开元后期设置了十五道采访使，继而在本道采访使的监督下，先赈后奏，这有利于发挥救灾赈济的及时性。

三、信息传播在隋唐义仓制度发展成熟中的作用及表现

作为一项社会保障制度，隋唐义仓制度设置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确保国家在危机事件中能够正常运转，从而维护中央集权统治，保障社会稳定。能否及时获得真实的危机识别和应对信息，使危机事件的信息在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之间快速流通，在危机爆发的初期就制定出合理的决策，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并确保政令迅速地、原原本本地传达下去，避免不确定或错误的信息干扰决策的制定，维持庞大的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这都依赖于发达的信息传播手段及高效的信息传播网络。

义仓制度的国家财政化以及具体管理的分散化，使其组织管理工作的复杂程度提升，其中包括交通、信息、安全、财政等的协调合作，这不仅是一种组织管理行为，也是一种传播行为。义仓制度在危机事件中作用的正常发挥都有赖于信息的及时传达与反馈，这对信息流动速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确保筹粮标准、时间等信息的及时、准确传达，协调、管理各方进行资源的调剂与配置，传播行为贯穿始终且必不可少。此外，义仓制度必须要以广大民众的广泛支持和参与作为基础，方能得以顺利实施；充分的信息沟通才能使民众了解义仓制度的内涵及存在的必要性，调动民众对支持和参与义仓存储的积极性，这些都属于传播行为的一部分。

隋末唐初问世的雕版印刷术，发展至唐中期已经相当成熟。语言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一种符号传播系统。人类通过语言这一抽象表达的符号来实现彼此之间的交流和沟通，用语言传播信息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还需要传播的媒介，尤其是载体，这才能满足长距离、长时间信息传播的需要。隋唐时期雕版印刷术的问世，不仅满足了信息长期保存的需要，而且改变了传统手抄本的低效，避免手抄本的错误，还可通过印刷获得更多的副本，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大面积传播，大大提升了传播效率。

隋唐时期，能够读书识字的人逐渐增多。从受众角度来讲，隋唐时期雕版印刷术使得受众较为集中，只要识文断字的人都能阅读和回复，且保留时间较长，受众可以自由选择阅读，不受时间和地点的约束，亦能实现传播者与受众者之间的互动。传统口头传递信息传播方式仅是线性的，很多灾难原因在传递过程中发生了误差，使得决策者不能完全判断发生的原因及其过程，受众是被动的接受，无法接受信息的源头，但隋唐雕刻印刷术的发明可将事情发生的前因后果或相关信息全面呈献给受众。

随着露布、条报、进奏院状以及邸报等官方新闻传播网络的成熟，信息的传播及反馈效率大大提升，特别是进奏院状的出现，有利于中央及州县官员根据朝廷政令进行及时、灵活的管理，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有效地监督实施效果，这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义仓制度的健康发展。

信息传播的渠道对义仓制度的发展也起到了关键作用。任何信息都需要传播渠道，在古代通信能力低下的情况下，只能依靠人工飞报才能保障消息的有效传播。唐代拥有发达的驿站系统和立体式的信息传播渠道，如果不能陆路传播的话，亦可以通过水路来传递信息，从而不耽误信息传播，实现信息的有效传达。据柳宗元《馆驿使壁记》所述，唐代以长安为中心有七条重要的驿道，呈放射状通往全国各地，“告至告去之役，不绝于道；送往迎劳之礼，无旷于日”。另据《唐六典・尚书兵部》载：“天下驿凡一千六百三十九。”其中，陆驿1297处，水驿260处，水陆兼驿86处。由此可见，唐代的交通已经形成了一个包括道路、桥梁、车船、旅店、驿传等多项因子的大系统，其中最富有传播意味的还是役传一项，即一个由驿路、驿站、驿卒、驿马、雨檄、符节等名目构成的子系统，这都为义仓制度的有效运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健全的义仓管理机制使得各部门有效配合，在短时间内将信息传播给受众，以利于做出有效的决策。这一有效的传播路径是同步的、即时的，不再是一对一的接受。日常大众传播的受众总是处于传播的终端，面对大众媒体提供的信息，他们没有选择的自由，只能凭借有限的信息作出行为选择。而健全的义仓管理制度可以由传播者和受众实现有效的互动，避免了大众传播的弊端，亦结合了人际传播的特点，即从无差别的受众转变为针对特定群体和个人需求而设计的制度，及时纠正了义仓制度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不足，进而实现了义仓制度的有效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