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美联储加息之我见

中国面对美联储反复加息与新兴经济动荡的危险，不能仅仅限制资本外逃，更应该防范国际热钱的涌入做空。

美联储加息背景

2016年12月美联储推出了特朗普当选后的首次加息，有些学者认为这是美联储逢迎特朗普的示意讨好行为。特朗普的确指责过美联储维持低息刺激股市泡沫，宣称这是出于帮助奥巴马维持虚假繁荣的政治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特朗普就主张提高利率政策。特朗普反对的是美联储通过低利率刺激虚假泡沫式繁荣，而并不反对通过低利率来降低基建计划的融资成本。

2008年危机以来美联储一直维持着接近零的低利率，这是因为华尔街坏债缠身，需要财政、货币政策的巨资救市。联邦政府的债务和美联储的信贷都出现了急剧的扩张，稍微提高利率就会大大增加联邦政府债务的利息负担，还会令财务不佳的大银行难以承受并濒临破产，依靠美联储放水维持的各种资产泡沫也可能崩盘。

2015年12月美联储提高利率曾经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暴跌，现在美联储又冒然加息，可能导致全球金融动荡重演。这种情况发生在各国协调政策之前可能导致全球危机。全球资产泡沫破裂将会大大加剧国际贸易萎缩的严重程度，生产过剩和泡沫破灭相互共振可能导致类似大萧条的特大危机，大大增加各国扩大基建投资刺激经济的难度。华尔街做空各国货币可能诱发竞相贬值的汇率战争，特朗普还可能借口中国操纵汇率征收关税发动贸易战争，促使中美贸易急剧滑坡，加剧全球经济衰退风险。

防范恶意做空中国市场

中国面对美联储反复加息与新兴经济动荡的危险，不能认为只有国际热钱撤离的单向波动危险，不能仅仅限制资本外逃，更应该防范国际热钱的涌入做空。

2017年美联储反复加息很可能刺破全球资产泡沫，此时中国以防范债务风险为借口引入CDS（信用违约互换）就仿佛引入金融核弹，将会成百倍扩大全球资产泡沫破灭带来的相互共振冲击。

中国已经有许多金融衍生品造成惨重损失的例子，如中航油、中信泰富以及国企、民企的巨额亏损案例，造成中国新兴富豪巨亏的累计期权衍生品案例等。国资委曾明令禁止央企参与金融衍生品交易，但金融部门却没有出台类似法规防止金融国有资产流失，应该试点将金融国有资产纳入国资委的统一管理。

信用违约风险是企业、银行经营风险的组成部分，必须依靠企业努力改善经营、提高效益来降低风险，依靠银行深入调查、筛选和监督贷款客户来控制风险。企业、银行信贷风险不同于分散的火灾、车祸风险，宏观周期因素会促使贷款存在同时违约风险，保险机构难以通过鼓励广泛参保来分散信贷违约风险。

倘若企业、银行可以依靠购买CDS来规避信用违约风险，那么企业、银行就根本不需要努力经营来降低风险，而有责任、有能力控制风险的企业、银行放松努力，就意味着出现保险机构根本没有能力消除的大量经济风险，结果整个经济中存在的风险非但未减少反而大量增加，远远超出保险机构的赔付能力并酿成更大的债务违约危机。

更为危险的是，企业、银行还会发现通过购买大量的信用违约避险产品，然后不去费力气经营而是采用欺诈手段故意信用违约，反而能够骗取保险获得比遵守信用合同更高的暴利，这样就会导致企业、银行丧失经营积极性转向欺诈作弊，这正是美国引入CDS信用违约避险产品后欺诈泛滥的原因。

中国应该针对CDS进行三组有控制的局部对比试验，第一组可选择钢铁、煤炭、房地产债务引入CDS衍生避险工具，试点规模必须确保负面效应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重点观察CDS带来各种危害的原理机制和防范措施。

其中一个分组像美国那样允许CDS超过避险债务规模，允许CDS衍生产品在金融市场上自由定价、销售，考察这种试点方案中对交易各方利益和风险的影响；另外一个分组不允许CDS超过避险债务规模，仅仅允许其像火灾保险那样对需要避险的债务人销售，重点考察是否会降低企业、银行控制风险的警惕性、积极性，债务人是否会购买债务保险后故意违约套取骗保暴利，如何及时发现、甄别、制止和惩罚类似的欺诈骗保行为。

第二组试验通过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办法控制盲目投资带来的债务风险。中国应该鼓励地方、企业、民众代表进行客观评估，反复试验、比较这种办法与CDS对各方面利益的影响，然后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选择最佳的防范债务风险方案。

第三组不采取任何特殊的防范风险办法以进行客观比较。由于银行、保险公司参与CDS衍生避险产品的交易，必然影响到广大民众的存款和各种保险权益的安全，因此应该鼓励民众参与试点方案的设计、实施和监督，特别应鼓励定期轮换的各阶层民众代表参与效果评估，了解民众对试点效果的真实想法和改进建议。

防范全球资产泡沫破灭引发特大危机

为了防止反复发生资产泡沫误导经济资源配置，中国应该尽快制定中国版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规（即《1933年银行法》），还应该借鉴罗斯福战时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验，这样才能应对特大全球泡沫引发类似大萧条的特大全球危机。1933年罗斯福首先制定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规，彻底堵住了银行资金流向虚拟投机领域的漏洞，然后再推出了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刺激实体经济，否则金融资本贪恋虚拟投机高收益，根本不会配合扶植实体经济。尽管1933年、1934年美国出现了高达10%的经济复苏，但远远无法充分消化多年来形成的大量闲置产能、社会失业，后来担忧国债增长过快稍微压缩基建投资又陷入了经济衰退，直到二战时期采取了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办法，全面规划并充分启动闲置资源，才彻底缓解了失业和大萧条。这就是说仅仅扩大基建投资而不对闲置资源进行全面规划，很难应对特大资产泡沫破灭后出现的特大经济金融危机，无法消化多年来各个行业积累的庞大闲置产能、人力资源。

2016年初索罗斯称全球正面临着类似大萧条的通货紧缩，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其他各国都没有这样的应对危机意识，而华尔街正在有意识利用特大全球资产泡沫来剪羊毛，随时可能刺破全球资产泡沫引爆特大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各个国家都被新自由主义理念束缚了头脑，都不具有足够的经验和胆识完整借鉴罗斯福的成功经验，许多经济学家甚至强烈反对政府的产业政策，更不要说借鉴罗斯福的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政策。倘若各国不完整借鉴罗斯福的一整套成功经验，根本无法应对特朗普上台后全球资产泡沫提前破灭的危险。这就是说特朗普要想恢复罗斯福法规的长期利好，必须依靠完整借鉴罗斯福的成功经验才能够使其变成现实。