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个有关自由的文化故事

20世纪后半叶，这里是仅有的半夜不用担心敲门的社会

从大英帝国顶峰时的吉卜林“这里为何人人都有铜臭味”，到末代港督彭定康上任前得到的警告：“你马上就要陷入一群只会谈论钱的人包围”，再到此刻的中国精英――不止一次，听住在香港的北京朋友感叹：“香港人，他们懂什么政治”。从有关政治结构的“行政吸纳制”到分析家庭组织“功利主义家庭”，一整套政治与社会理论，似乎也支持这直观感受。

2003年第一次去香港。扑面而来的湿漉漉的空气，还有那种特别的味道――潮湿的混凝土、海风、茶餐厅的烧味，混合在一起。对于我这一代人来说，香港像是另一个精神故乡。枪战电影、流行歌星、金庸小说、《龙虎豹》与叶玉卿，还有从旺角杀到铜罗湾的古惑仔，伴随着我们的青春。不知是令人赞叹还是汗颜，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600万人口的香港为10余亿人的中国大陆，提供着大部分的情感和娱乐服务。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经常往返于北京与香港之间。很多个夜晚，从机场坐A12路双层巴士像过山车一样驶向香港岛。道路总是清洁，一切都富规则，隧道是灰白交替的干净颜色，每隔200米就是一个EXIT的标。远处的高楼都在闪亮，黄色发红的光晕，雾气中显得迷蒙。在西环下车，总闻到一家专卖紫菜面条的小吃店中的汤味。瘦小的南方人在夜晚的街道上走来走去，说着一种我至今也未完全听懂的语言。

我当时在毫无头绪的研究一位商业人物。他是香港20世纪后半叶的代表人物，亲身经历也全力促成了当代香港的经济奇迹。在翻阅那些老报纸和当事人交谈时，很容易就浮现出那幅热气腾腾的景象。在这座典型的中国人城市中，创业精神到处弥漫，小企业兴起与死亡的剧目不停上演。在闷热的天气里，高级管理人员和工人一样汗流浃背地工作。而在这些个人故事里，金钱也从来不是金钱，它更代表对个人自由与尊严的寻求，创业者们想要主宰自己的命运。那些嘲笑香港人拥挤在马蜂窝式的高楼中的外来者，他们一定忘记了这些万家灯火还代表着更深的意义，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人世界里，这里是仅有的半夜不用担心敲门的社会。当人们总把香港描绘成一个伟大的经济故事时，它更是一个有关自由的故事。

“新关系”导致陆文化与港文化的新碰撞

而人们也往往忘记了，香港身上有关社会进步的故事。它从一个纯粹的殖民地，如何一步又一步变成了一个运转良好的中国人的城市；长期积累的物质财富，是如何转变成社会的进步；个人的自由选择与社会的合作和秩序，是如何达成一致，而传统又是如何与现代共存的――对于大陆人来说，这城市看起来既古老又崭新。你看得出光鲜的玻璃大楼，性感模特的广告牌；也有一个个宗亲会、同乡会与中药铺子，还有银行大厦后面传来教堂的祈祷声。

香港回归之时，也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时，之后的几年中，消沉的经济增长与房价的跌落，令很多香港人饱受“负资产”之苦，人们又对未来缺乏信心。不过，如今香港和内地之间的力量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我清晰记得，第一次到来时，香港人仍保持着某种习惯性的优越感，有时在餐厅，你要不由自主的讲英文，以期得到更好的对待。中国经济崛起的速度超越了所有人想象，贫穷与困顿仍在很多乡村与小城蔓延，但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已诞生了一个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和富有，不再向从前那样渴望香港的资金与经验。而香港则发现，多亏这些寻求IPO的中国公司、购买力旺盛的大陆游客、钱包鼓鼓的购房团，香港经济才保持增长。人们期待北京的新政策甚于一切。香港不再是中国未来的路标，反而倒像是一个装饰品。这种“新关系”，导致了陆文化与港文化的新碰撞。在地铁内一起简单争吵，都会引起了一场争论。这也是个充满嘲讽的插曲，一个多世纪前被称作“黄祸”的中国移民正是从香港中转出发，而现在的碰撞不是来自异族，却是当初那些“黄祸”的后代。

香港的诱惑仍在。大陆的孕妇们涌进香港医院，年轻父母们买光香港超市里的奶粉，中学毕业生们渴望进入香港的大学。这种诱惑也反映了中国的新现实――香港虽不再代表物质神话，却仍有值得信赖的公共系统与言论自由以及香港与内地不一样的文化。中国崛起中的另一面，也似乎在香港得到了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