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育仲裁院强制性仲裁条款的合理性分析

摘 要：实践证明，以仲裁方式解决日益增多的国际体育纠纷是现阶段最为理想的解决手段。而作为解决国际体育纠纷的主要机构，国际体育仲裁院在仲裁过程中所推崇的强制性仲裁条款却一直饱受争议。本文拟从学理和实证的角度对于强制性仲裁条款的合理性进行分析。

关键词：体育纠纷；强制性体育仲裁；强制性仲裁条款

一、国际体育仲裁院的强制性管辖权制度

经过多年的发展，国际体育仲裁院（CAS）从最初依附于国际奥委会到成立国际体育仲裁理事会（ICAS）以监督国际体育仲裁院的仲裁活动，再到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始设立的国际体育仲裁院特别分院以处理在奥运会期间发生的或者与奥运会有关的争议，国际体育仲裁院的实践活动极大的推动了竞技体育的发展，其作用在国际体育界以及国际仲裁和法律领域也愈显重要。根据《体育仲裁规则》和《解决与体育有关的争议的工作机构规约》（Statutes of the Bodies Working for the Settlement of Sports-related Disputes）之规定，CAS除了设立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以下简称“ICAS”） 以外，还下设了普通仲裁分院、上诉仲裁分院和奥运会期间的临时仲裁分院，分别处理直接向其提交的与体育有关的普通商事性质的体育纠纷、涉及有关体育组织决定的上诉争议以及在奥运会举办期间发生的各类体育纠纷。

比较分析CAS的普通仲裁程序、上诉仲裁程序和奥运会期间的临时仲裁程序，可以根据普通仲裁程序和后两类程序所处理纠纷的性质或管辖权来源的不同而将其区别开来。在普通仲裁程序中，由于争端多是因体育合同关系而发生的争议或纠纷，当事人一般是平等主体，此时的体育仲裁和商事仲裁较为相近，仲裁庭的管辖权也来自于体育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或争议发生后当事人所订立的仲裁协议。相对于普通仲裁程序所体现的仲裁机制的自愿性特征，上诉仲裁程序和奥运会期间的临时仲裁程序中的仲裁条款，当事人对于纠纷解决方式的协商性就被大大的被弱化了，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协议具有了某种强制性的特征，即我们通常提到的CAS的强制性仲裁管辖。

二、国际体育仲裁院强制性管辖权的合理性分析

近年来，CAS的上诉仲裁程序和奥运会举办期间的临时仲裁程序中所体现的强制性仲裁条款逐渐受到了一些体育界人士和法律界人士的批评和责难。前者如1984年美国奥委会主席沃克Walker就对运动员签署放弃诉诸法院的文件表示怀疑，并指出除非运动员相信该程序是公正和提供了正当程序保护，否则他们不会签署将放弃法院对争议的管辖权的文件。另外，时任美国奥委会官员的Schiller及著名运动员Johnson 和Dan O’Brien等也持有相类似的观点。而美国体育法学专家Melissa R. Bitting 及我国一些学者则从可仲裁性问题，公共政策问题及胁迫和不合理性的角度提出了对于CAS强制性仲裁条款的质疑。

那么，是否如上述学者所指出的，考虑到仲裁的最基本原则是双方自愿接受仲裁，因此上述强制性仲裁条款就不应该得到承认和执行，甚至将诉诸仲裁认为是压迫弱小方的工具而不是作为公平的手段呢？

笔者针对国际体育仲裁院关于上诉程序和奥运会期间临时仲裁中强制性仲裁条款的合理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从意思自治的角度出发，体育仲裁的强制性仲裁条款具有合理性

众所周知，意思自治原则作为民商事领域中最为重要的原则，表现为当事人有权独立实施自己的私法行为，有权决定是否缔结合同或是否将争议提交仲裁。但即使是在倡导意思自治的今天，商业交易中也还是广泛存在着格式合同、格式条款。这些格式合同或条款虽然也一直饱受当事人的争议，但其在商事交易中所具有的诸如快速，简便的优势却是那些基于当事人合意产生的合同所不能取代的。纵观当今世界各国的实践，强制性体育仲裁条款有一个固定的格式，运动员只需在表格中签上自己的名字即可。各国立法和判例大多也认为这些强制性的体育仲裁条款属于合同的一种，其所起的作用类似于格式合同或条款。因此，这些带有强制性色彩的体育仲裁条款也应该得到当事人，尤其是运动员的尊重。

（二）从风险负担的角度分析，体育仲裁的强制性仲裁条款具有合理性

针对CAS强制性仲裁条款是否会对运动员的工作机会造成消极影响的这个问题，笔者就此专门询问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临时仲裁庭的仲裁员刘驰律师。根据刘律师的介绍，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具有民间性质的综合性运动会，产生争议的情况并不多见，而最终提交仲裁的就更是罕见了。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例，共有近11468名运动员参加了本届奥运会的比赛，而临时仲裁院最终受理的争议仅为9件。统计数据也表明，自1996年在亚特兰大奥运会设立临时仲裁院以来，截止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总共七届奥运会中（包括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CAS临时仲裁庭受理的关于运动员参赛资格争议的案件仅为25起。这种比例极低的仲裁裁决给运动员带来的负面影响或风险完全是在运动员所能承受的风险范围之内。加之由于奥运会临时仲裁机构的仲裁程序十分规范，因此真正会给运动员带来不利影响的情况更是较为罕见的。

（三）从价值目标的角度考虑，体育仲裁的强制性仲裁条款具有合理性

这里所涉及的公平和效率并不是单纯个体意义上的公平与效率，而是指两者所达到的平衡，即公平与效率配置的最优化。公平是包括体育仲裁在内的所有纠纷解决机制所共同倡导的，而效率也是诉讼及其他纠纷解决办法所追求的。但体育纠纷的解决对于时效性的要求要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的社会纠纷，从某种意义上说，效率甚至要高于公平，效率是解决国际体育纠纷的核心。对于从事竞技体育的个体来说，大多数体育纠纷会涉及到运动员的切身利益，而运动员的运动周期相对而言较短，如果相关体育纠纷得不到解决，将很有可能使他们错过从事竞技体育的最佳时期。相对于具体的体育赛事而言，由于其都有固定的时限，如果超出了这些时限，那么体育纠纷的解决对相关的当事人都将失去意义。经过近些年的仲裁实践，体育仲裁制度的强制性仲裁条款使得其公平和效率的价值目标得到了更好的保障，公平和效率正是以通过排除其他解决纠纷方式的强制性仲裁条款的方式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点。可以说，竞技体育强烈的时间性要求和解决体育纠纷所追求的高效性的价值取向，决定体育仲裁不能全部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某些体育纠纷的解决必须依赖于强制仲裁，才能真正保障体育纠纷当事人的权利。否则，会出现司法裁决作出后，胜诉的一方也有可能因为时间等因素而无法实现其合法权益。

（四）从体育职业化角度研究，体育仲裁的强制性仲裁条款具有合理性

虽然竞技体育发展为一个产业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运动员的职业化也只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但体育产业化、职业化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力却是不可低估的。在这背后，对于利益的追求已经成为现代体育的一个重要目标。各种媒体，尤其是新兴传媒的介入，使得体育比赛不再是单纯的竞技运动，而更多的成为了商业运作的对象。比如各国对于申办世界杯或奥运会等大型赛事的热衷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举办赛事所带来的巨额利润。因此，我们很难想象对于一个具有激烈甚至是不可调和利益冲突的国际体育争端，某个国内法院能够做出公正地裁决。正如美国联邦法官波斯纳在米歇尔诉美国国家奥委会中所评价的：“没有什么组织比法院来裁定运动员的参赛资格或者决定参赛资格的程序更不合适的了。”[]相比而言，由于CAS即不是国际奥委会的下属机构，又独立于各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因此由国际体育仲裁院作出裁决的公正性无疑会大大增强。

（五）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体育仲裁的强制性仲裁条款具有合理性

首先从信息不充分或不对称角度出发，相比与各国的内国法院，CAS机构中工作的仲裁员都是在体育领域拥有专业素养的法律专家。因此，当争端的当事人在竭尽全力地向那些外行法官解释案件中的技术性问题时，由专家组成的CAS仲裁庭能够很快的将当事方的注意力集中到纠纷的实质性问题上来，而这样能够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不恰当的拖延和不必要的费用。其次，从父母式关爱主义来考虑国际体育争端的特殊性，就能明显的体会到排除其他救济手段的必要性。即之所以要干预争端当事人对于救济机制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可能对已有的信息进行不当的理解和处理并作出对他们自身不利的决定。相反，国际体育仲裁院有义务公正而有效的解决相关争议，也有专门的技术人员支持，能为上述那些人作出比他们自己决定更优的决定。比如，运动员被检测出体液中含有类固醇物质，是否就足够构成一项使用兴奋剂的指控？在这些问题上，如果求助于司法途径解决，往往得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也恰恰证明了创建体育仲裁院是为了填补越来越多的体育争议纠纷被驳回或者得不到妥善解决的漏洞。

（六）从实践意义的角度出发，体育仲裁的强制性仲裁条款具有合理性

在谈到CAS的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通过确立CAS在国际体育争端中的强制性管辖权，可以促进各种体育纠纷解决机制的统一，特别是当该体育纠纷的法律关系中包含国际性因素时。在国际体育界，各单项国际体育组织和体育联合会都迫切的需要一个统一和一致的裁决。将所有各国国内和国际的体育仲裁机构受理的体育纠纷统一授予CAS管辖，形成一个解决国际体育纠纷的唯一中心，保证统一的解释和适用规则的唯一方式。[]这对于维护体育争端解决的统一，进而促进竞技体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三、结语

CAS自成立以来，以其专业性、灵活性、经济性，赢得了越来越高的声誉。而改革后的CAS有理由让人们相信它是一个可靠地、有效地解决与体育有关的纠纷的机构，它具有众多体育仲裁机构的优点，其运作已经超越了其他一些机构的实践，它的客观性和独立性能够保证其处理的结果是公平合理的。另外，国际奥委会赋予了CAS解决具有全球影响的体育纠纷的国际权威，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的生命力还是取决于它对体育仲裁院程序和手续的利用：意识到个人权利的运动员宁愿选择放弃那些权利，作为对他们的补偿，必要的保障是前提。[]

随着影响运动员和体育组织的各种纠纷的不断增加，以及人们对于奥运会关注的持续升温，国际体育仲裁院下设的上诉仲裁庭和奥运会举办期间的临时仲裁机构的作用将日渐重要。CAS上诉程序和临时仲裁机构仲裁的争议是属于纪律性或惩戒性的争议，并且是因已决争议而引起的争议，需要运用专门的体育知识和法律知识进行仲裁，适用强制性仲裁条款约束有关的当事人并以此确立自己的管辖权不失为一种恰当的选择。[]同时，这两类程序中所蕴含的强制性仲裁条款也将会把世界范围内更多的体育争端纳入到国际体育仲裁院的管辖范围之内，其结果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黄世席.《国际体育争议解决机制研究》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 第127-129页

[2]郭树理.《国际体育仲裁的理论与实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 第216-245页

[3]郭树理.《CAS体育仲裁若干问题探讨》《比较法研究》，2004年 第5期 第132-144页

[4]杨洪云 张杰.《论体育纠纷的争端解决机制》《体育学刊》，2002年7月 第9卷第4期 第29-32页

[5]黄世席.《国际体育仲裁中的管辖权问题研究》《当代法学》, 2006年7月 第20卷第4期 第11页

[6]朱文英.《CAS关于纪律处罚争议仲裁若干问题的思考》《南京体育学院报》,第21卷第5期 2007年10月 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