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英语,学了一嘴棉花

“学生们四六级考试倒是过关了，可是英文文献读不了，英文论文写得错误百出”

孙复初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遭遇到英语的标准化考试。随着教育部考试中心的成立，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标准化考试逐渐向全国推广。

1987年，国家英语四六级考试实行。

渐渐地，孙复初在教学一线发现了变化：有学生在他的“科技英语”课堂上不太愿意听讲，埋头忙着做模拟题。

因为从来没见过这种新考法，一开始，孙复初“还觉得很新鲜”，慢慢便发现不太对劲了：学生们有时拿习题来问他，孙教授觉得根本无助于掌握语言基本应用能力；教室和图书馆里，学生们手里开始捧起了各种习题集和应试大全；校园书店里，英美文学选读、英文原著等书籍逐渐被各色应试辅导书淹没。学生们埋头做习题，英语课上做，图书馆里做，到各系专业课上还在做。

各系各专业的老师有了意见：外语课正在冲击我们专业课，你们在干嘛？

“可这不是我们布置的。”孙复初委屈地说。

每年，当孙复初的“科技英语”课程结束，打完成绩之后，他会对学生作一次问卷调查，请他们对孙复初本人、对英语教学提意见。没想到，这些写着班号、学号、真名实姓的意见，竟有相当一部分针对四六级考试。

意见说，四六级考试对提高英语运用能力没什么帮助，“过了六级，不等于掌握了真本领；写的英文论文，外国人看不懂；学了一些日常口语，但老外来的电话不敢接。”孙复初回忆说，“学生明确讲，四六级考试培养的就是应试能力。”

他将上千名学生的意见装订成册，一份不落地交到教务处。教务处一位处长用了两个星期时间看完，写了一份长达11页的简报，摘录的全是有名有姓学生的原话，送给教务处正副处长，正副教务长和正副校长。

教务处还委托由各系主管高年级英语学习的教师组成的“英语教学委员会”，命题进行了一次考试，结果发现，“学生英语掌握程度很不理想”。 各系教师反应强烈：学生们四六级考试倒是过关了，可是英文文献读不了，英文论文写得错误百出。

最后，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综合各方意见，经过慎重讨论，一致同意清华同四六级考试脱钩，四六级考试不再计入清华成绩。并从1996年起，代之以清华英语水平I、水平II级考试。

有意思的是，绝大多数清华学生在参加清华英语水平I、水平II级测试之外，都参加了四六级考试。一位还在求职的清华大学研究生说：用人单位大多要求四六级证书。

资料显示，1987年，全国报考四六级英语考试的人数仅为10万，而到2004年，这一人数猛增到1100多万。

“标准化考试从根本上违背了语言的学习规律”

面对这四六级红火景象，这位英语教授越发焦虑：“标准化考试跟语言学习，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他常爱引用清华大学前副教务长在文章中讲到的一件事：两位中国外交官常年在美国工作，任满后带自己的孩子回国，插班上大二，这位长期在美国生活和学习的大学生，做了一张现行的标准化英语试卷，竟然没考及格。

另一个例子是，北京一份著名期刊登载，有6位外教参加2005年高考的英语考试，平均得分71分（满分150分）。考后他们问媒体：“你们这是考英语吗？”

而那些能考130分、甚至140分的学生，在孙复初的班上，并没有表现出相应的英语应用能力。

他给大二、大三的学生开科技英语课。课上有时要求学生当堂翻译英文文章。这些文章，通常都是他从英美报纸杂志上选摘的科普文章或报道，全是通俗易懂的科技语言。

他发现：学生读文章读得很快，从段落句子中抓关键词，再把几个词一连起来，想当然地就蒙大体意思，并还能诌成一篇文章，可是却跟英文原文“牛头不对马嘴”。

孙复初连连摇头：“同学，这是翻译，不是创作啊！”

“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又不知找谁说理去。”孙教授苦笑着说，“不能怪学生，他们就是这么被训练的。否则，三四页的考卷怎么做得完，阅读理解看不懂，又怎么做题？”

他曾经会同清华大学几位教师与参加英语应试辅导后获得高分的学生座谈，学生告诉他，比如阅读理解部分，老师说看不懂没关系，可以用“分类法”、“排除法”等等，从给出的ABCD四个答案反推过去蒙。老师还为学生支招，如果实在不会做或者来不及答题，就一律填上C，选C蒙对的几率最高。

有一次，孙复初看到一道选择题，觉得A和B答案都对。于是去请教当时的外语系主任。系主任也觉得两个答案都可以。他们又去请教外教，外教也持同样的看法。令孙复初不解的是，课堂上却非要把B否了。

“语言不像数学，一加一就等于二。语言那么多种多样，简练的语言、委婉的语言、隐讳的语言……一个意思可以有十几二十几种表达方式，为什么非要用僵化的方式来约束学生呢？”孙复初质问，“学生不会说自己的话，只会写与标准答案相同的话。”

他认为，标准化考试必然导致学生语言能力的下降。“有人说，中国学生汉语水平普遍下降，是由于英语的冲击，其实同样是因为标准化考试”。“标准化考试从根本上违背了语言教学的规律”。

“几十年前已经解决的问题，现在怎么又成了问题？”

孙复初最初开始学习语言，是在抗战时期母亲带着他逃亡的路上。随身行李中，母亲斯霞惟一不舍得丢弃的，是一包儿童读物。

逃难间隙，母亲就通过读故事书来教他识字。当他认识一些字了，便要求他写日记，或者给远方的亲戚写信。

这位著名的儿童教育家这样在长子身上实施她的语言教学实践：随课文分散识字，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文；在识了一些字后，就想办法让孩子应用。事实上，在她后来几十年的小学教学生涯中，她也是这样教育学生的。在她从1958年开始实施的小学试验班里，二年级的学生可以认识2000多个字，读了174篇课文，还可以写几百字长的作文。

颠沛流离中，孙复初跟着母亲从3岁学到6岁。第一次上小学他就直接被分到了五年级。

母亲的语言教学经验，对孙复初产生了极大影响。“英文与中文学习的规律是相通的。”他强调。

孙复初回忆，上世纪40年代，他在南京上中学时，当时的中学英文老师就是按照同样的规律进行教学。

那时，中学生孙复初英文课上读的是英文原著，高二时，他们的教材便是原版的《林肯传》。老师要求他们大声朗读课文，背其中的好句好段。他和同学还被要求用英文回答问题，用英文写日记、写作文。

中学生孙复初那时常常使用英文。除了课堂上用英文听课和交流之外，学校在某些课程上使用英文原版教材，要求他们用英习题，写实验报告。

考大学时，英语考试也跟平时学期考试一样，只是要求答几道问答题，然后“哗啦哗啦”写篇作文交上去完事。“管他什么作文题，拿起笔来就能写。”他说。

孙复初的夫人郑老师，那时在天津上中学，各校采用不同的教材，“我们英文课就是读《项链》、《灰姑娘》什么的。”郑老师说。初三时，她和同学已经能用英语编小戏剧在圣诞夜里演出了。

尽管没有“好记星”、复读机、电子词典等现代工具的帮助，两人都在中学即掌握了基本的英文应用能力：写信、写日记、读报纸、读原著，开口能说。

两人考入清华大学土木系之后，学校不再开设专门的英语课。但用原版教材上微积分等课程时，学生们没有语言障碍。“不管来自沿海城市还是内陆小地方的同学。”孙复初肯定地说。

然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的清华课堂上，孙复初让大三的学生用英语翻译“画一条线，平行于AB边，垂直于CD边且与CD边相交于O点”，全班竟没一人能胜任。“画”用哪个词，“平行”怎么翻，没人知道。

孙复初不解地问：“几十年前已经解决的问题，现在怎么又成了问题？”

他在清华课堂上的学生们，已经学习英语多达9~12年，却依然没有掌握基本的应用能力，开口说不了话，读不了英文报纸，用英文上课，语言障碍很大，不得不在大学里继续上1~2年的大学英语必修课，甚至读到研究生，还要补基础英语。

在孙复初看来，对于非英语专业的大学生来说，大学英语教学该走的路子，应该只是目前已开设的英美文学选读、英语写作、诗歌欣赏等各种选修课，而不包括现有的“大学英语”。

孙复初发现：“英语课变成了学习期限最长、周学时最多、考试最多、财力和精力投入也最大的一门课。”

“他们学得很苦味”，与他当年不同，学生们现在都忙着机械地做题、背单词、啃词汇，以及语法重点和难点。语言学习被“肢解”了。

孙复初所在外语系的一位教授，辅导自己的女儿学英语。他对孙复初抱怨道：现在中学里讲被动态，要讲那么多形式。讲虚拟语气，也那么多用法。那是专门搞语言研究的人才探讨的呀！

“大潮流下，一个小孩子能怎么办？”

在孙复初一家三代人中，“我们不是被这样教育过来的”。郑老师觉得自己“很幸运”。他们的双胞胎女儿，虽然“”中都“上山下乡”去了，但恢复高考后考入大学，“还没有开始推行标准化考试”。

而两个外孙，却全程体验了这个时代的教育。

在他俩还没上小学之前，外祖父孙复初已经在北京的课堂上发现学生们开始做模拟题，而外曾祖母斯霞在南京也发现，小学生的书包越来越沉，她都拎不动了。

有感于此，1989年，由斯霞口授，孙复初执笔，在报刊上呼吁：“减轻负担，救救孩子们！”。

“有些小学毕业班学生，不但午饭后要到校做作业，晚饭后还要写到10点多，比我们大人还辛苦。连一些老师也感叹道：看到学生这么苦，我们也于心不忍。但是学生升学靠分数，评价老师靠分数，衡量学校靠分数，我们只好违心‘抠分数’。”文章写道，“我希望各级党政和教育部门的领导同志：评价学校千万不要只看分数和升学率。”

“我们教学的对象是活泼的人，是有思想个性的人。看不到这点，就会把儿童当成装灌知识的容器，儿童就会处在被动的地位。”文章说。

尽管1990年前后，全国推行素质教育，但孙复初两个外孙跟他们的同辈，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减轻负担。

一个亲戚的上初二的孩子，刚开始学习物理，便拿了一道物理练习题来请教郑老师，郑老师一看，竟是她大一时做的习题。

郑老师在清华从事人体运动力学研究，为“神舟”系列设计假人。两个外孙读小学和初中时，她辅导起来还能胜任，但到高中时，这位清华教授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了。清华大学数学系一位教授告诉郑老师，高中的数学题，有时连他也做不出来。

“大潮流下，一个小孩子能怎么办？”孙复初迷惘地问。

几年前，孙复初从《南方周末》上读到，黄冈中学一位毕业生将这所高升学率的高中称为“地狱”和“集中营”。他当即给母亲斯霞打电话交流。

斯霞叮嘱他：“我现在是走不动了，你们是当老师的，一定要替孩子呼吁！”这位年近90岁的老人生气地质问：“不是一再说了要减轻负担吗？怎么都不听呢？”

事实上，孙复初这些年按照母亲的嘱咐一直在呼吁。“一有机会就到处讲，跟中学教师讲，跟校长讲，跟教育官员讲。我到处不断嚷嚷，不屈不挠，不过可能收效甚微。但是我决不罢休。”不过，他却不敢对自己的外孙多讲。

有人问：“那您连自己的外孙都影响不了，怎么能影响其他人？”

孙复初回答：“难道让他们也做不屈不挠的战士？那以后只能打工去了。这个问题不能跟他们讲，他们是完完全全的受害者。”

他只是对外孙说：“你不一定非要考清华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