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香港人的精神史

《相遇》除了对移民香港的内地人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启示外，对意义虚无而犬儒盛行的中国社会，尤有价值和意义。

青年学者周保松的随笔集《相遇》，展现了这位致力于罗尔斯政治哲学研究学人的另外一种面相，即在严谨的分析哲学之外，对于个体之心灵、独立之人格、反省之精神、批评之态度的多重追寻;呈现出一种至情至性的理想主义气质，而这种气质在中环价值主导的香港社会，是如此地格格不入而显得曲高和寡。不过，即使面对香港社会的商业性格的挤压，周保松仍旧通过课堂、演讲、读书会、写作、政治参与等多种形式，孜孜以求地传递另一种价值，一种肯定人的幸福与尊严、肯定社会的正义与自由、肯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沟通、互助的意义之价值的信息。

《活在香港：一个人的移民史》，是收录在这本随笔集里最长的一篇文字了，这也是在港九脍炙人口的名篇。该文以其自身的移民经历为个案，处理的是核心的大陆移民的身份认同问题，或者说异质文化的融合问题。周保松在懵懂少年的1980年代，因偶然的机缘随从父亲来到香港，居住在生活条件极恶劣的穷人区，没有朋友，没有同学，丧失了旧日的生活世界，靠与广东的儿时同学通信来寻求心灵的慰藉，并且时刻准备着回归故土。在香港，他的内心被一种强烈的过客心态主导，与香港本地的生活、社群、文化、语言和价值等都相疏离、隔阂和冲突。即使在学校，也是跟具有同样背景的大陆移民相往来，并且因为就读中文学校，备尝被歧视的苦果。香港虽是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但在语言.身份、价值观等层面，却是一个有着强烈等级秩序的空间，因此，表面上看，香港似乎是自由的，但由于强势的英语和工商社会的中环价值观的压抑，内陆移民的精神和心灵却是极度不自由的，甚至是扭曲的。在这种情况下，少年保松只能依靠缅怀过去和畅想未来，来纾解现实的灰暗和心灵的重荷。

，成了一个分水岭。少年保松开始切身地感受到自由的重要，以及大陆社会并不如其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桃花源式的理想社会。大陆不再是一个被想象的单向度的美好社会，而香港的政治自由的显露，也证明香港并未是完全之恶的空间。在这样的紧要时刻，周保松与大学时代影响其至深至远的陈特教授（系新儒家唐君毅的学生）相遇，在这册随笔集里，周保松收录其与罹患重病并不久于人世的陈特教授的五次对谈，主题涉及体验死亡、追寻意义、善恶幸福、师友杂忆和论情说爱。这种倡导反省的人生观，以及这种精神生活，在今日声色犬马的香港社会，无疑是盘旋在中文大学校区的天籁之音。虽然微弱、细微，却在持久地隐含地触及香港价值核心的虚弱盲区，有了这种参照以及类似的精神探寻，香港社会才有开辟多元生活空间的可能。

如果说青年时代的周保松与陈特、石元康等长辈的“相遇”，是其前世修来的福分的话，那么等到周保松自英国伦敦政治及经济学院博士毕业归来，在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任教以来，其学生与其的相遇，便是在延续这种“相遇的精神谱系”。在香港这样一个空间，他给学生谈做一个有德性的人之重要，谈平等与公义的价值，谈如何在主流价值观几乎异化所有人的时代，做一个特立独行的有个性和自主性的人，谈如何承担重构一个更加多元、美好和具有反思性的公共文化和社会的责任，谈超越世界与世俗生活之间如何调适。但读者切莫以为他是用另一种价值观，利用占据讲台的优势强加给学生。周保松是既爱自由，又爱平等，所谓做一个平等的自由人，因此，他从来不威权主义式地灌输价值观，而是通过引领学生阅读经典（他一直在新亚书院组织一个犁典读书会）、公共讨论、形成文字、师生互动等各种形式，尽可能给学生多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和价值资源。

我想，《相遇》除了对移民香港的大陆人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启示外，对意义虚无而犬儒盛行的大陆社会，尤有价值和意义。人生何处不相逢，《相遇》何必曾相识？唯有在《相遇》中，我们才似乎更亲切地看清了彼此，勾连了心息，形成了有温情和价值世界的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