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孟子“仁政”思想的理论基础

摘 要：孟子的“仁政”思想，以“性善论”、“民本”思想和“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历史观为理论基础。

关键词：孟子；仁政；民本；性善

中图分类号：B2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9-0269-01

春秋以降，王政不行，故诸侯之霸政与暴政屡见不鲜。霸政者，以春秋五霸为典型，五霸以力假仁，争霸战争连绵不断。战国时期，诸侯连年交兵，百姓苦不堪言，实为暴政也。面对如此境遇，孟子提出了“仁政”思想，希望可以救民于水火，使天下重归王政。“仁政”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去除霸政和暴政，从而实现王政。孟子以“性善论”、“民本”思想和“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历史观为理论基础，前两者针对的正是霸政与暴政。

一、伦理学基础：“性善论”

五霸以力假仁，正是因为他们不仁，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拿仁义做幌子。但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他们的不仁，是不能，还是能而不为？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仍然不能将仁政付诸实践。孟子给出了答案，即他们的不仁是能而不为也。正如“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这就构成了他“性善论”的重要内容，也为他提出“仁政”思想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孟子·公孙丑上》中载：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孟子指出，“仁”并不是圣人的专例，而是人人皆有之天性——不忍人之心。那么，不忍人之心是从何而来哪？孟子的答案正寓于其中。不忍人之心，正来自人之内心也。孟子把心和耳目等看作是正常人所共有的器官，且心是比其他部位更重要的器官。因为虽然耳能听，目能视，但“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由此引申，“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故“人皆可以为尧舜也。”如此一来，执政者们便无法逃避，只能承认不施“仁政”是其不为的事实，直面孟子无情地道德拷问或循循善诱的劝导。这样，去除霸政，施行仁政便成为了可能。

二、政治学前提：“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并非孟子首创，周公在西周初年总结商纣灭亡的历史教训时，就深刻意识到了民众的归附与否对于政权兴亡的重要性。故《尚书·泰誓》中载：“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便是对于民众重要性的体现。对于“民”、“社稷”和“君”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是孟子“民本”思想的基础。《孟子·尽心下》中载：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在这段论述中，孟子不但提出了“民贵君轻”这一重要命题，还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其合理性。纵观历史，“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当诸侯不利于社稷时，采取变置则是天子经常采用之手段。西周初年有周公平定“管蔡之乱”，便是对作乱的诸侯进行处理的实例。纵使是天子行暴政，其政权的合理性亦不复存在，夏桀、商纣之失国，实乃历史之明证，西周厉王与幽王之变故，也是此道理。故《孟子·离娄上》中载：

“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

孟子对其的进一步解释为：“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故“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这样，去除暴政，施仁政以保民便成了一件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大事，成了君主的当务之急。

三、历史观：“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孟子的“性善论”思想回答了不施仁政是不为而非不能，其“民本”思想指出了暴政的不归路，在此基础上，“仁政”的选择便势在必行。但是，“天道”之不行也久矣，诸侯中知难而退者不可胜数，何以“天道”能复兴？何以“仁政”能行？孟子的回答是：“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以上是从时间推演的角度来说必有王者兴，而从时事发展的角度，孟子对王者将兴做了更深入的阐释，《孟子·公孙丑上》中载：

“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基，不如待时。’……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名。’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唯此时为然。”

参考文献：

[1]孟子·尽心上.

[2]孟子·告子上.

[3]孟子·告子上.

[4]孟子·告子下.

[5]孟子·尽心下.

[6]孟子·梁惠王下.

[7]孟子·离娄上.

[8]孟子·公孙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