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的生态学转型

毫无疑问，人类正处于困境之中：一方面，全球性进步有目共睹；另一方面，生态灾难早已不再是传说，全球气候变暖和深度污染正威胁着所有物种的生存。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文学研究应该有怎样的作为？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一场学术研讨会于9月15日在北京时代书局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生态批评家协会、深圳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时代书局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深圳大学、厦门大学、南京理工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的20多名学者进行了深度对话。在对话中，他们讨论了文学研究转型的必要性，梳理了生态文学研究可以借鉴的思想资源，展望了中国生态文学研究的前景，提出许多富有建设性的观点。

一、危机与拯救：文学研究全面转型的必要性

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这是与会学者的共同立场。在他们看来，生态危机既是挑战，也为学术研究的转型提供了难得的机缘。以往的学术研究受制于人类中心论的范式，难以创造性地应对生态危机，日益暴露出其致命欠缺。要使学术活动成为一种拯救性力量，改变研究范式已经势在必行。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进行转型，而是如何推动转型的完成。对于转型的实质和内涵，与会学者进行了多样化的概括：从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余谋昌）、以生态视野代替人类中心主义（高旭东、王晓华、赵白生）、采用参与自然循环的有为策略（李庆本）、超越消费主义的生活观（宋丽丽）、致力于人类心灵的绿化（马永波、张华、仝晓锋）、重视文学艺术中已经发生的生态学转型（陈晓明），等等。

作为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介入生态文化建构的资深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余谋昌总结了生态文学的诞生机制：20世纪中叶，工业文明达到顶峰，经济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跃进，但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资源枯竭等生态危机也随之出现了；为了应对危机，人类开始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这种转向从观念开始，体现为对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法学、生态文学的建构；从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1948）到雷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1962），西方生态文学形成了自己的初步形态；在中国，自徐刚的《伐木者醒来》（1986）开辟了环境文学的先河后，生态文学创作、生态批评、生态美学已经出现共同发展的良好态势；不过，文学研究的生态学转向还远未成为主流选择，大多数文学研究家的心灵还有待“绿化”，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正在走向新的地平线，还身处转向的“途中”。

如果说中国生态文学研究还处在转向的过程中，那么，向何处去就是个必须回答的紧迫问题。对此，清华大学教授宋丽丽进行了全面的思考。在参会论文《生态文学的反思》中，她提出转型期的文学研究应该审视和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观、机械主义的自然观、科技主义文明观、消费主义经济观。总而言之，文学研究不能再停留在受制于上述观念的现代化视域中。超越现代性是当今生态文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宋丽丽教授的发言代表了与会学者的共同思路。在清理科技主义文明观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旭东提出：我们以前秉持科学至上的理念，但实际上科技与人文之间具有内在的紧张关系；要推进生态文学研究，就不能不寻找超越这种紧张的道路；中国早期的浪漫主义者（如郭沫若）赞美工厂冒出的黑烟，称之为世界的名花——美丽的黑牡丹，表达的就是一种单纯的现代化理念，其核心就是对科技的崇拜；现在，中国等后发现代化国家要追赶西方世界，以科技推动发展仍是人们追求的目标；正因为受这种生存情境的制约，中国的生态文学还不是主流；只有大多数人都能正视现代性中的内在紧张（如科技与人文的冲突），文学研究的生态学转向才算取得了成效。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林精华也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对生态危机的反思还远远不够彻底，甚至还没有达到俄罗斯文学家的已有成就。

在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的欠缺时，与会学者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国人对现代性的迷恋——我们还处于现代化的途中，尚未充分意识到内蕴于现代性中的风险和危机。现代性的核心是人-自然的二分法，正统的现代性理念往往表达了两种乐观主义：其一，人处于宇宙的中心，其利益和福祉最为重要；其二，通过不断征服自然，我们可以进入持续进步状态，享受终极的幸福和快乐。实际上，这两种观念都没有根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启超认为：人既没有权利将自己定义为中心，也不可能将征服进行到底，在无限的宇宙中，人不过是渺小而短暂的存在，中心主义不过是这个物种的幻觉；当人企图控制自然和机器时，他也被自然和机器所控制，企图强行突破这种辩证关系，就会造成全面的危机；人类必须重新选择生存方式，以生态观超越人类中心论，关怀我们身处于其中的生态体系；有了这种思路，文学研究就会呈现出另一种面貌，批评家便能看到他之前看不到的东西，如人类中心论的荒谬、进步主义的内在悖论、当下文学作品中已经显现的生态意识。

与会学者认为，改变研究范式并非人类对自然的恩赐，而是偿还生态债务的必要方式。在人类中心论的支配下，自然的一切都被看成人类造福的资源。随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的出现，人类逐渐异化为地球上的掠夺者，奴役自然的发展观造就了深重的生态危机。正因为人类的行为造就了普遍的痛苦，我们才需要偿还生态债务。从这个角度看，今后的生态文学创作和研究都属于人类赎罪行动的一部分。赎罪的对象不仅是自然，而且包括被压抑的人类群体（如有色人种、妇女、小孩）和文化（如前现代文化）。当赎罪的文学家将文学升华为拯救性力量，一条新的地平线将清晰地显现出来。

二、转型过程中的文学研究要重视已有的精神资源

在追查文学研究转向的具体踪迹时，与会学者认为：这种转向看似历史短暂，但它绝非突然出现的偶然事件。没有各种精神资源的支持，我们不可能对生态危机作出如此全面的反思。要推动文学研究的生态学转向，就不能不重视和回到已有的精神资源。事实上，珍惜已有精神资源与珍惜自然资源同样重要，其本身就是一种救赎性的行为，属于生态学转型的内在构成。

在与会学者看来，生态文学研究可以借鉴的资源主要有如下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