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治理研究综述

【前言】全球价值链治理研究综述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经济全球化在过去的20、30年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经济活动不再局限于一个或数个国家，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组织生产、提品和服务。与此同时，大型纵向一体化跨国公司出现组织分解(fragmentation)和业务外包(outsourc-ing)，互相竞争的跨国公司之间组成联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4BJY063)

作者简介：吴建新(1972―)，甘肃天水人，暨南大学国际贸易专业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管理；

刘德学(1961―)，吉林九台人，暨南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

摘要：全球价值链理论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治理是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文章按照相关文献的发展顺序，对全球价值链治理的理论做了系统的梳理，客观的评价了现有文献的贡献和不足，最后就全球价值链治理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网络；治理；综述

经济全球化在过去的20、30年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经济活动不再局限于一个或数个国家，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组织生产、提品和服务。与此同时，大型纵向一体化跨国公司出现组织分解(fragmentation)和业务外包(outsourc-ing)，互相竞争的跨国公司之间组成联盟，为了生产某种产品，需要许多不同国家的企业通过分工和协作才能完成，企业之间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呈现出明显的网络特征。同时，企业之间的竞争变成了网络之间的竞争。这些新的现象无法用现有的国际贸易和跨国公司理论来解释，促使经济学家去寻找新的理论框架来更好地解释现代经济活动。全球价值链理论就是经济全球化理论中的重要一支，它以原有的商业价值链理论和生产网络理论为基础，提出了新的理论框架，试图分析现代全球化经济活动的特征和发展趋势。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是该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对现有的文献进行总结和分析将有利于进一步的研究。

一、全球价值链的定义及研究内容

在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们曾采用了不同的称谓，如价值链、商品链、生产网络、企业网络、价值网络和投入产出分析等。

斯特恩(sturgeon，2001)从组织规模(organizational scale)、地理分布(geographicscale)和生产性主体(productive actor)三个维度来界定全球价值链。从组织规模看，全球价值链包括参与了某种产品或服务的生产性活动的全部主体；从地理分布来看，全球价值链必须具有全球性；从参与的主体看，有一体化企业(女HPhillips,原IBM等)、零售商(女HSears，Gap等)、领导厂商(如戴尔，耐克等)、交钥匙供应商(如Celestica，Solectronic)和零部件供应商(如英特尔，微软等)。他还对价值链和生产网络的概念进行了区分：价值链主要描述了某种商品或服务从生产到交货、消费和服务的一系列过程，而生产网络强调的是一群相关企业之间关系的本质和程度。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定义最有代表性：全球价值链是指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购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分配，当前散布于全球的处于价值链上的企业进行着从设计、产品开发、生产制造、营销、交货、消费、售后服务、最后循环利用等各种增值活动。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全球价值链主要从纵向维度来研究全球经济组织，而全球生产网络则更倾向从纵、横两个维度来研究经济组织。产品越复杂，其生产包括的工序越多，其纵向维度更长；产业越庞大，专业化分工越有可能获得规模经济，其横向维度也会更发达，因而也更有可能形成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生产网络。全球生产网络可以被认为是全球价值链发展的高级形式，而全球价值链既可以看作是生产网络的初级形式，也可以理解为是对全球生产网络的抽象和简化，这种抽象和简化对于理论研究来说又是必要的。因此，全球价值链治理可看作全球生产网络之治理。

目前对全球价值链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全球价值链的治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是指价值链的组织结构、权力分配，以及价值链中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协调。目前对全球价值链治理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治理模式方面，虽然Kaplinsky和Morris(2000)借鉴西方社会三权分立的原理提出了一个价值链治理的分析框架，即价值链中立法治理、执行治理和监督治理，其中的部分原理在实证研究中有所体现，但理论上还很不完善和系统。本文也将以治理模式研究的发展过程为主线展开。二是全球价值链的升级，主要研究升级的机制、类型和路径等。三是价值链中经济租的产生和分配，包括进入障碍，经济租产生的来源(如技术能力、组织能力、技能和营销能力等核心能力)，租金的分配等。价值链研究的这三个方面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其中治理居于核心地位，它决定了价值链中的升级和租金的分配。

二、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初级探索

对于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研究，始于对企业间关系的研究，一般都遵循从单个产业或产业集群到理论框架的归纳模式，因此早期的研究是从产业集群和生产网络开始的。

1990年，网络学家普维尔(Powell，1990)将生产网络的治理结构分为三种：市场、网络和层级组织，并从一般基础、交易方式、冲突解决方式、弹性程度、经济体中的委托数量、组织氛围、行为主体的行为选择、相似之处等方面对三种经济组织形式进行了比较。

John Zysman等(1997)研究了亚洲跨国生产网络的类型和决定因素。他们发现，决定亚洲生产网络类型的是领导厂商的母国治理结构、领导企业的结构和海外生产动机。东道国的工业基础、资源禀赋等比较优势和政府政策对生产网络的影响很小，因为在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大环境下，东道国很难控制外国投资的种类和网络主体之间的关系。他们从两个维度区分网络类型：垂直性／水平性，即网络中企业之间合作关系的持久性和力量对比；开放性／封闭性，即网络外企业进入的难度。据此可将亚洲生产网络分为四类：

(一)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垂直封闭式网络

日本公司的海外机构一般受总部的高度控制以维护总部的权威和核心技术能力，因此其治理结构是层级型的垂直一体化模式。以日企为主导的跨国生产网络一般由领导企业率先将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然后日本供应商跟进投资。对东道国当地的采购仅限于附加值低的原材料和简单零部件，技术要求较高的零部件一般由跟进的日本供应商提供或从母国采购。

(二)以美国为代表的垂直开放式网络

供应商有较大的自，较高的市场灵活性，海外生产的附加价值较高。领导厂商愿意向东道国供应商提供较多的指导和技术支持以提高供应商的能力，将生产外包，自己则转向附加值更高的产品研发、系统集成和软件等环节。

(三)以台湾为代表的水平开放式网络

网络主体之间的关系比较灵活和复杂，经常变更合作伙伴。厂商的专业化程度较高，力量对比不很悬殊。

(四)以海外华人为代表的水平封闭式网络

共同的种族、文化、语言和人际关系为企业间的合作与协调带来了便利，同时也构成了网外企业的进入壁垒。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

生产网络的封闭性问题很重要，这是因为与封闭型生产网络相比，开放型生产网络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更有利，例如，开放型的以美国企业为领导的全球生产网络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推动效应更大。而全球生产网络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之一就是生产网络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

格里菲等(Gereffi and Korzeniewicz，1994)在对美国零售业价值链研究的基础上，将价值链分析法与产业组织研究结合起来，提出全球商品链分析法，并区分了两类全球商品链：购买者驱动型和生产者驱动型。购买者驱动型商品链是指大型零售商，经销商和品牌制造商在散布于全球的生产网络(特别是奉行出口导向的发展中国家)的建立和协调中起核心作用的组织形式。购买者驱动型全球商品链是通过非市场的外在调节(explicit coordination)而不是直接的所有权关系建立高能力的供应基地来构建全球生产和分销系统，如沃尔玛、家乐福等大型零售商，耐克、锐步等品牌运营商和伊藤忠式贸易公司等跨国公司控制的全球生产网络。

生产者驱动型商品链是指大的跨国制造商在生产网络的建立和调节中起核心作用的垂直分工体系。在生产者驱动链中，制造先进产品如飞机等的制造商不仅获得了更高的利润，控制了上游的原料和零部件供应商、下游的分销商和零售商。通过比较生产者驱动型全球商品链中的非市场外部协调和传统的垂直一体化企业的内部协调，格里菲指出了生产者驱动在促进商品链中各国产业共同进步的重要作用。

格里菲的商品链分析方法的意义在于指出了某些类型商品链的驱动力。但是，全球价值链形成的动力机制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有些全球价值链可能是多头驱动甚至购买者和生产者混合驱动的，而不是单头驱动的；其次，政府和大的供应商也可能成为价值链的驱动者，如PC产业的Intel。此外，正如格里菲所指出的，商品链分析法太过简单，没有抓住价值链的主要特征，有许多已有的典型网络组织形式没有被包括进去。因此，这种商品链分析方法在实证研究中已经较少采用。

三、斯特恩全球生产网络治理的国别模型

斯特恩和李(Sturgeon and Lee，2001)通过对电子产业中合同制造的研究，以产品和工艺的标准化程度为基础，区别了三种供应商：1．通过正常市场关系提供标准产品的“普通商品供应商”；2．受购买者高度控制，使用专用设备生产并提供非标准产品的“俘虏型供应商”(Captive supplier)；3．使用非专用设备生产，向购买者提供定制产品全承包服务的“交钥匙供应商”。

后来，斯特恩(2002)又做了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生产网络的国家模型：日本模型，德国模型，意大利模型和美国模型(见图1)。

这些生产网络可以分为三类：领导型(日本和韩国)，关系型(德国、意大利和东亚的海外华人)和模块型(美国)，并对它们的特征进行了对比。日本式生产网络属于层级制或领导型，该类网络一般由总公司对海外分支机构实施较强的控制，或由一个领导厂商协调各层次俘虏型供应商。供应商高度依赖一个或数个领导厂商，供应商和领导厂商之间的力量是不对称的，领导厂商通过技术指导和投资支持来控制供应商。供应商和领导厂商之间的关系是长期的、稳定的，对新供应商有较高的进入门槛。这种领导型生产网络是日本著名的精益生产系统(Lean Production System)的基础，曾经在汽车等产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关系型生产网络的治理主要依赖网络主体之问的社会关系(如声誉和信任)，而不是领导厂商的权威。这种生产网络往往植根于社会经济体系之中，由于家族或宗族关系原因，交易成本较低，企业与工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具有很好的市场适应能力。这种关系型生产网络常常与一定地域的产业集聚相联系。如意大利北部的工业区，海外华人在东亚的以家族为纽带的业务网络等。

模块型生产网络中的供应商向领导厂商提供全承包服务，除了设计外几乎不需要领导厂商的支持或投入。网络中企业间交流的频率，强度和相互依赖程度都较关系型生产网络低。交易和沟通是通过高度格式化的程序实现的，企业之间不需要空间上的临近性和文化的相似性。模块型生产网络中企业之间的关系不如关系型那么稳定，在发生冲突或不满意时可以随时更换合作伙伴。

此外，他还对比了三种网络的绩效，认为在全球化的环境下模块型生产网络与其它生产网络相比有更好的经济绩效，正是模块型生产网络提高了美国在电子信息产业的竞争力，造就了美国90年代以来的“新经济”。

斯特恩的贡献首先在于提出生产网络治理的国家模型，揭示了国家背景和文化禀赋对价值链治理的重要影响；其次，斯特恩将普维尔的“网络”做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细分为关系型生产网络，领导型生产网络和模块型生产网络；最后，他对不同类型生产网络的竞争力和绩效做了对比分析，发现了文化对经济组织模式的重要影响，初步揭示了产业特征、文化禀赋和经济组织治理模式之间的复杂关系，开辟了全球价值链研究的新视角。斯特恩模型的缺点是仅仅指出了各种网络的特征，没有通过几个主要的变量来区分各类网络，体系上不够完善和严谨。此外他认为模块型生产网络具有更好的经济绩效也太过绝对化，生产组织的绩效取决于产业特征、治理模式和文化禀赋等相关因素的有效契合，因此很难说模块型生产网络就是绩效最好的组织治理模式。

四、格里菲的全球价值链治理范式

格里菲等(Gereffi，2003)在普维尔与斯特恩等人生产网络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抽象，结合价值链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技术能力与企业学习等理论提出了一个比较严谨、完整的分析框架。他们首先归纳出五种典型的全球价值链治理方式，按照链中主体之间的协调和力量不对称程度从低到高依次排列为：市场，模块型，关系型，领导型和层级制。然后通过企业问交易的复杂程度、用标准化契约来降低交易成本的程度(对交易的标准化能力)和供应商能力等三个变量来解释五种价值链治理方式(如表1)：

市场：通过契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产品比较简单，供应商能力较强，不需要购买者太多投入，且资产的专用性较低时，就会产生市场治理。这时，交易比较简单，双方只要通过价格和契约就可以很好地控制交易的不确定性，不需要太多的协调。

模块型：产品较复杂，供应商的能力较强，其

资产专用程度较高，买卖双方的数量虽然有限，但仍有一定的市场灵活性，更换合作伙伴较容易。双方交流的信息量较市场型大、较复杂，但能够通过标准化契约来较好地降低交易成本，因此，需要的协调成本也不高。

关系型：产品复杂导致交易复杂，双方需要交换的信息量大且复杂，供应商的能力较强，领导厂商和供应商之间有很强的互相依赖。但双方可以通过信誉、空间的临近性、家族或种族关系降低交易成本。双方常常可以通过面对面的交流进行协商和交换复杂的信息，需要较多的协调，因此，改变交易伙伴比较困难。

领导型：产品复杂，供应商的能力较低，需要供应商的大量投入和技术支持，供应商为了防止其它供应商竞争，将其资产专用化。供应商对领导厂商的依赖性非常强，很难改变交易对象，成为“俘虏型供应商”。领导厂商通过对供应商高度控制来实现治理，同时通过提供各种支持使供应商愿意保持合作关系。

层级制：产品很复杂，外部交易的成本很高，而供应商的能力很低时，领导厂商不得不采用纵向一体化的企业内治理方式。因为交易可能涉及到领导厂商的核心能力如隐性知识、知识产权等，领导厂商无法通过契约来控制机会主义行为，只能采用企业内生产。

此外，格里菲还研究了价值链治理的动态性问题。随着时间的发展，决定价值链治理模式的三个变量将发生变化，价值链的治理模式随之发生变化(如表1箭头所示)。这种动态变化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如在自行车行业，由于规模经济、标准化和供应商能力的提高使治理方式从层级型转向市场治理；服装行业由于交易复杂程度的降低和供应商能力的增强由领导型发展为关系型；在美国电子产业，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使治理方式从层级型(垂直一体化)发展为模块型。

三个变量产生变化的原因主要来自三方面：首先，领导厂商采购要求的提高相对降低了供应商的能力，同时增加了交易的复杂程度；其次，创新和标准化是一对矛盾，创新会降低标准化能力；第三，供应商的能力随时间会发生变化，学习会提高企业能力，引入新供应商竞争、新技术革命和领导厂商采购要求的变化都会影响供应商的相对能力。

格里菲的全球价值链治理范式是目前最严谨的一个，它涵盖了目前发现的多数典型的全球价值链类型，重要的是，格里菲不但研究了每种治理模式的特点，而且引入了更多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将特征变量化，具有较好的理论基础。但是，格里菲的范式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第一，该理论中的治理模式仅限于领导厂商和较高级供应商之间的关系，但在具体的行业价值链中，可能包括更多的上游和下游主体；第二，模型中的前两个变量(交易的复杂性和交易的可标准化程度)有很强的相关性，实际上这两个变量都是通过影响交易成本来决定价值链的治理模式，但影响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不止这两个；第三，把三个变量简单地划分为高低两个维度可能不够准确，比如模块型中交易的标准化能力高于领导型，但低于市场型；第四，文化禀赋、公司战略、政府政策和国内和国际的制度对价值链的治理有重要的影响，但在格里菲的模型中却没有提及；第五，格里菲的模型没有说明价值链中各个链节(nodes)的区位问题，即为什么不同的链节会分布在不同的地区或国家。

五、总结和展望

现有文献对全球价值链的概念、类型、特征和治理模式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讨，但不得不承认，关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研究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做深入的研究。

(一)研究范畴

首先，目前主要研究的是生产商和销售商的治理，而忽略了其它治理主体。我们知道，消费是价值链中的重要一环，然而几乎所有关于价值链治理的文献中却都忽略了消费环节，在价值链的治理者中，不仅仅是生产商和销售商，在许多价值链中，用户(如中国移动)也是重要的治理者，用户通过制定规则(如特殊质量和规格要求、供货的及时性和频度等)和监督激励措施(如降低价格，减少订单甚至停止交易)等对价值链进行治理。此外，价值链作为经济社会中一种企业间组织，除了价值链内部关系的协调和管理外(内部治理)，必然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还存在外部治理，如文化习俗、质量标准、环保标准、劳工标准、政府政策、国际规则的影响。如近年来流行的IS09000质量标准．IS014000环境标准、SA8000劳工标准等都属于外部治理。外部治理主体包括政府、政府间组织(如WTO)、非政府组织(如国际人权组织，环保组织等)。

其次，目前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模式和特征方面，多数研究仅仅以解释和判断价值链的模式为目的，缺乏对价值链之间竞争优势的比较，即不同价值链的绩效问题的研究。只研究治理而不研究经济绩效显然是不全面的，治理仅仅是手段，绩效才是目的。经济全球化把企业间竞争转变为系统竞争(即全球价值链的竞争)，在高度分工和生产全球分布的条件下，价值链中任何一环的非效率都会影响到整个价值链的竞争力和绩效。例如，在著名的丰田just-in-time生产体系中，任何一个供应商如果不能按时供货，整个生产线都会停产。要研究全球价值链的绩效问题，就必须考虑其治理模式、产业特征和文化禀赋等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全球生产网络是全球价值链发展的高级模式，不同的生产网络之间不但有竞争，还存在供应商的重叠和共享，这些关系都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第三，以治理模式为主的研究虽然比较模型化，但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过度的抽象损害了其对现实的解释力。随着全球化和分工的发展，价值链的链节(node)越来越多，构造更趋复杂，很难用几种模型来概括。这就需要新的分析框架来解释，前面提到的Kaplinsky和Morris(2000)的三权分立(立法，执行和监督)治理分析法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该理论认为，在价值链中，也存在立法治理、执行治理和监督治理。与政治体制不同的是，价值链中的治理并不是三权分立的，当然也不像有些价值链模式(如领导型全球价值链)中所描述的那样似乎某一个主体拥有全部治理权。这也是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复杂所在，但是该分析框架还不够系统和深入。

(二)研究方法

首先，微观的组织分析和量化分析不够深入，定性分析、社会学和管理学的分析方法还处于主导地位。目前从事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主要是一些社会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因此经济学方法的应用较少，理论体系不够严谨和系统。如前文所述，即使在格里菲的治理范式中也存在变量的设置等诸多问题。

其次，尽管提出了价值链的动态问题，但静态和比较静态的研究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价值链的动态性和价值链的升级密切相关，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产品的复杂程度、分工程度、跨国程度都大大提高，为了解决产品的接口问题，全球价值链趋向模块化、标准化；同时，随着科技创新速度的加大，产品结构、甚至产业结构的变化都在加速，标准化和创新作为一对矛盾，影响着价值联的动态变化。然而，影响价值链动态变化的不仅仅是标准化和创新，显然还有其他的动力机制。目前，全球价值链动态发展的动力机制、路径都还很不清楚，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予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