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近代民族主义

摘要：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是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初最早提出的。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理论的先行者，其民族主义思想内容丰富，见解深刻。通过对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进行探讨，熟悉其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对其思想进行客观的评价，无疑对我们了解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发展脉络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是一幅复杂斑驳的图景：内乱不断，外患频仍，专制横行，列强凌侮。在民族危难和社会危机的催生下，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应运而生。梁启超作为一名理性的民族主义者，始终致力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本文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作出客观的评价，这无疑对我们了解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一、梁启超对民族主义的认识

“民族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15世纪的德国，近代以后才开始被人们广泛应用。在世界近代史上，出现过两种民族主义。即“以反对民族压迫为内容和以反对封建压迫为内客。前者以建立资产阶级民族独立国家为目标，用反对民族压迫为思想旗帜，推动了一系列的革命运动。后者以建立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为目标，用反对封建压迫为思想旗帜，推动了一系列革命运动”。①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属于后者。

20世纪初，梁启超最早提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问题。梁启超说：“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是中国人’之一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他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明确写道：“今日之欧美，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也。专就欧洲而论之，则民族主义全盛于十九世纪，而其萌达也在十八世纪之下半。今日之世界，实不外此两大主义活跃之舞台也。”“民族主义之发达之既极，其所以求增进本民族之幸福者，无有厌足。内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之于外”，这就是“帝国主义之所行也”。今“知他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②

可见，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是在国家面临列强侵略、民族危亡的情况下，为挽救社会危机而催生的。梁启超主张通过迅速培养起中国固有的民族主义，用中国的民族主义来抵制西方列强的民族帝国主义。他所阐述的民族主义概念，用现代专业术语来说，指的是由民族意识唤起的对本民族的感情、态度等，表现为对本民族的忠诚和奉献，其最终诉求的是建立独立、民主、富强的民族国家。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理论的先行者，其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认识深刻独到，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史上无疑起到了其他人无可替代的历史先驱作用。

二、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

在对中国民族主义问题有了一定认识之后，受中国传统民族观念的熏陶、西方民族主义学说的启迪及日本民族主义运动巨大推动力所形成的强劲动力影响，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从“种族民族主义”到“合族民族主义”，从“天下大同主义”到“民族国家主义”的演进过程。

（一）从“种族民族主义”到“合族民族主义”

维新变法前，梁启超师从康有为服膺于“今文学派”，以“公羊三世说”为理论核心建构自己的历史观。梁启超认为，民族即指有共同语言地域及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同体，同一种族的人血统相同、语言相同、宗教相同、习俗相同。他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中这样论述“种族民族主义”的产生：在封建时代，分土分民，或同民族而异邦，或同邦而异族，“胡汉吴越，杂处无猜”。但到了封建的末世，“民求自立而先自团，于是种族之界始生，同族则本吸集，异族则相反拨，苟为他族所钳制压抑者，虽粉身碎骨，以图恢复，亦所不辞，若德意志，若意大利，皆以同民族相吸而建新邦，若匈牙利，以异民族而分离于奥地利，皆其最著者也”。

甲午战败后，梁启超从西方民族主义学说中接触过“民族的国家”的观念，“近四百年来民族主义日渐发生，日渐发达，遂至磅礴郁积，为近世史之中心点，顺兹者兴，逆兹者亡”，“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梁启超倡导建立的民族国家指的是单一的汉民族主义国家。在他此时的民族主义思想中，民族国家的构建只能是单一型的汉民族，而不包括中国的其他少数民族，甚至是排斥其他少数民族的。

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海外。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1903年以后，梁启超逐渐接受了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的学说，其民族主义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从“种族民族主义”转向“合族民族主义”。他在《新民丛报》发表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解释道，所谓“合族民族主义”，即强调在中华共同体内各族为统一之民族。为进一步说明“合族民族主义”的重要性，梁启超强调：20世纪是“民族帝国主义”兴盛的时代，而“民族帝国主义”与以前的“帝国主义”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民族帝国主义”是以整个民族的力量对外侵略扩张。既然“民族帝国主义”是以整个民族的力量对外侵略扩张，那么我们要抵抗“民族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民族独立，也就必须集合整个中华民族的力量，包括满人的力量，而不能兄弟阋于墙，制造满汉对立，“将彼五百万之满族先摈弃之”。很显然，此时梁启超关于“合族民族主义”的思想主张，已经摆脱了传统上以文化、种族主义为标志划分族类的狭隘民族观念，具有现代多民族国家的观念。

（二）从“天下王朝主义”至“民族国家主义”

对中国近代史颇有研究的美国学者列文森曾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可以说是一个使‘天下’变为‘国家’的过程。”③甲午战败后，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在中国逐渐展开。由于变法严重损害了顽固势力的切身利益，只持续了三个多月就被西太后发动所扼杀，梁启超不得不流亡海外。

随着对西方民族主义学说日益广泛的接触，梁启超开始逐渐背离康有为的“三世说”理论，“万国并立”的观念开始在他脑中萌芽。在日本，梁启超亲眼看到了这个国家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冲击下所表现出来的巨大潜力。在对中日的历史及现状进行研究比较后，梁启超逐渐意识到：传统的“天下主义”并不能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只有将“天下”与“中国”分离、“国家”与“朝廷”异位，确立民族国家思想，使国家成为国人为之奋斗的唯一目标，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所在。

梁启超在《爱国论》中写道：“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自数千年来，……盖视吾国之外，无他国焉。”④在此，梁启超分析了中国人不知爱国的原因所在：由于“天下王朝主义”导致“国家”与“天下”一体，人们只知道有“天下”，而不知道有“国家”。

20世纪初，梁启超已经接受了西方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的民族主义学说。他刚从美国回来就开始“宣扬放弃个人权利，以国家至上的集体主义价值为本位，提倡‘民族国家主义’，认为中国急需的是建立一个巩固的现代化国家，‘而自由平等值其次耳’”。⑤对比之前梁启超对民族建国的看法，我们可以发现，他转变了以前认为民族建国就是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思想，接受了伯伦知理的“合族民族主义”理论，认同建立多民族的国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其利也不少”。因为“世界文明每由诸种民族互相教导互相引进而成，一国之政务亦往往因他族之补助而愈良”。

梁启超声称：国家要想实现自强，需“平满汉之届，诚支那自强之第一阶梯也”。⑥他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指出，根据伯伦知理关于民族的定义，“吾中国言民族主义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流亡海外的经历，使梁启超深切地体会到近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此民族与彼民族的竞争，中国要想实现富强，必须团结国内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力量，在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建立多民族的现代国家，提高国民素质。至此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演进，已从“天下王朝主义”嬗变到“民族国家主义”，标志着其民族主义思想趋于完善。

三、对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评价

任何一种思想的提出，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也不例外，它是在民族危难和社会危机的催生下产生的。基于此，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深受当时中国特定历史环境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救亡图存色彩。刚开始时他试图用传统文化来唤起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重塑民族奋发图强的精神；维新变法失败后，特别是1903年接受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的思想后，梁启超关于民族主义的思想发生了新的变化，从“种族民族主义”、“天下王朝主义”转而提倡通过建立多民族现代国家、提高国民素质来挽救处于危亡境地的中华民族。

纵观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实际上它已经触及到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两大基本问题：一是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以及建立民族国家；二是国民意识的觉醒，梁启超称之为“国家主义”。作为中国近代始终致力于民族主义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杰出代表，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近代政治和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其影响不容置疑。正如胡适先生所言：“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啄所不能诬也。”⑦

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客观探讨无疑对我们了解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回顾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先驱梁启超的思想历程，更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注释：

①彭树智.亚洲民族主义思潮.载《人文杂志》1988，（2）.

②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影印版）：19-22.

③［美］列文森著，郑大华等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87.

④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270.

⑤徐立望.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之史的考察.求索.2001，（5）.

⑥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77―81.

⑦胡适.藏辉室札记.上海亚东图书馆，1939：112.

参考文献：

［1］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M］.饮冰室合集・文集（一）.北京：中华中局，2005.

［2］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文集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1627.

［3］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A］.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C］.2010.

［4］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类编（上）［C］.北京：中华书局，1989.

［5］郑大华，任著译.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6］徐立望.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之史的考察.求索.2001，（5）.

［7］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他［J］.史学月刊，2006.6.

［8］金冲及.辛亥革命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近代史研究.2001，（5）.

［9］郑师渠.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历史研究.1995，（5）.

［10］皮明勇.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多重架构.战略与管理.1994，（3）.

［11］焦润明.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社会科学辑刊.1996，（4）.

［12］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J］.独立评论（第150号），19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