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钱穆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

【摘要】钱穆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思想教育、教育家。他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对中国民族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文本深入分析了钱穆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从他的思想起源说起，介绍了钱穆民族文化思想的特点，即中西文化比较观、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以及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最后对钱穆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进行评价，指出钱穆的学术思想在当时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钱穆；文化民族主义；中西文化比较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l006-0278（2013）08-262-02

钱穆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他一生都在致力于学术思想研究，著有很多优秀的著作。他以扎实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着重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东西方的思想文化进行比较，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他致力于对中国文化积极传扬，更以复兴民族文化为己任，探寻西方文化的优劣，以期为我们的民族文化找到未来，达到实现传统文化可以向现代思想的转换。

一、钱穆民族文化主义的思想起源

钱穆作为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他的思想的产生是由各方面的原因组成的。钱穆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与他从小接受的家庭教育和西式学堂的教育密不可分，更与他丰富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而当时变革性的社会历史背景更是为钱穆的历史基础。

（一）与时俱进的西式教育

优秀的家庭环境对钱穆的成长相当重要，钱穆的父亲是一个前清秀才，后来在短暂的私塾开蒙后，钱穆进入果育学校接受新式教育。钱氏弟子著名学者严耕望在论及钱先生幼年的学校环境对其影响时指出：“清末民初之际，江南苏常地区小学教师多能新旧兼学，造诣深厚，……先生少年时代虽然经济环境极为困难，但天资聪慧，意志坚定，而禀性好强。在如此优良精神环境中，耳濡目染，心灵感受，自能早有所立，将来发展，自不可量。正是在这种教育制度的影响之下，使得钱穆即接受了传统中国文化的熏陶，又得以解读到西方先进的思想知识，拓宽了视野。正是这种兼容并包的新式教育，为他今后的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史学奠定了基础，也为他今后的对于民族精神和西方文化的比较和发展确定了方向。钱穆在他晚年的回忆中说道：“国内纷扰，已有与国外混一难辨之势。而我国家民族四五千年之历史传统文化精义，乃绝不见有独立自主之望。此后治学，似当先于国家民族文化大体有所认识，有所把握，始能有源寻委，由本达末，与各项学问有入门，有出路。乃是又转向于文化学之研究…一余此三十年来，有历次讲演，及抒写有关历史方面之文字，则一皆以文化为中心。而讨论文化，又时时不免涉及西方，内容无足重，而治学方向则敝帚自珍，每不惜暴露于人前……及去新亚讲演，题名《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化》，此实余三十年向学一总题。所讲或时出前人之外，乃因余常求以我国之固有而对比西方而生。此种讲述，非有标新炫异之意，亦时代潮流有以使之然耳。”

（二）民族文化的危机

钱穆出生于1895年，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值西向西方列强入侵，内忧外患，国家和民族深受灾难之时。有学者指出：钱穆的一生“在忧苦中诞生，在忧苦中成长，在忧苦中前进”。在这种情况下，钱穆从小就见到了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当时的中国文化深受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是坚持自身传统文化还是摒弃中国传统文化，转向西方文化的论争持续不断，正是在这种学术环境下，使得钱穆在阅读大量中西方优秀著作的基础上，致力于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史学的研究，才最终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

二、钱穆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

（一）文化民族主义

所谓文化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的鼻祖约赫尔德认为文化民族主义的理论核心是文化多元主义，主张民族是人类存在的自然单位，每个民族因其自身的文化而具有迥异的个性和自身的发展道路；每个民族都应该珍视自身的文化，但又不能走向保守主义和复古主义；主张各民族和睦共处。叶奕翔认为：文化民族主义是强调民族文化的优越性和独特性，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的民族主义，而民族文化则包括语言、传统、道德、习俗、审美观、价值观等。陈勇认为：文化民族主义是一种强调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民族主义，它把文化精神作为民族精神的灵魂，以文化复兴作为民族复兴的路径，通过振兴民族文化，培育民族精神来凝聚国家的民族文化认同，与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一道构成整套的民族主义谱系。

中国当代文化民族主义的复苏是有着深层次原因的，但是，最深刻的原因还是转型时期出现的价值真空。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深受西方政治文化的强烈冲击，人们急于找到一种文化出路，钱穆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发展的。

（二）钱穆民族文化主义

1，中西文化比较观。钱穆生活的时代，是中国文化受西方文化强烈冲击的时代，更是社会转型最为激烈的时代，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处于是该转型成为西方文化，吸收西方文化，还是坚持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钱穆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深入分析研究中国和西方文化，以期找到中国文化的出路。

中西文化比较观是钱穆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深入分析中西文化的基础上根据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的不同，把世界文化划分为三类，即游牧文化、商业文化和农耕文化，之后又把三类世界文化归结类成两类，指出世界文化实际上可以只划分问商业文化以及农耕文化这两类文化。钱穆认为西方文化主要属于商业文化，而中国文化则主要属于农耕文化，之所以这么划分，是根据两种文化的发展环境影响的。商业文化和农耕文化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中国的农耕文化讲究的是自给自足，而西方的商业文化讲究的是向外扩充，不断的吸收外来文化从而丰富自身的文化。钱穆这样指出：“当谓世界群族，其文化演进，主要不越两型，一者环地中海之周围，……此西方之一型，于破碎中为分立，为并存，故常务于‘力’的斗争，而兢为四围之斗。东方之一型，于整块中为团聚，为相协，故常务于“隋’的融合，而专为中心之翕。一则务于国强并包，一则务于谋安为绵延。故西方型文化之进展，其特色在转换，而东方型文化之进展，其特色在扩大。

在东西文化的比较中，钱穆没有对东西文化的优劣进行分析，而只是对东西文化的不同进行分析，文化没有优劣之分，有的只是由于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钱穆认为：“我们讲文化没有一个纯理论的是非。东方人的性格与生活，和西方人的有不同……没有一个纯理论的是非，来判定他们谁对谁不对。只能说我们东方人比较喜欢这样，西方人比较喜欢那样。”“我们今天以后的世界是要走上民族解放，各从所好的路。你从你所好，我从我所好，并不主张文化一元论，并不主张在西方、东方、印度、阿拉伯各种文化内任择其一，奉为全世界人类做为唯一标准的共同文化。我想今天不是这个世界了，而是要各从所好”。“在理论上，我很难讲中国文化高过了西方文化。也可以说，西方化未必高过了中国文化。因为两种文化在本质上不同…一将来的世界要成一个大的世界，有中国人，有印度人，有阿拉伯人，有欧洲人，有非洲人…一各从所好。各个文化发展，而能不相冲突，又能调和凝结。我想我们最先应该做到这一步。我不反对西方，但亦不主张一切追随西方。我对化的观点是如此。”钱穆的这种东西文化的比较观，客观的反映了东西方的文化，钱穆将文化的观点放眼世界，认为不应该主张文化一元主义，世界各地的文化是多种多样的，应该采取兼容并包的方式，我们应该做到的是，对各种优秀文化调和凝结，刺促进们自身文化的发展。

2，中国文化的独特性。钱穆认为，中国文化具有其自身的独特魅力，因为“中国人重为人，惟有人，始有事。不成人，何成事。故中国人于事，每主退不主进……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惟治中国史，乃能明其义。”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表现为三点：第一便是历史性。“民族精神，乃是自然人和文化意识融合而始有的一种精神，这才是文化精神，也即是历史精神。只有中国历史文化的精神，才能孕育出世界上最悠久最伟大的中华民族来。若这一个民族的文化消灭了，这个民族便不能再存在。目前世界上有许多民族，在历史上有其存在，而现在已消失无存，这关键在哪里呢？即在于他们没有了文化。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有文化的民族会没有历史的，也没有一个有历史的民族会没有文化的。同时，也没有一段有文化的历史而不是由一个民族所产生的。因此，没有历史，即证其没有文化，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历史。因为历史与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表现。所以没有历史，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民族之成立与存在。”因此看来，在钱穆看来历史和文化是融为一体的，没有历史，便没有文化。第二便是人文性。钱穆认为，中国文化特别注重关注和调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国人常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人文性的一种体现，同时中国人注重天人合一，季羡林先生是这样解释天人合一的：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合，就是互相理解，结成友谊。讲究的是人和自然和谐共处，人类依赖于自然而生存，人类生存下去的衣食住行全部来自于大自然；同时，人类又对自然进行改造，，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仅不能破坏自然，更要保护好自然要，即人类在遵守自然规律中改造自然。第三便是融合性。钱穆先生这样说过：“当知中国文化之特别伟大处，并不在了旧的，再来一套新的。而是在一番新的之后，又增添出别一番新的，以前的新的，不仅不须，而且也不能。而以后仍可有另一番新的兴起。而以后的另一番新的，仍然有价值，仍然是不可能的，那才见中国文化之真实伟大处。”这便是中国文化的融合性，中国文化是兼容并包的，不是排外的，中国文化本身就是各民族文化互相交融而形成的，所以中国文化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发展壮大。

3，钱穆对中国文化未来的探寻。钱穆生活的年代，中国的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但是钱穆通过对东西方文化的研究，所主张的并不是东西方思想的对立，反而主张在发扬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吸收西方优秀的传统文化，当今世界各种文化相互交融，使得世界各国文化大放异彩，我们只有吸收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才能使得中国文化更加发扬光大。“世界文化之创兴，首在现有各地区各体系之各别文化，能相互承认各自之地位。先把此人类历史上多姿多彩各别创造的文化传统，平等地各自尊重存在，然后能异中求同，同中见异，又能集异见同，采纳现世界各民族相异文化优点，来汇通混合建造出一理想的世界文化。”因此，在钱穆看来，世界文化的未来走向，不是消灭本民族文化以其他文化代替，或是各个民族交融在一起，而是在保存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文化的一种融合和重构。

钱穆一直对中国的史学以及中国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对中华民族文化充满了自信心。他曾经这样自豪的说过；“中国文化对世界未来的文化走向将担当十分重要的角色。此刻我们想象之世界文化，则将由此种各地域、各民族、各系统之文化新生之大融合而逐渐产生、逐渐形成。中华民族在此长期过程中，无疑的必将扮演一主要之角色，而贡献其至大的任务。正是这种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才使得中华文化历经千年，钱穆的这种毕生探求和弘扬中国文化的精神，值得所有人学习。

三、钱穆文化民族主义的价值和意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各种文化论争从未停止，钱穆一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钱穆充分肯定了中国文化的优越性，主张在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兼容并包西方文化，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出路。著名语言学家马悦然教授提到钱穆时曾说：“钱穆在本世纪的中国史学家中是最具有中国情怀的一位，他对中国的光辉的过去怀有极大的敬意，同时也对中国的光辉的未来抱着极大的信心。在钱穆看来，只有做到以下两件事才能保证中国的未来：即中国人不但具有民族认同的胸襟，并且具有为之奋斗的意愿。”钱穆的民族文化主义思想为国家、民族、文化的未来都指明了出路，他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